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宁三雄结拜时唯一的盟约，就是兄弟情义重于一切，所以保良刚一开口求助，两位兄长全都慨然应允。他们为保良设计了一个行动计划，并且为自己也能制造秘密而激动万分。

根据行动计划的部署，他们三人分别在保良家的巷口和鉴宁师范学院的门口，对保良的姐姐实施蹲守和跟踪。只要姐姐一出家门，保良就打电话给两个弟兄，李臣和刘存亮就会立即蹿出家门，到预定的地点隐蔽守候。

行动进行的当天就有战果，李臣发现果然有一辆宝马去了鉴宁师范，保良姐姐甫一下课就被接走，虽然没见到开车男人的面容，也不知他们去了哪里，但至少证明刘存亮所言，确实不虚。

第二天李臣从他姨家借来了一台老式的家庭用摄录机，还是在鉴宁师范学院的门口，拍到了那辆神秘的宝马，居然，也拍到了那个男人。因为保良的父亲随二伯去省城看项目去了，所以他们放心大胆地重返了他们原有的领地，并在那座暂时无人入侵的废窑里，在那台摄录机的小屏幕上，看到了那辆威风凛凛的车子和那个鬼鬼祟祟的男人。尽管是远景拍摄，尽管图像抖动模糊，但保良还是能从轮廓动作上，一眼认出了那人是谁！

那个男人，就是二伯的儿子权虎。

这天晚上保良回家后姐姐还没回来。保良对母亲说要去同学家对作业，吃完晚饭便出了家门。他在巷口的风中一直守到夜里快十一点了，才看到那辆在镜头里见过的宝马出现在街口。那辆车在他家巷子不远的路边停下，但没人下车。在这条夜深人静的狭窄的马路上，这辆全身黑亮的车子，俨然是个不怒自威的庞然大物。

保良从藏身的一个门洞里悄悄走出，一直走到车头的前方，十三岁的保良个子很矮，目光与车前玻璃恰好平视。借助街边昏黄的灯光，他清楚地看到姐姐与权虎抱在一起，嘴对嘴地亲着对方。这一刻保良说不清心里的感觉，究竟是失落还是伤心。他的姐姐，和他一起长大，朝夕相伴，感情最深的姐姐，如今却抱着别人，样子比他还亲！

权虎看见保良了。

让保良气愤的是，权虎看见他后并没松开姐姐，仍然抱着姐姐不停吮吸，而且还冲他笑呢。姐姐大概从权虎的表情上发现了什么，疑惑地抬起头来，这才看到了站在车前的保良，也看到了保良难过的目光。

那天晚上保良很久不能入睡，半夜三更听见姐姐推开了他的房门。姐姐坐在保良的床上，象往常一样用手摸着保良的头发，脸上微微笑着，眼里却含了一点泪光。她的声音象轻轻的耳语，把保良受伤的心慢慢温存，她说保良你应该替姐姐高兴，除了咱爸咱妈，你就是姐姐最亲的人了，姐姐有了男朋友，你应该替姐姐高兴啊。姐姐以前那么疼你，你现在也该疼疼姐了。

保良翻身背朝姐姐，没有吭声，但他的心却开始转向了姐姐，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和姐姐已经溶为一体，姐姐的喜怒哀乐，就是他的喜怒哀乐。他把背脊给了姐姐，是因为怕姐姐看见他脸上知错的表情。何况，姐姐的男朋友是他熟悉的权虎大哥，权虎大哥对保良一直不错。

从此以后，保良就成了姐姐和权虎的同党。权虎生得精瘦，却喜爱姐姐这样发育丰满的女孩。姐姐之所以瞒着家里，是因为权虎还没跟他父亲谈好。权虎幼年丧母，靠父亲养大，生活中事无大小，一概尊从父命。而父亲是否愿意接受结拜兄弟的女儿成为权家的儿媳，权虎还未敢开口问过。在这段热恋秘而不宣的阶段，保良就成了姐姐与权虎彼此联系的工具，为他们穿针引线，为他们传情达意。姐姐跟权虎吹嘘过她妈妈包的饺子特别好吃，权虎说再好吃也不可能有我们百万豪庭大酒楼的好吃。姐姐就哄着母亲包了饺子，然后悄悄拿了些让保良去百万豪庭交给权虎，并且非让保良看着权虎当面吃了，吃完表示信服才罢。权虎也让保良拿了百万豪庭烹好的三只鲍鱼给姐姐和“三叔”、“三婶”带去。当然，他在保良离开酒楼之前，已经让他趁热吃了一只。保良已经多次吃过这种澳洲鲍鱼，而且都是在这座百万豪庭大酒楼里。起先保良只知道鲍鱼好吃，不知道鲍鱼贵的可以卖到两三千元一只，便宜的也要卖到三四百元一只。他给姐姐带回来的那只鲍鱼，姐姐也只吃了一半，另一半还是让给保良吃了。

姐姐说：鲍鱼最有营养，你吃了好长身体。

父亲的那只后来也给保良吃了。父亲听说鲍鱼补脑，让保良多吃一点好好学习。母亲那只保良实在吃不下了，母亲就留到次日切碎了炒菜，菜的味道果然比以往要香。

姐姐的爱情，尽管一直不事声张，悄悄进行，但没用多久还是让母亲察觉到了。母亲真是太在乎女儿了，女儿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全都逃不过母亲的眼睛。这也不足为怪，初恋的少女，脸上的颜色、嘴边的笑容、脚步的节奏、说话的声音，全都在变，变得与常态迥然不同。

母亲历历在目，由怀疑到确定。她没去盘问姐姐，而是把保良叫到一旁，连逼带诱，几个回合就将保良瓦解，不仅供出了姐姐的恋情，而且交待了自己同党的身份。母亲听了，没有说话，没有继续追根问底，也没有大发雷霆。母亲只是眼圈一红，然后挥手让保良出去，母亲说：我知道了，没事了，你玩去吧。说完转过身去，去叠床上洗好的衣服。

母亲的反应让保良和姐姐都很吃惊。姐姐顾不上责备保良就去敲了母亲的房门。她说妈，权虎想请您去他那里吃饭，跟我讲了好几次了。母亲眼都不抬，说：我不去。虽说你爸和他爸是拜把子兄弟，可咱们毕竟是两家人啊，人家的饭，哪能随便去吃。你爸现在又帮他爸做事，咱们更要懂得规矩。姐姐干站了一会儿，推保良：保良你先出去，姐跟妈谈点事情。保良就出去了。他知道姐姐必须在父亲出差回家之前，把一切向母亲说清。

尽管，父亲从不轻易训斥姐姐，但姐姐一向很怕父亲。母亲总是唠叨姐姐，姐姐却和母亲更亲。保良听见姐姐和母亲在屋里嘀嘀咕咕谈了很久，但姐姐走出房门时的脸色，说明结果还算称心。母亲答应姐姐，这件事情由她向父亲妥为禀告，但母亲也要姐姐答应，你二伯家可以不论富贵贫贱，咱们陆家不可不论。权虎如果真的爱你，一定要他权家正正经经提出来才行。咱们陆家可以不要一分钱聘礼，但必须要他权家的明媒正娶！

这天晚上母亲真的跟着姐姐去了权虎的百万豪庭，在饭间当着权虎和姐姐的面，自然，也当着保良的面，把这个要求说得清楚而又坚决。权虎自是满口答应，说那还用说，那是当然。但母亲也听得出来，至少在那天晚上之前，权虎的爸爸权力和陆保珍的爸爸陆为国其实一样，对这场儿女之情显然一无所知。

但无论如何，那天晚上从百万豪庭回到家中，姐姐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的笑容，那份兴奋和轻松，藏都藏不住的。保良钻到姐姐屋里，看到姐姐又照镜子。镜子里的姐姐，被几口葡萄酒和太阳般的爱情刺激得面色嫩红。二十岁的姐姐比电视里的明星还要好看，脸上的皮肤五官，秀丽而又周正。走在鉴宁的街上，这样标致的女孩几乎是看不见的。谁能知道，一个如此完美的女孩就藏在这条平凡的小巷深处。保良为他自己，也为他家的这条巷子，感到无比骄傲，甚至也为要娶姐姐为妻的权虎，感到无比光荣。

保良问姐姐：“姐，你高兴吗？”

姐说：“高兴，你呢？”

保良说：“我也高兴。”

保良又问：“咱妈高兴吗？”

姐说：“高兴。”

保良说：“那妈干吗要哭？”

姐说：“没有啊。”又说：“自己的孩子，养这么大了，这一下要走，哪有不心疼的。”

保良忙问：“姐你要走？”

姐姐笑笑，又用手来摸保良的头发，她说：“就跟咱妈一样，嫁到陆家，就是陆家的人了。将来姐姐要是真嫁过去，就是权家的人了。”

保良听了，半天没有回声，眼圈忽地一下，也红起来了。

两天之后，父亲回来了。

父亲是跟二伯一起坐飞机回来的。保良跟了姐姐一起，坐了权虎的宝马去机场迎接。

去机场接他们的还有一大帮人，穿西装穿牛仔的五花八门，据说都是在二伯手下干事的经理，所以当二伯一出现在接机大厅，就立刻被前呼后拥包围起来，口口声声都喊：“权总！”“权老板！”一时搞得八面威风。

二伯和跟他一起回来的干儿子权三枪被那一大帮人簇拥着往大厅外面走去。保良和姐姐，啊，当然还有权虎，一起过去接了父亲手中的箱子。父亲一瘸一拐走在后面，看上去有些形影孤单。

但父亲看到保良姐弟过来便露出了笑容。这笑容父亲在家时已极为少见。这笑容一直保持到权虎用大宝马把保良一家三口送到家里之后，保持到母亲关了卧室的屋门跟父亲如此这般地低语之前。

在保良和姐姐去机场接父亲的时候，母亲就动手做好了晚饭。保良和姐姐一起把饭菜摆在桌上，等着父母谈完出来。保良看得出来，姐姐一边摆放碗筷一边留意着父母卧室的动静，弄得连保良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

终于，卧室的门打开来了，父亲和母亲相跟着走了出来，一言不发，坐下吃饭。整个晚饭被父亲的沉默搞得重压难忍，保良偷偷看看母亲，母亲的面孔也象霜打一般。

饭毕，母亲叫保良到厨房帮她洗碗。父亲和姐姐都留在客厅的桌前。虽然母亲有意关上了厨房的房门，但保良还是很快听到客厅那边言高语低地争执起来。

出乎保良和姐姐的意料，显然，也出乎母亲的意料，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而且态度极其坚决。

父亲的理由是：他现在和二伯在一个公司工作，两家联姻多有不便。姐姐说那你和我妈结婚时也是一个单位的，你们怎么就没有不便？父亲反驳道：我和你妈只是一个大单位的，平时根本见不着面，你妈和我也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可小单位就不同了。我现在又在权力手下干事，以前他是我二哥，现在他是我老板，你和他儿子有了这层关系，我在公司里很难做人！姐姐说可你也得为我们想想，我爱权虎，权虎也爱我，我们已经分不开了。父亲的口气非常委婉，立场却极端强硬：分不开也得分开，爸爸养了你这么大了，就这么一件事要你尊重爸爸，你都不肯吗！

姐姐哭了，哭着跑出家门。当然，保良猜得没错，她是去找她的权虎哥了。这天晚上权虎也把权家的意见告诉了姐姐。在姐姐与父亲发生争执之前，权虎已经获得了父亲对这场爱情的首肯。

权虎对陆家的态度自然深感不解，当晚就要随姐姐回家找她父亲理论，幸被姐姐挡住了。姐姐说还是让我自己先做我爸的工作吧，他就是那个脾气。其实我爸真正在乎的是我弟。我是女孩，女孩迟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再去求求我爸他不会硬不同意的。再说这都快到二十一世纪了，父母也不可能干涉儿女的婚姻自由啊。

那天晚上姐姐一回来就敲开了父亲的房门，还没进门她就双膝一跪，两行眼泪往下一淌，哭着说：爸，您就成全了我们吧。我以后就是嫁到天涯海角，我都是您的女儿，我一辈子都会孝敬您的。父亲坐在床上，闷着无话。母亲披衣出来把姐姐扶进去了。保良站在门边溜着缝看，他不知道姐姐都这么哀求了父亲还能心不软？

父亲闷了很久，终于开口：“保珍，你还小，还不懂事，你不知道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两家人，结了婚以后会有多少麻烦。我们做长辈的，比你有社会经验，所以在这种大事上，必须为你做主。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和你妈都不愿意看到你今后生活不幸……”

姐姐打断父亲，她抱着父亲的双腿哭道：“爸，只要您同意，今后的路我自己走，摔多大跟头我认了，摔了我自己再爬起来。”

父亲说：“你自己爬起来，你爬起来不还是要回你的娘家来。所以这事不光涉及你一个人，也涉及到我和你妈，涉及咱们全家，我们当然有权利发表意见。”

姐姐说：“我摔倒了我不回来还不行吗，我有多大事我都不再求你们了还不行吗！我只求你们答应我和权虎好。以后我保证，我们就是沿街要饭都不到咱家门口来要！”

父亲的话却就此打住，不想再和姐姐争执下去，他转脸对保良的母亲说道：“你先带保珍回她屋吧，今天晚了，这事今天先不谈了。”

母亲弯腰，要拉姐姐起来，姐姐的身子往后一退，坐在了地上，她哑着哭坏的噪子说：“爸，您要是非不同意，我只有跟着权虎走了，如果权虎他爸也不同意，我们明天就离开鉴宁！”

姐姐这个毒誓发的，让父亲脸色涨红，让母亲眼圈发红。母亲对父亲说：“你就答应她吧，女儿嫁人这是好事啊，怎么话都说成了这样，咱们女儿要是真跟人私奔跑了，咱们丢不起这份人啊……”

保良看到父亲脸色迅速由红变紫，一拍床板站了起来，他冲姐姐颤声吼道：“你要嫌这个家妨碍你了你就走，你就别当我是你父亲，你也别要你妈你弟弟了，你说出这种话来，你还有没有良心……”

父亲的怒吼和姐姐的抽泣，至此全都戛然而止，保良冲进门去，因为他看到父亲的身体趔趄了一下，脸色忽然由红变白，白得就象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脏蜡。母亲和姐姐也都吓坏了，都去扶持父亲。扶着他在床沿坐下。母亲显然感觉到了父亲手上异常的冰冷和剧烈的脉跳，她慌慌张张让姐姐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来。父亲有高血压，高血糖，心脏也曾经犯过病的，这些病让母亲犹如惊弓之鸟，稍有征兆就如临大敌。这天夜里他们把父亲送到医院后，医生给他开了床吊上了药瓶，才对母亲说你们幸亏送的及时，要不麻烦可就大了。

第二天权虎带着权三枪来医院探望父亲，他们带来了一大堆水果和一大篮鲜花，代表二伯问候病情。并且马上叫医生把父亲从急诊室的观察间搬到了一个正规的单人病房里。当然，父亲病着，权虎和姐姐谁也没再提起他们的事情。父亲也没提。大家彼此之间，都是一脸客气。

权虎他们走后，吃过午饭，父亲就要下床出院。母亲说：你在医院住两天吧，权虎刚才给保珍钱了，保珍到收费处替你交住院费去了。父亲说：咱们家又不是没钱，干吗要收权虎的钱！是不是非要做出一家人的样子来逼我同意？母亲说：你讲话不能总这么难听，人家看你病了，是表一下做晚辈的心意。父亲命令母亲：你去叫保珍不用交住院费了，她要不想让我再犯病就去把钱还给权虎，我出院回家躺一天就好。

母亲怕父亲再犯病，不敢违拗，急急地出了病房找姐姐去了。父亲让保良搀着下床，让保良这就搀他回家。保良说：不等我妈我姐了？父亲说：咱们先走，不等了。

保良也不敢多话，扶了父亲出门，在医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刚一上车父亲就用手机给什么人拨打电话，和那人约了地方说有事要谈。于是，车子半路转弯，没往保良家去，而是开到了离保良家不算太远的群众体育馆，在那里保良见到了父亲约来的那人。

那人不是别人，又是父亲原来的同事小于叔叔。

父亲给了保良十块钱，让他到一边玩儿沙壶球去。父亲当刑警时带保良来这里玩儿过沙壶球，不过那次玩儿是免费的。

保良就去玩沙壶球了。

保良玩着沙壶球，眼睛却是瞄着父亲的。因为他能感觉到，在这个轻松热闹的体育馆里，父亲和于叔叔的表情都不轻松。父亲情绪激动，说话时连肢体都会夸张地用力。保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在说姐姐的事情，在说姐姐的婚事。现在除了这件事能让父亲如此激动，还有什么事呢。

小于叔叔——其实也不小啦——先是平静地听，然后参与到对话中去。他的表情时而平缓时而激烈，有一刻保良看到，他差点和父亲吵起来了，但又马上压住。他们即便是争吵也全都压着声音，并且不时环顾左右，一副深怕隔墙有耳的样子。除了从表情动作上能感受到他们彼此的分歧，他们的谈话保良一句无法听清。

保良心里很乱，乱得没了玩兴，尽管他以前对沙壶球曾极度着迷，但此刻每个球都被他推得方向错失。几个中学生模样的人过来问他：你还玩儿吗，你还玩儿多长时间？虽然保良已经交了半个小时的钱，但他说了句：不玩儿了，便离开球台向父亲走去。这时父亲和小于叔叔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一致，父亲安静下来，闷着面孔听小于叔叔如此这般地解释着什么，劝说着什么……看见保良过来，父亲中断谈话皱眉询问：

“保良，你怎么不玩儿了？”

保良说：“不想玩儿了。”

父亲说：“是不是他们抢你的台子？”

保良说：“没有，我不想玩儿了。”

父亲说：“怎么不想玩儿了？”

保良没有回答，小于叔叔说：“老陆，那就这样吧，你身体有病，先带儿子回去，这事就这么办吧。回头我等你电话。”

父亲说了句好吧，小于叔叔便和保良打了个招呼，匆匆走了。在父亲的提醒下，保良冲他的背影追了一声：“于叔叔再见！”

保良跟着父亲回家，路上父亲始终在想问题，始终没和保良说话。

第二天，父亲跟二伯告假，说要上省城看看病去。二伯在电话里说：上省城干什么，干脆上北京去看，我帮你找个大医院，你是看心脏还是看什么？父亲说：朋友帮我联系了省城的一位老中医，我这病，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还是得找中医综合辩证地调理一下。二伯说那要不要跟个人啊，要不让三枪陪你一趟？父亲说不用了，我让我女儿陪我去就行。

父亲带着姐姐走了，去了省城。

照理，该由母亲陪父亲去省城的，可父亲偏偏让姐姐陪他。

姐姐陪父亲去省城看中医的第二天，权虎来看望母亲，给父亲带来些降压强心的补药，又托母亲转达他的问候。权虎还带来一台ibm的台式电脑，最新款的，让人安装在保良的屋里。这是保良拥有的第一台电脑，而且比学校里和任何网吧里的电脑都高级多了。母亲死活不收，权虎死活让人安上，还让安电脑的师傅教保良学习怎么使用。母亲看着保良眉开眼笑爱不释手的样子，终于没再逼权虎把电脑拆走。

姐姐陪父亲去省城看中医了，一连三天，保良一放学就泡在那台电脑前废寝忘食。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三天以来，父亲始终没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报过一声平安。

三天之后，母亲有些着急，打父亲的手机，手机是关的。母亲让保良去问权虎，看权虎有没有接到姐姐的电话。权虎说没有接到，这两天他一直拨打姐姐的手机，可姐姐的手机也是关的。

第四天，母亲急得几乎要报警了，父亲的电话这时打回家来。一听到父亲的声音母亲的悬心一下落地，可父亲电话中的语气却是万分的焦急。

父亲问母亲，保珍有没有回家，有没有往家里打过电话。母亲慌了，慌得口吃起来：没，没有啊，保珍不是跟你在一起吗？父亲说：保珍不见了，我打她电话，手机也关掉了。

姐姐失踪了。

母亲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权虎。

她让保良陪着她到百万豪庭大酒楼去找权虎，可权虎听到姐姐失踪的消息也同样大吃一惊：没有啊，她没有给我来过电话，她走以后一次都没跟我联系过。二伯也闻讯赶过来了，和父亲又通了电话。据父亲说，他们住在省城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天去看了医生，昨天去街上逛了逛，今天一早起来，姐姐就不见了。原以为她又出去逛街了，父亲还生气了一个上午，到午饭时还不见姐姐回来，才疑心出了意外。二伯又厉声追问权虎，是否知道姐姐的下落，权虎赌咒发誓，坚称不知。保良和母亲都相信权虎的表情不是装的。于是，二伯建议父亲别再等了，应当马上报警！

于是，父亲在省城报了警。

母亲和权虎当天晚上也赶往省城去了。两天后二伯也赶过去了，据说二伯在省城有不少关系，在公安局公安厅也有不少熟人。

两周之后，父亲和母亲一起从省城回来了，回来时两手空空。虽然二伯在省城托了不少关系，点了不少钞票，但姐姐还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母亲天天流泪，什么事都干不下去，家里又脏又乱，前所未有。保良也哭了两场，但他看到父亲没哭，而且还一个人到厨房去找吃的。在父亲那照例沉默的表情里，保良看不到应有的悲伤。没有人留意到保良看父亲的眼神，连父亲本人也不会察觉，一个刚满十三岁的孩子，眼神中的疑惑究竟意味着什么。

父母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天还没黑，母亲不想做饭，拿钱让刚刚放学的保良去巷外饭馆买些饭菜回来。保良买回饭菜，又帮母亲收拾餐桌摆好碗筷。母亲满目憔悴，有气无力地对保良说：去，喊你爸过来吃饭。保良去了父亲的卧室，卧室里没人，又去卫生间找，卫生间也空着，但卫生间旁边的后门却半开半掩。保良从后门探头出去，隐约看到那条夹道般的小巷端口，父亲的影子一闪。保良叫声：爸！小巷里只有空洞的回声。保良犹豫了一下，顺着窄巷寻踪而去，出了巷口不见人迹，只有坡地上那座庞然大物的废窑横垣眼前。保良不知为什么竟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做贼般地摸到了废窑跟前，他忽然听到窑里传来笑声，那笑声让保良心惊肉跳，因为他几乎可以断定，那轻松笑着的家伙，就是父亲以前的同事小于叔叔。

保良心口突突跳着，踮着步子慢慢往前，尽量不让脚下发出一点声音。他终于看到了于叔叔。于叔叔嘴角的笑纹，这时尚未收净，在那副轻松表情的对面，是一个微驼的背影，那瘦削却又宽阔的脊背上，架着父亲硕大的头颅。

也许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于叔叔的目光抬起，向保良这边扫来，保良的心脏，几乎从嘴里蹦出。他不知为什么对从小相熟的这位小于叔叔，甚至对生养自己的父亲，此时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害怕自己真的看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他因此而不敢正对于叔叔那道突然扬起的锐利目光，他仓促间选择了逃避，他向窑口的方向亡命狂奔。

他们也发现他了！

父亲在身后叫他：“保良！保良！”叫第三遍时保良停住了，但不敢回头。父亲从身后过来，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保良喘气喘得胸口发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妈……妈让我……让我喊你吃饭！”

保良说完这话，仍然不敢回头。父亲说：“你们先吃吧，我和于叔叔谈点事情。”

保良低了头往窑外走去，父亲在他身后又说了一句：“你和你妈先吃！”

在那之后的几天，大家还在想方设法寻找姐姐。父亲和母亲，二伯家的人，特别是二伯的儿子权虎，打电话找遍了姐姐所有的同学朋友，希望姐姐的失踪，只是一场负气出走。公安局的人也来找父亲、找权虎、找相关的人员了解情况。权虎还让人把姐姐的照片登在网上，悬赏寻人。二伯也花钱在省里的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马上快过元旦了，年头年尾，一天天临近，催得人人心急如焚。也许只有保良一人看得出来，在父亲那张表面焦急沉痛的脸上，隐含着一丝平静和轻松。尤其是在母亲哭着抱怨父亲不该干涉女儿恋爱自由的时候，父亲居然说：我们一时见不到她，也比她跟人私奔了恨我们一辈子强！

十三岁的保良，想姐姐想得发疯。

十三岁的保良，心里包藏着巨大的惶恐。

在寻人启事见报后的第四天，姐姐突然回到了鉴宁。

姐姐回来了，但没有回家，她用一个电话把权虎约到了他们经常相约的一个路口，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所谓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他们双方的父亲母亲。

权虎悄悄赶到路口，他在那个路口站了不到一分钟，就看到姐姐从街的对面快步跑来。姐姐跑过马路，跑向权虎，她紧紧抱住了权虎，然后泣不成声。

姐姐的归来，证实了她的“失踪”，确实是父亲亲手策划的一起“阴谋”。这起“阴谋”的目的，还是为了反对姐姐持意不肯放弃的这场门弟不合的爱情。

在所有人看来，父亲实在愚蠢到顶。他以看中医的名义把姐姐带到省城，又在省城找到公安方面的熟人朋友，把姐姐“软禁”在一个四面高墙的院子当中。虽然吃喝都有人安排照顾，但这是长久之计吗，你能关她一辈子吗？姐姐和父亲一起住在那院子中的一幢三层高的小别墅里，她的手机从一开始就让父亲藏了，楼里的电话也打不了长途。三天后父亲说要出去办点事情，让她等在这里不许乱跑，从此便人不见影鬼不见踪。院子里的人每天用各种花言巧语试图稳住姐姐，以致姐姐一周之后才发觉情形不对，但院子的大门始终锁着。这期间父亲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先是骗她稍安勿躁，耐心等他回来，后又挑明如不放弃与权虎结婚的想法，就不让她回家。

姐姐又哭又闹，她后来才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内部的招待点。保良后来回想，这个“计谋”肯定是于叔叔出的主意。因为父亲在去省城之前，曾在体育馆和于叔叔鬼鬼祟祟地碰面，在父亲回来之后，又在废窑弹冠相庆地接头。在他们自鸣得意的时候，也许没想到姐姐在省城的那个小院里，已被逼成困兽。

那个小院、还有院里的三层小楼，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妇女日夜守着姐姐，不许她出去，每日好言相劝，茶饭伺候，无非劝她要听父母的话，劝她在这里好好安静几天，等父亲过来接她回去。

在明白真相的第三天深夜，姐姐从三楼卫生间的窗户顺着楼后外墙的下水管子爬了下来，手和腿都蹭出了见血的伤口。当她的双脚着地后她顾不上疼痛，向着大街的方向飞快奔逃。天亮后她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火车票回到了鉴宁，在那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路口，见到了她的爱人权虎。

权虎马上把姐姐带到二伯那里，声称要立即与姐姐结婚。他们没有告诉二伯，这时的姐姐，其实已经怀有身孕。

二伯给出的态度非常明确，第一、不反对他们相爱和结婚，第二、他对姐姐说，我跟你爸爸是几十年的兄弟，你嫁到权家来，你爸必须有个态度，哪怕他到我这儿来点个头，也就算数。他不同意，你们就不能办结婚手续。你们别让我们做老辈的，为你们伤了和气。

二伯的态度与其说是支持，不如说是反对。

姐姐和权虎决定私奔。

保良是从父亲接到一个电话的反应上，知道了姐姐已经回到鉴宁。父亲接了那个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权虎和二伯，追问姐姐的下落，打给权虎的电话是权三枪接的，说权虎不在，搪塞过了。二伯则在电话里向父亲通报了儿女的想法，并把自己的立场做了复述。在他们通话之后，双方家庭都在寻找各自的儿女，但姐姐没有回家，权虎也不在酒楼，两个年轻人摆出了一副人间蒸发的架式，以争取他们相爱的权利。

保良这才看到，父亲真的急了，脸色发白地四处打电话求助。在和于叔叔通了一个电话后，又匆匆离家而去。也许保良那时年纪太小，他无法推测父亲的不近情理，是否必有其中的道理和原因。

这个道理和原因，是在这段棒打鸳鸯的悲剧发生将近一年之后，保良才得以明晰，可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保良见到姐姐是在姐姐回到鉴宁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阳历的大年三十。保良放学时被权三枪在校门口叫走，用汽车把他拉到了一条叫不出名字的街道，带他进入了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在这幢居民楼顶层的一套单元房内，保良见到了权虎和姐姐。

姐弟二人抱头痛哭。

保良觉得，姐姐太可怜了。

见到姐姐憔悴的样子，见到姐姐淌下的泪水，保良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那时把全部的同情，全都投向了姐姐，投向了和姐姐痴情相爱的权虎。那天晚上他自觉自愿地充当了一个小交通员的角色，把姐姐决定结婚并决定与权虎双双出走的消息，悄悄带给了母亲。

这个消息让母亲也流下了眼泪。她和保良躲在厨房里，背着一墙之隔的卧室里的父亲，看了保良带回来的姐姐的亲笔信。那封信里充满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与愧疚，让人悲肠百转，也发出了从此井水河水永不相犯的毒誓，令人心寒如冰。

元旦这天，父亲原说要出去找二伯和几个走得近的朋友好好谈谈，但母亲把早饭做熟之后，父亲还未起床。母亲问他，他说头痛不去了。母亲把保良叫到厨房，从身上掏出一只精巧的小盒子，保良知道，这就是母亲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件嫁妆——一对镶着真钻的白金耳环。

母亲打开盒子，两只耳环熠熠耀目。母亲取出一只，放在保良手里，随即哽咽起来，克制了半天，才把抽泣压住。她对保良说：“昨天晚上我去街上，给你姐打了电话，她今天和权虎结婚。今天是元旦，是个挺好的日子，今天结婚挺好的。我跟你姐说了，今天妈妈去不了啦，可妈妈要送她一个结婚礼物。保良你把这只耳环带给你姐，告诉她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了，要是想妈妈了，想家了，就看看这只耳环。妈妈这儿还留了一只，妈要想她了，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这一对耳环又合到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妈等着这天。你跟姐说，妈祝他们幸福。”

元旦，鉴宁的街上，好大的雪。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

元旦下雪是个好兆，但保良走在街上，雪粉飘在脸上，每一滴每一粒，都像妈妈和姐姐的眼泪，特别凉，特别疼。

姐姐的婚礼就在那幢居民楼的顶层单元里举行，仪式简单。姐姐和权虎一没拜天地，二没拜高堂，甚至，也没有夫妻对拜。他们只是坐在一张旧餐桌前，喝了交杯酒，说了祝福自己的话。桌上摆的“婚宴”，都是从楼下的餐馆里买回来的酒菜，因为这房子是临时租的，所以没有任何餐具，菜就盛在从餐馆带回的塑料饭盒里，筷子也是从餐馆拿来的一次性筷子。权虎因为执意结婚，和他父亲也闹僵了，所以尽管身上有钱，也不敢到街上象样的酒楼里大办喜事。二伯在鉴宁城里耳目众多，他们必须小心为妙。代表女方参加婚礼的，竟然只有保良一人，而男方亲属的代表，也只有背着二伯悄悄赶来的权三枪。

餐桌的一侧，放着姐姐和权虎行将上路的行李，那两只行李让婚礼充满了天涯沦落的辛酸味道。保良把母亲的那只耳环交给了姐姐，保良说：妈让我把这个给你，她祝你们一生幸福。姐姐接了耳环，看了半天，摘了自己原来戴的普通耳环，让保良把这只白金镶钻的耳环给她戴上。保良给姐姐戴耳环时姐姐哭了，耳朵抖得让保良戴了半天才好歹戴上。权虎问：怎么只有一只？保良说：另一只我妈留着，说想我姐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他又对姐姐说：妈说你要想她了，就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两只耳环合在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说她要一直等着这天。

保良说完这话，鼻子酸得想哭，泪到眼窝又忍住没落。

姐姐没有说话，只是把保良搂在怀里，先是用手，后又用唇，抚摸亲吻着保良乌黑的头发。婚宴也就此草草结束，权虎开始催促姐姐收拾上路。保良和权三枪一起送姐姐和权虎去了火车站，他看着权三枪帮这对新人把行李搬上车厢，看着权虎拉着姐姐的手踏上了列车的踏板，那一刻他觉得姐姐脸上终于漾起的笑容是那么幸福，那么由衷。

火车开动。

姐姐走了。

保良哭了。

他那时觉得，这就是永别，姐姐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

火车是绿色的，绿色中涂了黄色和银色，还点缀着白色和红色。当火车在雪地里渐渐走远，越变越小以后，统统变成了单纯的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