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云暮雨”，语出宋玉《高唐赋》。

而《尴尬风流》，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拙作新书的题目。

如椽笔，可参阅拙作旧诗《秋兴》。

尾句“春秋”或谓指拙作“季节系列”。而“月明”，或指拙作《青狐》。

北京市文联也召开了座谈会谈这篇。我从而结识了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对《组》大唱赞歌，抨击棍子，情绪激昂，真心支持。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子们果然不同。林斤澜着重谈技巧，不谈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这个选择他一直延续至今）。端木蕻良谈到了李长之叔叔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关于典型问题，李说写北京有这样的干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师则说自己与李都是教条主义——我的印象是，教条主义是一顶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

此后，传出来一个说法，说是市文联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个词：“五小闹北京”——指的是除我外，邓友梅的《在悬崖上》，还有刘绍棠、丛维熙，可能还有邵燕祥几个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动静。文坛上的“词儿”，比作品多多。正如杜甫诗：“水深波浪阔，毋使蛟龙得”，“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卖杂货》流行歌曲也唱：“风波浪里危险多”。与当时的总的情况相比较，这倒也不足挂齿，它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的注意。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文坛多事，成为水深浪阔的险地，除了抓斗争的方针外，文坛本身的不忿儿，不服，白眼儿红眼儿，恶语伤人或者伤人不带恶语，也构成了每次大动干戈的舆论基础，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