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开始写作以后才《人民文学》《文艺报》并且开始关注我们的所谓文坛风云的。此前，我的印象是大多数时文不好看，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拿起笔来就有一种全盖帽儿的雄心或者野心，这虽然幼稚，却不足为奇：如果我认为我写的是现有文坛的成果的延伸，也许我最好是不写，继续积极地当我的团干部，前途可能要更无量得多。

一九五四年文艺报上开始批判“一本书主义”，我完全读不明白，作家的任务除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更重要更神圣不成？一本书主义不好，两本书、三本书还是零本书、没有书就更好吗？

在对于丁玲的种种批评之中，没有比批“一本书主义”更荒唐，更不得人心的了。我这个当时的局外人认为。

出现了对于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批得崇高辉煌。我记得是宋之的同志写了这样的高屋建瓴的文字。而我最初读这篇时，感觉写得委婉深情，是那些年我读过的本国中比较动人的一篇，高于许多其他篇的一篇。例如报纸上登过一位著名老作家的作品，描写一个农村青年去结婚，一路上急人所急，难人所难，又是救病人，又是堵口子，又是排解交通事故……把新娘和亲友急坏了，最后在迟到多时、衣无完布的情况下举行了婚礼。这样的意思虽好，实在难于恭维。这个作品，倒是报上加了编者按大力提倡的。

而1955年开始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更使我一头雾水。毛主席的按语是写得真棒，针针见血，字字轰鸣，不但振聋发聩，而且天翻地覆——也就头晕目眩了。这个事件引发了各机关的肃反运动，我们一个小单位，把炊事员揪出来了，他说了一点关于宋庆龄的话。有几天不让他做饭而是让他扫地。河北高中一位老相识，也是地下外围组织的成员，更是被揪斗了个不亦乐乎。我暗暗吃惊，觉得可忧可怖。我觉得做得有点过头了，但总归是英明伟大之举。我要从中好好学习提高。

而1954年我发表的《小豆儿》是非常革命的，是肃反题材（发表后我才明白我是沾了肃反题材的光）。在写完《青春万岁》初稿后，我开始写一点短东西。写完不贴邮票就把稿子寄到《人民文学》杂志。那时候规定，稿件邮递是免收邮费的。稿子上我在结尾处有大段抒情，安东诺夫的路子。我自以为的重点不在检举坏人，而在于突出新中国的青少年，面临着怎样的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与急剧转变。我听说过一个因小儿麻痹症后遗而跛了腿的小孩的故事，她常常挨母亲的打，但是解放以后同样挨打时候她哭叫道：“毛主席不许打人！”这位残疾女孩信赖着呼唤着共产党，毛主席！她的故事令我涕泪横流。

我的《小豆儿》的抒情尾巴被《人民文学》杂志（当时是全国最有权威和地位的所谓“皇家”刊物）副主编葛洛全部删除。我很心疼，便写了信去抗议。葛主编接见了我，指出那一段我写得芜杂和俗气。这是我的“酸的馒头——senimenal”（感伤）主义的首次受挫。

我的《春节》原是一篇散文，寄给《新观察》，编辑的退稿信说，我写得很有感情，但是太散漫了。接到退稿，我用二十分钟时间编了一个故事，把同样的内容串了起来，寄出去，立即在《文艺学习》发出并受到夸奖。我一直不好意思编故事，用编故事的方法写我总觉得近于以雕虫小技骗人。我后来终于承认，写离不开编故事。

唉，写不可太俗气，太俗了像卖狗肉包子。也不可太清高自恋：太自命清高了，你根本就不该涉足，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流行于酒肆茶馆，为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流所喜爱的，有大说宏文的文体。

此前，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几周我和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头晕脑胀，眼冒金星，寝食难安，四肢丧力，全无把握，我写完了《青春万岁》的初稿。怕手稿丢掉，我把相当一部分稿子抄写到大型笔记本上，再买了大量五百字一张的竖写稿纸，往稿纸上誊。除了我自己，我还委托我的妹妹王鸣与一位同事朱文慧同志帮助我誊写。誊也誊完了，时至1954年冬，距离开始动笔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任何得意特别是失意者，赋闲者，自命怀才不遇的穷酸者，自恋者，梦游者，热情者有使命感者，也可能是妄想者，与编辑出版人员有私人关系者……都可一试，都有可能小示身手，而且，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差不多只有写作不由计划安排，你想写就写，写好了就能成事，那个时代有志于写作者何其多也。

同时，你一旦从事了那个叫做习作（一种酸酸的谦虚的说法）的事儿，你不管是怎么样地学富五车，有怎样的职位与学历，具备多么高尚的情操人格，多少经验阅历，多少才华灵感、奇思妙想和牺牲精神英雄气概……你仍然是不够用的，你最多只算是半瓶子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