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政府财政困难，物价高涨，公务人员的生活很困苦，情绪低落。严家淦时任福建建设厅厅长，有一次他去一朋友家中，见客厅有一帧奇怪的照片：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另一人跪在他面前，仔细一看，跪的和坐的是同一个人，就是朋友本人。严百思不得其解，问朋友，答说：这叫求人不如求己。

1944年，哈里森·福尔曼访问延安，毛泽东向他解释中共与苏联不同。福尔曼问：“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那末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毛答复说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们所说的话，”“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福尔曼坚持说：“那末为什么你们不改名呢？改为属于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的名称呢？”毛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我们的天良上，并不关重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戴季陶在日本同蒋介石同嫖共赌，终生与蒋关系密切。他原名戴良弼，清末时改名为戴天仇（与满州不共戴天之意）。革命成功后，跟陈果夫、蒋介石在上海一起开交易所时，一心发财，想做陶朱公，又改名季陶。后来说中山先生是继承周公文武孔子的圣人，他自己以贤人自居，故又名传贤。他使蒋决心杀邓演达，他的书房正桌上，挂着观世音像、中山先生像和他的母亲像。1949年初，他从南京逃到广州，同于右任同住招待所，于责备他，蒋的许多罪恶，他应负责任，因他同蒋是密友，可以无话不说，他对蒋不但不加规劝，反而助纣为虐，使蒋叛党祸国之罪更大。戴因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就在2月22日吃安眠药而死。

王芸生以《大公报》闻达社会，中共建国，他仍难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报负责人的会议上，谈起一件小事，时为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夸夸其谈一通，说得完全不对，王芸生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说：“唉！不是那么回事。”同时，习惯性地用手往上轻轻一挥。谁知张春桥勃然变色，冷嘲热讽说：“我是打仗进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往来，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此语一出，举座无言。

张群的朋友评价他说：“众友呼岳军，只能呼之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有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

张群在日本时，有人曾问他：“岳公，你追随蒋先生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大陆失陷，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负一部分没有及时进言的责任？”张群坦率地说：“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什么菜，我做什么菜。”

沈昌焕深得宋美龄信任，时人戏称沈为宋英文秘书。当沈昌焕的朋友祝贺他就任台湾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时，沈的直言可掬：“我主要是在这里接电话的。”闻者莞尔。沈接电话颇得宋美龄“欢心”：你说上海话，我答上海话；你英文，我亦英文，应对自如。

秦孝仪早年做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后来当过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他的声名大噪乃是蒋介石遗嘱所赐，“秦孝仪承命受记”从此成为他的注册商标。遗嘱内容无论用典、用词都一度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资。秦后来官至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

20世纪60年代末，《纽约时报》有报道说，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而非元配，宋当时正好在纽约，看后怒不可遏，马上命令驻美大使周书楷前去交涉，要求该报更正、道歉。周以为此事难办，且报道属实，拖延久之。因此惹恼了宋美龄，将周叫到寓所，宋斜躺在床上问周何以不照令办事。周说这是在美国，让人家更正道歉很难，宋不依不饶，争执之下，周耐不住性子，说：“我是中华民国的大使，不是你的仆人！”宋美龄听后马上从床上跳起，打了周一耳光，尖声吼叫：“我就是中华民国。”

严家淦任“总统”时，蒋经国任“行政院长”。一次蒋要亲自去找严商量事情，先由“行政院”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个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见蒋‘院长’？”不久，严家淦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秘书愣了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总统’说他出去会顺道到‘行政院’看蒋‘院长’的，时间最多也就是半个小时，请转达蒋‘院长’。”蒋经国曾说：“凡事有静波先生在，我就省了好多心。”

聂卫平战胜日本棋手后一段时间，哪儿都找他去，领导找他，群众也找他。聚会的时候，上千上万的人围着他，他傻乎乎地笑，人家说他和熊猫一样是国宝。有人私下问他：“你的棋怎样？会不会退？这是你的根呀！”他苦笑着回答：“退倒不会退，可也不会进，我没办法呀！”

隔膜第三十一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于1920年2月上书陈炯明，提倡计划生育。他在倡议中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强调节育，节育的目的在于优种，此时陈炯明有儿女十余人，接到此书后，认为是讽刺自己，斥为谬论，并对身边的人说：“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