我的最最要命的失眠症又光顾了，我经历的是光明的进击，但也是一场真正的精神危机，我为写作的可能的成功前景而躁狂，为写作可能的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焦虑，为每阵风雨，每个声响，每个色彩，每个细节的触动而过敏，为每个失误，每个别扭，每个不胜其难其苦的畏难心理而悲伤。所有我曾经多次分析过批判过的“思想意识”毛病：患得患失，个人英雄主义，梦想一鸣惊人，不踏实，不甘心当螺丝钉，名利思想，自以为是，孤芳自赏，孤家寡人，脱离群众……都向我扑上来了，我变得脆弱了，病态了。

我写作的举动至少有点别别扭扭，有点影响我的和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影响我的“进步”。1954或1955年，一批我这个级别的干部都提了一级，然而，没有我的事。当然。

毕竟我在写，白纸上写下了黑字，写下了记忆和心绪，思想和梦幻，写下了诗意和柔情，编织着过往的和可能的一个个最珍贵的日子，岁月留痕，友谊长在，时代交响，一份自己的与伟大祖国伟大时代的见证将有可能完成和保持下来，年龄并没有徒增，干饭并没有白噇，头脑并没有白长，聪明并没有浪费，劳动能够开花也能够结果。

我的写作初稿越来越接近完成，我渐渐透露出了风声，我给几个要好的中学团委书记朗读我的初稿，我受到了一些赞扬，但也有人向上反映我的某些神经质的表现，我受到了团市委办公室一位负责同志的一点批评。

但我越来越破釜沉舟。我甚至想，如果我的成功，也许我能够被选派参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操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去一趟，经过一趟苏联，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了，我写过一首诗叫做《斯大林还会回来》。我常常流着泪唱“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原野成为光明的地方，我们编了一首美丽的歌曲，来把挚友和领袖歌唱……”这词也是苏尔科夫写的，他担任苏联作协的第一书记，法捷耶夫是主席。

我开始读一些谈写作的文章了，我记住了萧殷讲的“从生活出发”。我看到曾经担任夏伯阳的政委的富尔曼诺夫在写作日记里说什么成名的想法使他疯狂，我也深有同感，同时感到写作需要非常坚强的神经，它的风险和机会都是太超常了。

是福还是祸？我似乎已经走上了写作的不归之路。在契诃夫剧本《海鸥》里老作家特里果林谈到写作，说是每个具体的东西都是写作的源泉，比如一个玻璃瓶子……这个说法如同天启，如同曙光一闪。而另一个背兴的青年作家特里波列夫，追求女演员败给了老特里果林（后来曹禺甚至对我说他的印象特里果林是一个老流氓），写作也永远赶不上那个老家伙，他使我同情，乃至同病相怜，虽然我并未有情场文坛双失意的痛苦。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青年近卫军》，画出它的结构图。我想弄清那么多人物，作者是怎么样结构他的宏篇钜制的。在一个星期天有一次我去南池子中苏友协去听新唱片的音乐会，好像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部新的交响乐。我突然发现：这就是结构，这就是组织长篇的法门。第一主题，小提琴和双簧管，第二主题，大提琴和大号，变奏，和声，不谐和音，突如其来的天外绝响，打击乐开始发疯，欢快的小鼓，独奏，游离和回归，衔接和中断，遥相呼应和渐行渐远，淡出，重振雄风，威严与震颤……我知道怎么写长篇了，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