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过后，父亲照常去二伯的公司上班，和二伯见了面，谁也不提儿女的事情。也许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已经秘密地结了婚，他们兄弟二人，已经亲上加亲地成了儿女亲家。

元旦后上班的头一天晚上，二伯让父亲参加公司里的一个应酬，是一家地产商在百万豪庭大酒楼宴请二伯。那家地产商要开发市南的一块地皮，想请二伯手下的拆迁公司承包拆迁任务，二伯手下的拆迁公司就由权三枪负责，听说鉴宁很多难缠的钉子户一听权三枪三个字，就全都老老实实地搬了。

那天酒席宴上父亲多喝了几口酒，散席后二伯让权三枪开车送父亲回家。车子开到小巷的巷口，停稳之后，下车之前，父亲问权三枪：“三枪，你跟叔说句实话，你到底知不知道权虎跟我家保珍现在在哪儿？”

权三枪想了一下，说：“权虎和保珍已经走了，他们已经结了婚，前天就走了，可能到上海去了。”

父亲按说应有预料，可他当时的表情却说明他真的没有料到：“结婚？他们已经结了婚？”

权三枪说：“他们也不能不结了，保珍已经怀了权虎的孩子，不结婚更不好办了。”

父亲没再说话，他手脚迟钝地开了车门，下了车子，刚刚走了两步就双腿一软，瘫在了马路边上。

保良和母亲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打上了吊针，吊针里除了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外，还有一种镇定催眠的药物，父亲很快睡过去了。二伯也赶过来探望，见父亲已无危险，又向医生问了情况，才打道回府。走前对母亲说：“妹子，你跟三弟说，他愿不愿意跟我搭亲家我无所谓，不是亲家我们还是兄弟。孩子也都大了，咱们想管也管不了，随他们去吧。咱们做老辈的，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长命百岁才是真的。”保良站在母亲身后，他在二伯的话里，听不出他对权虎和姐姐己成夫妻的事实，是否已经清楚。

父亲醒来之后，又在医院里躺了两天，才出院回家。于叔叔来家里探望了一次，父亲支开保良和母亲，关上卧室的门和于叔叔谈了很久很久。于叔叔走的时候，脸色阴沉，但并没忘记对在门口做功课的保良笑了一下。保良突然讨厌这个于叔叔，他甚至断定，父亲之所以反对姐姐的婚姻，之所以粗暴地把姐姐软禁在省城的那座小楼，大概都是于叔叔出的主意，都是于叔叔设下的圈套。

从此以后，父亲更加沉默。只要父亲在家，家也就变得沉默。父亲只有在严肃地要求保良用功学习的时候，才开口和保良说话，。父亲要求保良必须考上鉴宁最好的高中，因为只有上了高中，才有可能考上大学。父亲说他已经和省公安学院的熟人说好，只要保良的分数过了公安学院的录取线，就一定会收他去那里上学。虽然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但从现在就要加倍努力，打好基础。咱们陆家就靠你了！

父亲说这些话时，态度虽然严肃，言语虽然重复，但声调却总是保持着强烈的激动。说到动情时，眼里还会闪出些许泪光。保良每次照例听着，听完照例点头，然后照例说声“唔。”

那一阵保良在家，只有母亲可以倾心对话。母子二人说话的地点，多数是在厨房和后门，以及其他可以避开父亲的角落。他们相谈的内容，多数是关于姐姐——关于姐姐的去向，关于她的生活，关于她是否幸福，关于权虎是否仍然爱她……还有她肚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母亲说要是男孩就好了，男孩是家里耀祖光宗的希望，长大以后恋爱结婚，也不象女孩那么让人牵肠挂肚。

保良问母亲：“姐姐要是生了男孩，爸爸是不是就会同意她跟权虎大哥好了？”

母亲反问：“是吗？”

保良说：“因为爸爸看重男孩呀，姐姐要是生了男孩，爸爸也就不用整天逼我学习了。我要是考不上公安学院，还有姐姐的孩子，他要是考上了，一样耀祖光宗呀。”

母亲楞了半天，叹口气说：“唉，你姐就算生了男孩，也是人家权家的苗啊。耀的是人家的祖，光的是人家的宗，和陆家不相干的。”

关于姐姐的长嘘短叹，也是保良与李臣刘存亮聚会时的一个内容。李臣还异想天开地提议大家攒钱，帮助保良前往上海，演绎一出千里寻姐的现代传奇——万一你姐在上海落入虎口了呢，你去把她解救出来，那时全国的报纸电视都会把这动人的故事宣传报道，你陆保良从此也就一世名扬！

后来保良知道，姐姐和权虎出走之后，确实去了上海，又从上海去了南京。他们并没“落入虎口”，而是在鉴宁左右的不同城市辗转迁徙，日子过得还算和谐。

姐姐和权虎之间唯一不和谐的，是关于当初要不要离家出走。离家半年之后的权虎开始想家，特别是每当他信用卡上的钱快要用光，马上就会有人在卡上注入新的存额的时候，他的意志和情感，就遭到一次无形的肢解。第一次发现卡上的钱突然回涨的那一刻权虎就知道他父亲已经原谅他了。他开始和姐姐计划归程，但姐姐不愿。那时姐姐即将临产，她害怕回去看到父亲那副严厉的面容。她已经对家里立下了永不回头的誓言，她希望权虎能带她在宁静的二人世界中，让孩子平安降生。

在南京租房非常便宜，这也是他们后来离开上海的主要原因。他们在玄武湖畔租下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公寓，并且就在离这套公寓不远的医院，生下了他们的孩子。孩子没有降生之前名字就已起好，叫权雷，小名就叫雷雷，既上口，又有力。从字面的笔划看，也算雨露润禾，吉利富贵。如果生下女孩，就在雷字上加个草字头，变成花蕾的蕾。雨后的田地上草木繁盛，也算寓意不凡。

权家有福，是个男孩！

在姐姐生下儿子的这一天，权虎兴奋难抑，终于背着姐姐，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听到声音虽然余怒未消，但那熟悉的沙哑还是让权虎感到无比可亲。他说爸，我是权虎，我想你。沙哑的声音故作冷淡：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我还以为你真有骨气扛到底呢。权虎说：爸，我在南京呢，保珍生了，生了一个男孩，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权雷，您看行吗？

一周之后，权三枪突然来到了南京。他为权虎和姐姐租下了一套豪华公寓，还为他们雇了保姆。孩子满月的时候，权虎带着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回到了鉴宁。

真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姐姐和权虎在一起生活，做什么不做什么，基本上都是权虎拿主意的。姐姐只有在快要临产时才母以子贵，得到万般尊宠，平时则无甚主见及任何权柄。在孩子出世之后，权虎决心回家，说要赶回去参加他父亲五十五岁的寿宴，姐姐也就只能抱着孩子，忐忑不安地踏上归途。

姐姐回到鉴宁的这一天，正是二伯五十五岁的生日，百万豪庭大酒楼可容纳二百人同时进餐的最大厅房，从早上开始就张灯结彩地布置起来。二伯跟父亲通了电话，告诉他姐姐回来的消息。并且约他晚上一起过来喝酒同乐，父亲在电话里祝了二伯生日快乐，但表示身体不爽，晚上不能恭陪。二伯猜到父亲还是为儿女婚事耿耿于怀，于是放下电话就让权虎带着姐姐和他们的孩子，回家探望父亲。父亲那天其实本来无病，见姐姐回家来了，马上躺倒呻吟。母亲兴高采烈地带着权虎和姐姐一走进父亲的卧室，父亲便假病真喘地连连咳嗽起来，母亲过去替他捶了半天才稍稍平息。姐姐满脸堆笑叫了一声：爸。父亲又开始咳嗽，没有应声。

姐姐说：“爸，我和权虎回来看您来了，我给您生了个外孙子，也看您来了。”

父亲还没答话，孩子忽然睡醒哭了，母亲过去帮姐姐哄那孩子，大家的注意力全被孩子吸引过去。保良偷眼观察父亲，发现父亲坐在床上没动，但看孩子的眼神，专注而又迷惘，说不清是爱怜还是厌恶。等孩子的哭声停了，父亲才慢慢开口：

“保珍，你留下，我跟你单独说两句话。”

母亲看看父亲，又看看权虎，连保良都能感觉得到，父亲始终不理权虎有点不近情理，不太礼貌。不管怎么说，权虎也是陆家事实上的女婿，也是陆家这个新生的外孙法律上的父亲。因为这个孩子，权虎在血缘上，和陆家也有了不可更改的联系。

保良看得出来，权虎很尴尬，也有点不快，从母亲手里接过孩子，扭脸走出了父亲的卧室。

父亲又对保良说：“保良，你跟你妈也出去一下。”

母亲不敢违拗，拉着保良出了屋子。

卧室里只剩下姐姐和父亲两人。

父亲对姐姐说：“保珍，你走以后，爸爸病得不成样子，你做女儿的心里还有没有父母？”

姐姐说：“有，我出去这大半年，天天都在想您，想我妈，可我不敢回来，回来怕您骂我，怕又惹您着急上火。”

父亲说：“一个人，要是连父母都不顾了，别说街坊邻居，今后不管你走到哪里大家都会骂你。咱们陆家有你弟弟，所以我不求你有多么出息，我只求你做女儿的，为人处事，孝字为先，你爸这个要求，不为过吧。”

姐姐的声音和目光一起低垂：“不过”。

父亲说：“你今天能回来，能回来看我，好，我高兴。今天爸爸只求你一件事，希望你能答应。你今天在家陪陪爸爸，爸爸不舒服，你做女儿的在床前尽尽孝，不为过吧？权虎你先让他回去，孩子他今天愿意抱走，他就抱走，愿意留在咱这儿，就留下，留下你妈也能照顾。至于你们俩今后怎么办，这孩子今后怎么办，你容爸爸过一两天病好了，再慢慢跟你商量，行不行？”

姐姐抬起眼睛，愣了半天，说：“爸，今天权虎他爸过生日，我已经做了人家的媳妇，不能不过去照个面的。我今天晚上去照个面，完事我就回来，回来好好陪您，好好听您的开导……”

父亲没容姐姐说完，马上坚决地打断：“我刚刚说了，爸求你今天陪在家里，就求你今天！你答应，就是还认我是你爸，还是听话的女儿。你不答应，你连这点要求都不答应，你就是对有没有我这个亲生父亲无所谓了，那你就拿权虎的爸爸当你亲爹去吧。他有钱，你认钱做父，我这个生你养你二十多年的父亲，我是死是活，你就不用管了！”

姐姐哭起来了，她说：“爸，不是我不认您，是您不认我。自从您知道我和权虎好上了，您就没说过一句疼女儿的话。如今我都当妈了，您都不认权虎，不认您这个外孙！不是我不爱您，是您根本就不爱我！”

父亲脸孔扭曲，眼圈也忽地红了，于其说是伤心，不如说是怨怒：“我不爱你？我不爱你？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爸爸为你操了多大的心！我今天就问你这一句话，你是我女儿不是，你是咱们陆家的人不是，是，你就留在家里，等过一两天咱们商量妥了，你爱去哪里我不拦着你。你今天要是非走不可，我也不拦你，那你以后也就别再回来了！”

姐姐泣不成声，她扑通跪下来，说了句：“爸，我是您的女儿，可我现在，也是人家权家的媳妇，我对不起您了。”说完她朝父亲砰地一声磕了一个响头，磕完便爬起来出了房门，门外的母亲紧张地盯着姐姐脸上的泪水，颤声相问：“怎么了又？”姐姐哭着叫了声“妈”，然后从权虎手上接过孩子，说了句：“走！”便一路走出了家门。

姐姐抱着她的孩子和权虎走了，那孩子也是母亲的骨肉，也是保良的骨肉。母亲叫一声：“保珍！”，眼泪哗哗地淌个不停，但听见父亲在卧室里狠狠地一声不吭，也不敢放声悲恸。保良呆呆地站在客厅门口，他想安慰一下母亲，又想追出去和姐姐告别，又想应该进屋去看一下父亲。就在六神无主的这个瞬间，保良发觉自己突然长大，他的胸膛里沉沉跳动着的，是一颗沧桑的心！

那天晚上保良没有睡着，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渴望再次梦见那个喷火的女孩。他渴望依附在一个身怀绝技无所不能的女神怀中，受她庇护，被她爱抚，随她驾风而去，远离一切尘俗。但保良望着黑洞洞的屋顶，女神始终没有光临。

隔壁房里，父亲母亲也许同样今夜无眠。尽管姐姐早在半年多前就已离家出走，但保良能感觉到的，这一夜才是真正的亲人离散。

第二天一早，母亲借口到外面买豆浆去，跑出去用巷口的公用电话拨了姐姐的手机，不料姐姐的手机关了。母亲犹豫片刻又拨了权虎的电话，权虎的手机也关了。母亲回家悄悄问正准备出门上学的保良，保良说：昨天二伯过生日，可能他们都睡得很晚，不会起那么早吧。母亲松口气说：我还以为你姐真的不理咱们了呢。

白天，父亲也出门去了，不知是去上班还是办事，夹了个皮包，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巷子。快到中午时分，母亲又拨了姐姐的手机，那手机依然关着，权虎的手机也依然关着。母亲在家里的电话本上查到了权三枪的电话，拨过去，同样关着。母亲放心不下，犹豫了很久。终于拨了二伯的电话。二伯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都没人接。母亲慌了，又无可作为，连烧水做饭的心情都没有了。

晚上，保良和父亲几乎是前后脚一起回的家。父亲的脸色依然不好，他没有照例盘问保良的学习成绩，也没有问母亲饭做好了没有，他在客厅里的餐桌前坐下，叫母亲，又叫保良，让他们都过来，一起坐下。他说你们坐下，我有话要说。

母亲坐下来了。

保良还背着书包，也坐下来了。

父亲说：“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们。我大哥权力，也就是保良的二伯，涉嫌非法集资和黑社会犯罪，昨天晚上，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昨天晚上，公安机关把百万公司的主要成员全都抓了。这是一个大案，权虎有没有牵涉进去，还不清楚。但是他和保珍现在都被公安机关控制了，下一步会怎么样，都很难说。我做为保珍的父亲，这半年多来，该做的我都做了。保珍以后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母亲呆掉了，连哭泣都被窒息。保良也呆掉了，那一刻他的脑子飞快地闪过无数画面的碎片，虽然没有链成一条明确的线条，但整个事件的内幕，已可隐隐透出！

那天夜里保良隐约听到隔壁的厨房里，母亲在悄悄哭泣，保良也在被窝里悄悄哭泣。他不知道父亲在另一侧隔壁的卧室里，是否能够安睡。父亲没有过去劝母亲，保良也没过去。保良虽然幼稚，却知道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第二天母亲照常做了早饭，父亲坐在餐桌前，喝了半口稀粥，发了一阵呆，便起身早早出门，不知去了哪里。这一天母亲什么都没做，只是一个人在屋里发呆。晚上父亲回来时拎着一只漂亮的纸袋，是鉴宁最高档的大世界商场的专用纸袋，他把纸袋放在正在假装收拾桌子的母亲身边，想说什么终未开口，然后转身走回自己的卧室。保良为母亲打开那只纸袋，里边是一只精致的鞋盒，鞋盒里有一双讲究的女式皮鞋，尺码和母亲的完全一致。这是保良印象中父亲第一次主动给母亲买东西，表情却并无喜庆而是深深的歉意。保良说：妈，这是爸给你买的。母亲没有说话。保良又说：妈，你要不要试试？母亲仍然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向那双看上去相当贵重的皮鞋看上一眼，只是动作机械地继续擦着桌子。

事隔不久，母亲自己到大世界商城把那双皮鞋退掉了，为保良换回了一双耐克牌的运动鞋来。耐克牌运动鞋保良一直渴望拥有，向父亲交涉过几次，一直未能如愿。

事隔不久，鉴宁的电视新闻里，播出了二伯被抓的实况报道。保良几乎看傻了，电视画面里，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士兵和公安干警，将那座百万豪庭大酒楼严密包围。二伯过生日的大厅里，参加宴会的人全都双手抱头，在武警的弹压之下，黑压压地蹲了一片。电视镜头扫过了权三枪和权虎的脸，还扫过了其他一些保良熟悉的脸。那些脸或镇定或张惶或灰败如土……二伯被押上警车的镜头做为这则新闻的最后收尾，只照了一个侧面，看不出平时一向豪爽威风的二伯，此时究竟是何嘴脸。

电视里，姐姐没有出现。虽然父亲说过，公安武警在百万豪庭采取行动的时候，她也在场。

事隔不久，父亲有一天从外面回来，匆匆说了一句：“我们得离开这儿了，准备搬家吧。”

母亲问：“搬家，搬哪去？”

父亲没有说话，进了卧室便把书柜里的书全都搬了出来，他喊保良：“保良，你去把储藏室的纸箱子拿来！”

事隔很久，保良才完全明白，父亲当初辞去公安学校的职务到百万公司下海从商，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公安机关早就查觉百万公司有黑社会组织的苗头，苦于没有得力证据。百万公司的上下骨干，都是二伯的亲信，可算铁板一块。适逢国家金融管理机关要求公安部门对百万公司非法集资的情况展开调查，鉴宁公安局才决定两案并为一案，并且动员老刑侦干部陆为国利用与二伯的关系，打入百万公司搜集证据。保良还能记得起来，最初来和父亲交待这项任务的，肯定是那位于叔叔了。他甚至还能记起在进入百万公司的前后几天，父亲每天都阴沉着脸，二伯毕竟是他几十年前就认下的哥哥，两人感情一向不薄。但父亲也毕竟受警察机关多年的思想熏陶和纪律训练，又何况军令如山，国法难撼，父亲只有接受任务，孤身赴险。

事隔很久，父亲说过，早在百万公司最终覆灭的十个月前，公安机关就决定收网结案。抓捕二伯及其同党的方案和时间都己确定，一应证据材料和申请逮捕的报告均已呈送检察机关待批。抓捕行动的警力也已进入状态，令出即发。姐姐就是在那个节骨点上，公开了自己的恋情，并提出了与权虎结婚的要求，父亲不得不在于叔叔的协助下，将姐姐骗到省城软禁，本以为几天之后权家被端，他的用意姐姐自会了然。没想到检察院在审查批捕材料时认为，侦查办案部门提供的证据尚嫌片面，一旦在审讯中和法庭上遇到抵抗，有可能无法完全印证对他们的指控，因此建议暂不收网，建议办案干警细之又细，再查再探。接下来就发生了姐姐跳楼逃回鉴宁的一幕，发生了姐姐与权虎秘密结婚，并且离家出走等一系列始料未及而又无法控制的事变。

父亲无法控制这一切，皆因他不能说出他反对这门亲事的真正理由，他不能明着告诉女儿，这门亲事将给她带来一生的麻烦与悲哀，他只有用一系列看上去不近人情的借口，“粗暴干涉”女儿的婚姻自由，试图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和发展，但无效。不但无效，也彻底恶化了他和姐姐的关系，疏离了他们的情感。姐姐和父亲一样，在外面一切能忍，在家里，自尊心则强烈得不容侵犯。

十个月后，悲剧再现。巧得不能再巧，公安机关依靠父亲的努力，终于人证物证齐全，经检察机关批准，决定在二伯五十五岁大宴群臣的时候，将他们一举拿下。就在抓捕行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紧要关头，姐姐带着她不该生出的孩子，出现在父亲与二伯之间！

二伯出事是出在秋天，保良跟着父母从那条住了多年的小巷里搬出来的时候，街上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黄遍。

他们不仅搬出了那幢虽大却旧的房子，搬出了那条虽短却窄的巷子，而且，保良没想到的，他们居然搬出了他和他的父母，和他们陆家世世代代出生、长大，直至衰老死亡的鉴宁，搬到远在几百里地以外的省城来了。

挺大的家，最后拉到火车站时，只装了一辆卡车，破旧过时的桌椅柜子全都处理掉了，带走的只是父亲的书籍和全家要用的衣服被褥。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电脑也没有带走，父亲把它做为赃物上交给了公安机关。

父亲离开了老家，却重新回到了公安机关。权力犯罪集团一案的侦破，为父亲带来了勋章和荣耀。也许父亲没有想到，在他成为一个残废，在他离开刑侦工作一线，象提前养老似的去做一个学校的闲职之后，还能咸鱼翻身，成为一名侦察英雄，获得一枚整个鉴宁刑侦大队无人拥有的一等功勋章，并且受到省市领导和公安部官员的隆重接见。他的事迹在公安机关内部，也被广泛传扬，除了印发事迹材料外，还组织过报告会到地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巡讲。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组织上没有同意他回到刑侦部门继续工作，而是把他分配到省公安学院，给了一个副院长的头街，更多的时间则是安排他治病，疗养，休息。父亲也五十五岁了，按他的身体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立了大功，照理可以办理内退手续了。

保良家的新居，就是省公安学院分给父亲的宿舍，是刚刚盖好的一个小院，比他家在鉴宁的那个院子还大，而且煤气暖气和二十四小时热水，一切应有尽有。屋里装修得也挺讲究，家具也都在省城选样新买。这个院子和他们的生活一样，一切都是簇新的。在这个簇新院落的背后，就是云岭公园的万顷绿荫，而出门行之不远，又是生活方便的闹市，各类商铺一应俱全。

在繁华的省城，在这座有名的都市，保良拥有了这样一个舒适而又方便的家。保良很兴奋，很想立即让李臣和刘存亮都来做客，但他从母亲的脸上，没有看出一丝笑容。他也知道，这样的家是靠父亲的功勋得来的，而父亲的功勋，是以姐姐的毁灭和亲人的离散为代价的。

同样因为父亲的功勋，保良的转学也受到有关方面的格外照顾，安排他进了省城的重点中学插班入学。保良很快就象一个真正的都市孩子一样，习惯了省城的一切。虽然没有了“鉴宁三雄”，每天放学后难免有些寂寞孤单，但新生活中可以享受的东西很多很多，保良那时除了常常想念姐姐之外，生活几乎没有太多的不满和缺憾。

姐姐一直没有音讯，一直没有回家。

二伯的案子，确实非常有名，保良搬到省城之后，还在电视上看过两次关于这个案子的跟踪报道。当荧屏上出现二伯的画面时，父亲起身走回了自己的卧房，他也许不想看到二伯一夜之间，就变得如此鬓发斑白。二伯站在一大排人犯当中，立于法庭的被告席上，在身后两名高大法警的挟持之下，显得神形委琐瘦小。他五官呆滞地听着检察官宣读罪状，那一大排身穿黄色马甲的囚犯无论面孔熟或不熟，都让保良第一次体会到世事的沧桑……

从报纸电视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二伯和他的团伙被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少政府官员也牵涉其中，相继落马。这个案子成了当时省内反黑反腐的头号大案，成了百姓们街谈巷议的一个焦点内容。

保良的姐姐和姐夫权虎其实早在保良随父母搬家之前，就被公安机关放掉了。在他们被解除监控之前，父亲让于叔叔陪着，还去姐姐监视居住的地方看过一次姐姐，劝她离婚，劝她回家。孩子你带过来也行，留给权虎也行。父亲劝姐姐说：你妈你弟弟都很想你，你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以后爸爸要搬到省城去了，省城优秀的小伙子很多，找个有思想有文化的应该不难。

父亲一直说，姐姐一直沉默。姐姐不但沉默，甚至不看父亲一眼。

父亲最后说：“保珍，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回不回家？”

姐姐仍然不答。

父亲又说：“我问最后一遍，你回不回家？”

姐姐拧着头，死活不看父亲，死活不发一言。

父亲起身，走出了那个房间。

据说，姐姐和权虎在解除监视居住之后，一起走了，带着他们的孩子。当然，他们肯定离开了鉴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参与了二伯的团伙犯罪。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二伯究竟是栽在了谁的手里。

在保良考入高中的那年，报纸上公布了二伯团伙犯罪的审判结果，经鉴宁中级法院和省高级法院初审和终审，判定二伯权力及其他涉案人员共三十四人，犯有金融诈骗罪、走私罪、逃税及骗税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恐吓勒索罪、行贿罪、强迫交易罪、私藏枪支弹药罪等多项罪名，二伯被依法判处死刑，余众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不等。

正义与邪恶，亲情与爱情，情义与法律，忠诚与背叛，这一场灵魂搏杀的战争，至此烟飞灰灭，正果而终。

之后，保良和父母就在他们那个舒适的院子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生活既平静安宁，又有那么一点点压抑，一点点莫名其妙的枯躁和沉闷。

父亲每天上班下班，保良每天上学放学，母亲每天上街买菜回家做饭，生活每天周而复始。但保良看得出来，父亲母亲的心里，安定得并不那么由衷。

父亲风光一阵之后，终于回到寂寞中来。那份公安学院的工作，并非他的人生理想，无法焕发斗志激情。保良不知道父亲上班时是个什么模样，而父亲下班回家的状态，则显得老态龙钟，只有在饭前饭后对保良进行教导训诫时，父亲眼中才能偶尔闪过一丝激越的光芒。他老是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保良，我跟我们学院的刘院长讲好了，只要你的高考成绩一过线，学院一定收你。爸爸把道路都给你铺平了，你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

父亲经常说到的，还有一句：保良，爸爸在警界这么多年，立功受奖，人家都当爸爸是个英雄。咱们虎门无犬子，你一定要超过爸爸才行！

姐姐不在了，父亲的希望更是集中在保良身上。姐姐留给父亲的，只有心痛。父亲要在保良身上，找回自己的笑容。

搬到省城后，父亲给保良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台电脑，比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并不差到哪去。只要是保良学习上的需要，父亲总是尽量满足。何况电脑本来就是保良曾经拥有的东西。

在家里，父亲不许保良，也不许母亲，再提过去的事情，甚至不许他们提到姐姐的名字。但父亲自己有时却提，他说姐姐是咎由自取！

其实保良知道，姐姐是压在父亲心里的大山。

保良后来想过，父亲在功成名就之后，难道没有一点英雄气短的隐痛？他会不会想到二伯？二伯是他少年时磕头结拜的兄弟，他们曾经端着一碗鸡血酒许下铮铮誓言：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几十年后，二伯死于父亲之手，二伯的儿子权虎，也不知流落何方，还包括已经成了二伯儿媳的姐姐。

如果说，姐姐是陆家每个人心里的一座大山，那么这座山已经把母亲的脊背压弯。如果说，搬到省城后父亲的身体状况维持不变，那么母亲则突然变得百病丛生，变得弱不禁风了。母亲患上了抑郁症、风湿症、哮喘症，她的样子，一下子变得比父亲还要苍老，还要沉闷。母亲在家里除了洗衣做饭，几乎听不到她的一丝声音。

母亲的沉默把这个家弄得彻底压抑，最难承受的倒不是保良，而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因为母亲与保良之间，还有个三言两语，与父亲之间，则连眼神都很少传递，饭好了也是让保良去喊父亲：叫你爸吃饭。保良不在时，母亲就把饭摆在桌上，让父亲自己看见自己坐下来吃。父亲要问：你怎么不吃？母亲就说：不饿。或者就说：在厨房吃过了。搬到省城以后，逢年过节，或母亲过生日，或不逢年过节不过生日，父亲常常给母亲买些衣服或其他礼物，还给母亲买过补品。但后来发现，那些衣服母亲始终没有穿过，补品也一直放到过期。后来，父亲也就不再买了。

常常，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才会克制着哮喘，对保良说道：保良，你能帮妈妈找找你姐吗，你姐从小很疼你的。

保良说：我知道。

可保良又到哪里去找呢？

有一天，非节非年，母亲一大早就很反常地把那只从娘家带来的耳环戴上了。父亲上班前奇怪地问：好大年纪了，怎么今天爱打扮了？母亲说：好久不戴了，戴上看看。父亲说：那一只呢，怎么只戴一边？母亲说：那一只找不见了。父亲说：找不见了？再好好找找，挺贵的东西可别丢了。母亲说：噢。

父亲走了。母亲看看盯着她的保良，用手摸了一下耳朵上的耳环，说：今天是你姐生日。

那天晚上，父亲回家，一家人吃晚饭时，保良突然说：“爸，今天是我姐的生日。”

父亲愣了一下，又低头吃饭。保良看看母亲，母亲显然没料到保良会说这个，端着碗惴惴不安。

少顷，父亲开口，问母亲：“保珍……今年该二十四岁了吧？”

母亲没能答言，却己泪垂双颊，她用手绢擦泪，然后起身到厨房去了。母亲进了厨房，也没有哭出声来。

父亲看着母亲的背影，没有责备。又看看发愣的保良，说：“吃饭！”

但他自己看着桌上的饭菜，则似乎无心下咽。他沉着嗓子，对保良说道：“你姐姐不认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停了一阵，父亲又说：“前一阵我托鉴宁公安局的于叔叔帮忙找过她。没找到。她早不在鉴宁了。”

父亲居然托人找过姐姐，这是保良没想到的。保良抬眼去看父亲，父亲马上把话题转向了保良：

“保良，你姐姐要走这条路，我也没有办法，我做父亲的，已经尽了全力。现在爸爸只有你一个孩子了，你又是个男孩，爸爸今后不求你升官发财，只要你能子承父业，让大家看到我们陆家的儿子比他爸爸干得更好，更有出息！爸爸立一个一等功，你要立两个、立三个。你要练得象你于叔叔那样，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爸爸自己不能在侦察一线干了，要是把你培养成能在一线干出成绩的人，爸爸也就死得瞑目了！”

这一大堆话，保良耳熟能详，熟得耳朵都起了老茧。但父亲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保良只能面目严肃，郑重点头，做出深切理解，心领神会的样子。

父亲问：“你听懂了吗？”

保良答：“听懂了。”

离考公安学院的年龄越近，保良的这句“听懂了”，就越答得底气不足。

保良是从鉴宁转学插班来的，他的学习成绩按省城这家重点中学的水平，中等还要偏下。能不能考上省公安学院，完全没有把握。父亲的嘱托和希望，虽然总是同义重复，但说得多了，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每让保良想起，都不免战战兢兢。

他甚至开始羡慕起李臣和刘存亮来了。

李臣和刘存亮都没考上高中，靠家里走关系找了中专去上，一个学旅游服务，一个学汽车维修，也都学得没精打彩。但至少他们没有考大学的沉重压力，不用承载耀祖光宗的家族理想，今后凭力气或凭技能挣钱吃饭，一辈子胜任愉快又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