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发表没有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27号我的家，给我送来了476元人民币的稿费。476元，相当于我的87元6角4分的月薪的5倍以上。这也够惊天动地的。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丛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后面这几个人也是我的朋友、熟人和半熟人，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的作者，对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织部》，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我们订了合同，我得到了预付金500元。

也算一夜成名，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恶心。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他们已从作协等处得知我的长篇即将出版。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预告了文学新人的成绩，他说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于是文汇报的人带着预付的500元现金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我给他们讲了该的故事性不强，也许不适报纸连载。但他们坚持要载。

到了次年1月，我没有在报上看到连载，我问是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是计划选个五六万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500元，宣布此事作罢。

与此同时，批判《组》的调子渐高。出现了一些传闻。《中国青年报》的张总编辑与佘副总编辑，两位关心我提携我与我私交甚好的领导，找我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他们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要有自我批评。他们还引用一位刚刚调入我区工作的老区来的女领导同志的话说：“王蒙，有点不听话呀。”

同时，组织讨论的《文艺学习》的主编与副主编韦君宜与黄秋耘也找我谈，说是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黄是连连叹息，背诵里的词语，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他本人则对一百个欣赏。他的表现是既感动又无奈。韦则表达了对我的器重与爱护之情，同时试图帮助我认识到中的一些缺陷，以便正确对待批评。韦的爱人是杨述，时任市委文教书记，我知道韦的意见里包含着市领导的意思，我必须好好听取。

君宜还转达了杨述对于我在《北京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散文诗《新年》的批评，说是那篇东西看不出时代特点。是的，我写了时光，却没有刻意去写肃反、合作化、总路线等时代的特色。但是我以为，那种对于时光的珍惜与敏感，也绝对不是旧中国的文人写得出来的。

到了这时候，我自幼受到的党的教育训练就起作用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表示一定认真听取意见，提高认识，三省吾身，闻过则喜。同时我也辩解：《组》不是反对党的东西。当然，不论动机如何，如果有很严重的后果，我当正视与汲取教训。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于《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一惊，我并非没有想到与该报的相处上的小小不顺遂，但是我很清醒，从政治上往对立方面打，需要认真对待，这是大事，而其他只是小事一椿。

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早在中学生的暑期学习团管伙食的时候，我就听过周扬的报告，有关领导还特别说到过，新解放区的学生只知道丁玲艾青，他们哪里知道周扬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