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事情并没有到此就完结

得知高场长要拆场部的木板路来为大伙做房间隔断，退伍兵们还是十分感动的。（当然，只拆用了一部分，保留了一部分。）从拆路、运料，到新的隔断建起，抓得再紧，总也得花五六天时间吧。在这段时间里，小伙子们和他们年轻的妻子们白天正常出工，晚上依然住大地窖，睡那用苇子杆儿隔断的小间，却再也没人发牢骚讲怪话。小夫妻们居然渐渐“适应”了环境，“学会”了在这毫无私密性可言的环境里“亲热”，“办事”，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住进独门独院的新房子去。

应该说，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已经在自然地走向平静。那两位护送军官也打回电话来，请省军区的同志替他们订购机票，准备返京了。可惜，事情并没有到此就完结。订完票，他们找高场长去告别。高福海对他们说，这一段真辛苦二位了，今晚你们就别回丫儿塔了，我请二位吃点便饭，明天一早，我们一起上丫儿塔搞个活动。他俩也很高兴，说，搞活动好啊。这些退伍老兵们也干了好几天活儿了，也该让他们休息休息，喘口气了。当晚，高福海在场部小食堂“宴请”。七个碟子八个碗，自不待细说。

第二天的活动是，带领全体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去冈古拉墓地祭奠。高福海的用意自然是十分明确的，他想告诉这些兵娃子，冈古拉现有的这一切，虽说还不尽如人意，那也是前人用生命换来的。一切都来之不易。他希望这些老兵娃子不要把个人眼前的一得一失看得太重。

说是墓地，既没围墙，也没大门，只有一条砂石路还算看得过去。墓地设在一片向阳的高坡地上，白晃晃的雪耀得人睁不开眼。大部分墓都不立碑。有碑的，多数字迹也早模糊不清了。墓地里长满了多半人高的狗尾巴草，芨芨和野荆芥，还有一人多高的铃铛刺。坟堆上长的是青蒿，这会儿早已枯黄。高福海坚持说，这儿的每一座坟墓，都埋着一个摄人心魄的“故事”。那天，他让小分队的队员给这些老兵娃子当“讲解员”，讲述那些故事。每个队员均摊下来，能分到四五个、五六个老兵娃子，加上家属，约有十个左右的听众。赵光和范东被韩起科派出去办别的事了，剩三十名左右的老兵娃子和家属，就由韩起科给讲解。但韩起科这狗屁孩子口才不怎么的，本来能说十分钟的话，到他嘴里，往往三五句就完事儿。高福海在一旁听得实在耐不住了，便上前，让他“靠边站”，亲自给讲了起来。事情恰恰就发生在老人家亲自讲解的过程中。事后据当时在现场的人说，高场长讲了还不到十分钟，有个老兵娃子在底下小声嘀咕：“嗨，建农场就算有多了不得，也不能搞死这么些人……”高福海一听，立马就火了。当场追查。但后来也有人说，当时压根儿就没人说那话，完全是高场长耳背，情绪又有点激动，把现场杂七杂八的声音，比如风声、跺脚声、咳嗽声、哄娃娃声，或野獾噬咬树根发出的悉嗦声，野兔乱蹦乱窜的声音……听成了这嘀咕声，闹了一场天大的误会。还有人说，当时的确有人在底下小声嘀咕了，但话不是那么说的，没说“搞”死，只说也不能“死”那么多人。这份证词当然很要害，因为有没有一个“搞”字，这话的性质和分量就太不一样了。还有人则断定，这件事完全是一个阴谋，是高福海和韩起科串通一气，事先精心设的一个套儿，挖的一个坑，目的就是要藉此机会，收拾一下这些初来乍到、心高气傲，看啥都不顺眼、吃啥都不可口的老兵娃子，让他们学老实了。在后来多次调查取证过程中，韩起科一直作证，说他当时在场，他听到那个兵娃子确确实实说了这个“搞”字。我后来问他，你到底听到了没有？他说：“你啥意思么？那个兵娃子要没说，高场长会这么去讹他？”我说：“我问你听到没有？”他说：“我没听到，能跟调查组那么说吗？”“别跟我妈啊爸的玩这套文字游戏，正面地回答我，你到底听到没有？”“嘿……”“你嘿什么嘿嘛！”“嘿……嘿……你想让我干啥？组织人反对高场长？你觉得冈古拉这会儿还不够乱糊的？！”“可你想过没有？你这么作证，那个兵娃子就得担着一份恶毒攻击农场党委主要领导的罪名。”“……”他不作声了。“你到底听到没有么？”我继续追问。“……”他还是不作声，只是怔怔地看着我，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说了一句：“你真够烦人的！”转过身就走了。

但当时高福海的确气炸了，拨开众人，照直走到他认定的那个兵娃子面前，用马鞭指着那小伙子的鼻子尖儿，说：“你再吭气给我说一遍，谁搞死了这些同志？”那个老兵娃子一下子脸色刷白，大气不出，二气不喘地，只是呆呆地看着高福海，完全吓傻了。

“说！”

“……”不吭气。

“说！”

“……”仍然不吭气。

“说呀！”

“……”还是个不吭气。

这样，居然僵持了好几分钟。一个退伍军官挤过来打圆场：“高场长您先别上火。我在边上待着哩。我可以跟您保证，他没这么说。他也不会这么说……他凭什么要这么说呀……”

“你保证？”高福海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问。

“保证。绝对保证。”那位退伍军官上前一步，打了个立正，挺起胸，说道。

这时，高福海转过脸，略略地瞟了韩起科一眼。（这个细节，后来也在许多人嘴里广为流传。他们认为，这一瞟，意味着，他俩事先有约定，也就是说，这时候高福海暗示韩起科，你该站出来说话了。但也被一些人坚决否定。他们说，不止一个在场的人可以证明，韩起科当时虽然站出来说话了，但是，高场长没有向韩起科发过任何“暗示”。韩起科也绝对不是在接受了场长的暗示后，才站出来作证的。）

韩起科往前走了两三步，走出人群，走到圈子中央，作证道：“我听到了。他说了。”

“我说啥了？说啥了？你说我说啥了？”那个兵娃子这一下子完全顶不住了，一下就毛了，炸了，脸盘胀紫，猛地上前一把揪住韩起科的领口，连声逼问。

“干啥干啥？你还想干啥？”高福海连声喝斥。这时，小分队的人已经闻声赶到，冲进人群，三个架一个地，把那个兵娃子从韩起科身边架开。而其他那些老兵娃子也沉不住气了，上前想拽回自己的战友，纷纷吼叫：“别动手嘛。有话好好说嘛。”现场的气氛一下像开弓的箭，紧张到了极度。还是韩起科做了个手势，让小分队的人松开手，放了那个兵娃子。几乎同一时间，北京来的那两位护送干部也立即上前拦住吼得最响、冲在最前边的那几个老兵，不让他们接近小分队的人。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我没准备高楼大厦来接待各位。”高福海说道。

“我们压根儿就没打算来住高楼大厦。”“想住高楼大厦，就不上这达来了……”有的老兵仍在委屈地嘟哝。

高福海却眼圈红润起来，他竖起眉毛，把宽大的手掌向墓地深处一伸，大声责问道：“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会这样看待这些牺牲了的老同志，还认为是我搞死了他们……”

“我没这么说！”那个老兵娃子急得都快要哭了，赶紧叫了一声。他知道，这会儿再不说话，更不行了。

“你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听高场长说！”护送干部也急了，大声打断他的话。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似乎已经预感到一些什么，所以拼命设法，以控制住那正在失控的事态。

高福海淡淡地苦笑了一下，并且，很快地，那笑纹便从他冷峻的唇边消失，转身示意开荒队队长（也是一位退伍军官）：“把其他同志带回。至于你们……（他指指围站在自己跟前的这二三十位老兵和他们的家属）留在这儿，帮助这个小伙子一起回忆，刚才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啥时候回忆起来了，啥时候通知我一声。”说着，倒背起手走了；并把小分队留了下来，“看守”这二三十人。事后，许多老兵一说起高福海当场做的这决定，就特别不能平静。“您是老同志，老资格，又是我们的上级领导，您觉得我们做错了什么，怎么怎么罚，我们都可以接受。您让一帮小屁娃娃像看劳改犯似的看着我们，这算啥？”但即便这样，他们当时还是忍了。毕竟是老兵嘛。当时是下午三点二十三分左右。一直在雪地里站到六点，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气温急速地下降到零下。而下午出来参加活动时，这些老兵和他们年轻的妻子都没有穿大衣，在雪窝窝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小时后，又让荒原上的寒风连续吹了这么几个小时，的确已经有点受不了。其中还有两位退伍军官的妻子，急着要回去给孩子喂奶，奶胀得也不行了，自行流出的奶水已经把内衣都溻透了。

作为当事人的那个老兵娃子上前对韩起科说：“高场长认定犯错误的是我，跟同志们无关。我留在这儿继续‘回忆’，让同志们回去。”

韩起科冷冷地瞟了他一眼，不作声。

那老兵冲过去吼道：“她们还有奶娃要喂哩！”

韩起科依然不作声。他觉得没必要再跟他扯啥。高场长临走时，已经把要说的要规定的，全说清楚了，也规定妥了。回忆不清那句球话，就是不许走。谁也不许走。在执行高福海的决定方面，韩起科从来是十分坚决的。否则，还要小分队干啥？还要他这个队长干啥？！

那老兵终于受不了了，冲过去，一把揪住韩起科的领口，骂道：“你这小屁娃娃还有点人性没有？”

韩起科一把反捏住老兵的手腕，平静地问：“你说谁没人性？”

“说谁？说你呐！”老兵挣了一下。一直到此刻，他和其他那些老兵都还没把眼前这个个头不高、年纪不大、肤色也不算太黑、长得也还算清秀的“小屁娃娃”当一回事。但他们却不知道，此时此刻，他们“犯”了一个巨大的几乎是无法挽回的“错误”：你怎么骂韩起科都行，不经高福海许可，他一般是不会跟你翻脸的。因为，高福海临走时吩咐下的，只是“看住”这批老兵，让他们反省。高场长没说你可以对老兵们采取别的措施，韩起科就绝对不会胡来。这一点，也是小分队的伙伴们特别佩服他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他都能控制住自己。这对于一个只有十六七岁、又完全在戈壁滩上长大的“狗屁娃娃”来说，这阶段正是野性最足的时候，他能做到这一点，凿实也是难得。但有一条，你说啥也别说他“不是人”，别说他“不通人性”。他最忌讳这话，也是他最不能忍受的。还有一句话也是他不能忍受的，那就是：“你呀，你就不是你爹妈操的！”这两句话都触到他内心最不能碰的伤口，一个一直在流血的伤口。韩起科当然早就知道别人是在怎么议论他的。他并不在乎什么喝“狼奶”之类的屁话，他甚至暗自庆幸自己从小能在高场长身边长大。关于“狼奶”“母狼呵护”“第十七棵黑杨树下捡回来”之类的说法，他从来没当面去询问过高场长，（其实这么做，很容易。他就是不去问。）他觉得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或是“天方夜谭”，没必要把它真当一回事地去打扰高场长。但十几年来，他始终没法回避的一件事是，至今高场长一直没跟他说过他亲爹娘的事。他至今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爹娘。也不知道，自己这个“韩”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极度的自尊，加上极度的隐性自卑，让他一直在躲避着这个肯定无法躲避的“致命伤口”……因此，种种说法中，他绝对不能忍受的一种说法就是，他韩起科压根儿就“没有爹妈”，他韩起科压根儿就“不是个人”。一旦谁要触碰了他这“伤口”，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是好意还是恶意，那你就只好自认倒霉吧……

所有这一切，那个老兵当然是不知情。那一刻，他只觉得那个“小屁娃娃”的手越来越用力，眼睛越瞪越大，嘴唇越抿越紧，脸色越来越苍白，（还有人传说，老兵这时还看到韩起科的眼睛里突然跟狼似的放射出两道绿光。这肯定是在说屁话了。）没等他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人居然已经凌空而起了，紧接着，便重重地摔倒在了雪地上。

你打我？老兵一下炸了，一骨碌翻身跳起，忙不迭地抹去脸上嘴上的雪粒儿，一面按部队教练的对打规程，拉开拳脚架势，一面急赤白脸地大喊：“你打人？你打人？”其他那些老兵也一起冲了上来。一开始他们还挺高兴，因为他们都懂得，只要不是自己开的“第一枪”，动的“第一拳”，只要是后发制人，往后怎么打都是有理的。再说，现在也不存在“军民关系”的问题，正好借此机会，教训教训这个在冈古拉简直是没人敢招惹的狗屁“小分队”。但三四个四五个老兵冲上前去，几乎都遇到了同样的困惑：瞧着韩起科这狗屁娃娃都没怎么挪窝，也没怎么伸胳膊动腿，自己怎么就噼里啪啦地，跟散了架的篱笆墙似的，倒一片啊。一轮下来，呼哧呼哧直喘，瞪瞪眼，想定了，再想要往上扑第二轮，不成了，因为这时小分队的人全都拉开了架势，围了上来，而且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起又是从哪儿抄上手的，反正这时刻他们人人手中都已经攥着根不长也不短，不粗也不细的柴禾棍了。但最“恐怖”的还是……（下面所讲的，又是“民间传说”了。我姑妄讲之，你们各位姑妄听之就行了。）韩起科突然冲到对面不远的那个高包上，向着空旷的大荒原，仰起脖子长长地吼叫了一声，不一会儿，傍晚那青紫色的天空深处便响起多次母狼的嗥叫声来回应他。又过了不一会儿，远远近近便出现了一大群饱经沧桑、毛色灰暗、步履矫健而又稳当有力的母狼，四处闪起一片发着绿光的眼珠子，突破黑幕的遮蔽，向这儿急速地包抄过来……

多年来，冈古拉的人一直是这么言传的，而且他们从来也没怀疑过自己这种言传的真实性。他们说：当年在黑杨树下曾经呵护过韩起科的那群母狼，一直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这个“孩子”。她们是不会允应谁来伤害自己的这个“孩子”的。任何时候，只要韩起科发出求助，离得再远，它们也会跑来保护他的。

信耶？不信耶？你当然可以自由选择。但是，韩起科这狗屁孩子只穿一件那么薄的旧灰呢大衣，里头顶多也就穿件旧衬衣，一件旧毛线背心，连个手套皮帽都不用，也没见他使过什么围脖，整天还敞着胸怀，就能在冈古拉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冬日里撒欢儿，你说，他是谁的孩子，他是喝什么奶长大的？

…………

当时，老兵们既不敢走，又不敢留，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让他们的家属先回大地窖去。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实在冻得已经受不了了。据说就连这点要求，当时也没得到韩起科的同意。就这样，双方一直僵持到后半夜，一直到那个老兵娃子不得不“承认”自己说了这个“搞”字，承认自己“恶意攻击了农场党委的主要领导”，韩起科才把他们放了。据说，一回去，半数以上的家属都病倒了，这场高烧持续折磨了她们整整一个星期。第二天一早，高福海又派韩起科和小分队的人来，把那个老兵娃子带走了，说是要进一步“审查”他的这些“政治性言论”。实际上对这个老兵毅然决然地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这一下子，事情就白热化了。所有老兵和他们的家属都拒绝上工，要求立即“释放”他们的战友，并强烈要求上头派人来调查处理此事。（包括小分队队长韩起科“带头打人”一事。）他们要求高福海派车送他们的代表去省城汇报。高福海当然不会同意。他们要求使用场部的外线电话，直接给部队的首长汇报，高福海更不同意了。逼得他们没办法，于是，发生了所谓“冲击场部”和“冲击高场长办公室”的特大事件……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高福海就把他们转移走了。转移到哪儿，谁也不知道。即便在小分队里，似乎也只有韩起科自己知道。

“那各位为什么一开始要说‘冈古拉其实根本就没发生什么退伍军人事件’，还说‘这一切都是高福海自己制造出来的’？”听他们讲完，我这么问道。

“我们说莫发生啥事件呢，那意思嘛是说过程中莫出啥特别了不得底事。比如说，莫死人嘛，也莫流血嘛，更莫发生啥人员失踪之类底事嘛。假如高场长不故意往外声张，这事儿不也就像以往许多类似的事一样，蔫不唧悄没声地就这么过去了……”两位股长中的一位解释道。

“那……我就更搞不明白了，高场长他干吗要故意往外声张这事儿？这不是跟他自个儿过不去？！他干吗呢？”我问。

“这也正是我们几个发着愁底事咧。”李副场长叹道。

“高场长他……他……看起来的确有些不正常了咧。”另一位股长压低了声音，神色还多少有些紧张地说道。

“不正常？啥不正常？”我赶紧问。

那几位都不作声了。

“这……”“圣徒”犹豫着向在座的其他几位看了看，似乎在征询他们的意见似的。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有一定的难度。最后，他把目光停留在朱副场长身上，并跟他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好像是在说，“回答这个问题，非您莫属了。”而朱似乎也看懂了他这个眼色里所包含的这层意思，又去慎重地用眼神征询了一下其他几位的意见。那几位似乎也一致同意由朱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朱副场长也曾是个好生了得的角色，脑袋瓜子嘴巴子还不是一般地行。三十岁刚出点儿头，就成了国家级某个歌舞团的总团团长，据说那会儿就已经是十三级高干了。后来他反复“乱搞男女关系”，反复受处分。怎么也改不了这毛病。妻子女儿因此都离开了他，职务也一路被抹，行政级别从十三级一直降到二十二级，人也从北京被贬到哈拉努里镇文化站来当了个普通干事。就这样，见了女人，还搞。他说他忍不住。最后他承认自己“有病”。最后，上头没法子想了，下决心要开除他干部队伍。这时，高福海“趁机”把他“捞”了过去，放在自己身边，用得还挺顺手，打报告要提拔他当副场长。上头当然压着不批。你不批，是吧？嗨，我就这么用了。老爷子居然就在全场干部大会上宣布，朱某人“参加场领导班子工作”，行使“副场长”职权。省农场管理总局的局长和党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他矢口否认做过这样的宣布。总局的书记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老高啊，干部的使用和任免是个原则性组织性都非常强的问题。你也是个老同志了。在这一点上，我想用不着我们对你再说什么了。朱的事情，要是真的没宣布过，那就算了。要是宣布过，还是应该妥善处理的为好。”高福海忙点点头，应道：“是。是。我肯定把这档子事妥善处理了。肯定。肯定。”但回到冈古拉，却一切照旧，依然让朱“行使”副场长职权，“参加”场领导班子工作，只是告诉场机关的大小干部们，暂且别管朱叫“副场长”。以后，他每年都向上打一个报告，向总局领导描述朱在冈古拉工作如何勤恳，踏实，为人如何自律，刻苦。三年后，总局终于同意高的请求，对朱下达了正式任命……

“其实也不能说高场长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是……”朱副场长沉吟着，对我说道：“主要是有些情况想提供给各级领导做参考。应该说，高福海同志本质上还是个好同志。他的主要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来概括，嗯……”也许是因为这个结论太难说出口了，一生受过那么多次处分，应该说，早已把荣辱得失看得很透很透了的他，居然在要说出自己对高福海的真实看法时，还吭吭巴巴地犹豫了这么一会儿，最后才说道：“主要问题……嗯……应该说，高场长……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我们觉得他……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

什么？高福海的精神有些不正常？我先是干笑了一下，继而在确证了他们没跟我在胡乱开什么玩笑以后，我的心再次剧烈地跳动起来，身子也不由自主地一下挺直了。我甚至都有一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只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说一句实话，如果这时跟我说这话的换成另一拨人，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断定他们在搞“恶意攻击”，最起码也会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我会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通。但是……但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群在冈古拉担负着重要领导责任的人，而且此时他们的神情又都是那样的严肃和沉重。说话的朱副场长把话一说出口，他自己好像也被吓住了似的，哆嗦了一下，然后很机械地端起茶缸子喝了口水，本来还想多喝两口的，但端着茶缸子，居然就那么呆住了，探询般盯着我，看我对这话的反应。

“你们这么说，有什么理由？”为了让谈话能充分进行下去，我让自己尽量显得平静，从容，问。一种直觉告诉我，冈古拉确实出了大问题。这问题而且还远不是出在什么“退伍军人”身上。现在看来，如果不是高福海的神经出了问题，那眼前这几位的神经就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这倒要真的搞搞清楚。

“理由，的确很难说……”

“那我怎么跟上头去汇报？就说冈古拉领导班子里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高福海同志神经不正常，但是，他们又说不出相应的理由来。我能这么去汇报吗？”

“嗯……他有时显得非常自卑……”两位股长中的一位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谁自卑？高福海自卑？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他有时甚至很恍惚……”另一位股长立即补充道。

“你们到底在说谁呢？”

“他的情绪常常波动得很厉害，会不断地怀疑自己刚做出的决定……并怀疑自己身边所有的人……怀疑他们……”

“他怀疑别人什么？”

“他老在怀疑别人瞧不起他……”

“他怀疑冈古拉的人瞧不起他？”

“他有时显得特别冲动。比如昨天晚上的事，就很有典型性，一分钟前跟那些退伍军人代表谈得还好好的，突然间就拍着桌子，下令拘禁那两位北京来的护送干部。当时我们全都傻了。这可是两个现役军人。正经戴着领章帽徽的团职军官。而且是北京总部大机关的人。”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啥事？”我问。

“退伍军人们希望在丫儿塔安两部能直接拨外线的电话机。高场长非常恼火，说他们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因为按规定，只有县团级的领导干部才能享受这个待遇……”

“可是这两年，有条件的地方，都放宽了这方面的规定。过去做这么规定，也是因为受政治和经济大环境的约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解释道。

“高场长认为，在冈古拉，目前还需要这么严格控制。”

“另外，他对韩起科那孩子的态度，也让人费解。”

“他对韩起科怎么了？”我趁机追问。

“嗯……”大概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太高，他们几位迟疑着，却又不作声了。“我们把近年来发生的我们认为是不正常的一些事情，简单地列举了一下，请您带回去向各级领导反映。”“圣徒”说着，从一个细帆布缝制的背包里，取出一本用信纸写成的“材料”，递了给我。我随手翻了一下，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些很难认的字。

“我的字写得不太好。你看起来可能会有些困难。但这里面所列举的事实，都是我们几位认真核计过的，可以说是有凭有据，真实可靠的。在转呈各级领导审阅前，如果有可能，请一位打字员重新把它打一遍，这样效果就会更好一点。当然，最好希望请一位保密观念较强的打字员来做这事。等你看完材料，我们再找个时间仔细谈一次。你看这样行吗？”“圣徒”郑重地建议道。

这时，赵大疤在一旁跟朱副场长凑在一起悄悄地嘀咕了几句什么，神情显得挺紧张似的。过了一会儿，朱副场长便抬起头来问我：“有个事儿，能不能跟您打听一下。马主任的闺女刚才跟您说了没有，她离开这儿，去哪儿了？”

“怎么了？”我脸微微一红，反问道。不明白他俩突然间怎么又想起这么一档子事来了。

“没别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想知道，马队副离开您这儿，又去哪儿了？”

“她说她要去找她爸。”我说道。

“找我？没见她啊。”“圣徒”忙说道。

赵大疤和朱副场长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又跟李副场长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把马桂花的父亲找过去，几个人低着头凑在一块儿，窃窃地商议了一会儿。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又快，听不清他们到底在商议什么。只能偶尔听到漏出的一句半句，好像是在讨论，马桂花离开这儿以后，会不会去找韩起科，或者，会不会直接去找高福海了。

“她要是真底去找高场长，我倒觉得还不用怎么太担心咧。高场长再咋样，也还不一定会对我们几个咋样。就怕她去找了韩起科那小子，那就很难说底咧。这小子有时浑不讲理咧……”年股长分析道。

“你闺女知道今晚我们几个在一起吗？”朱副场长突然回过头来问“圣徒”。

“应该知道。她回过家。她妈不可能不跟她说这情况。再说，我们去了屠宰场，砸过她的门。她应该是清楚的。”

“我们几个怎么就不能在一块儿说说话了？”另一位股长不平地说道。

“问题是……问题是，我们带着这位同志哩。”李副场长指着那个从拘禁地“逃”出来的“表舅”，说道，“他们一分析，就知道我们几个聚在一块儿，到底在干什么。”

“那咋办？我估计，桂花这丫头肯定是去找韩起科了。”

“咋办……”朱副场长轻轻地叹了口气道，并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几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好像都特别担心马桂花去向韩起科报告。

“我去瞧瞧……”过了一会儿，赵大疤突然站起来说道。

“你去瞧啥呢？”“圣徒”问。他可能看出赵大疤的实际意思是想“溜”，便出来阻止。

“赵股长愿意出去看看，就让他去看吧……”朱副场长说道。他也看出赵大疤的意思来了。但他不想阻拦谁。他显然比“圣徒”大度。他觉得这世界上，最好谁也别强制谁。每个人需要制约的只是他自个儿。他最终相信，每个人的结局都是预定了的。任何外在的人为的强制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由着他们去吧。这样活着，也许能觉得稍稍顺畅些。人活着，最终不就是得一个感觉吗？除了自己的感觉以外，身外其余的一切，又都算得了什么呢？在被罚到冈古拉来以后的这许多年里，一个个无奈的深夜，一次次面对冈古拉浩瀚的星空和无法抗拒的旷古寂静，他是渐渐地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开脱的理由和安置自己躁动灵魂的归宿。“还有谁想上外头去瞧瞧的？”他环视了一下其他几个人。那意思是在说，如果你们害怕让韩起科和高福海发现，也想走的话，都可以走。“老李，你呢？你老伴不还在打吊针么？回去瞧瞧吧。”他提醒李副场长。

“……”李副场长迟疑了一下，却说道：“我家里没啥可瞧的。”

“我……我陪赵股长上外头去瞧瞧吧。”那位姓年的股长反而慌慌地站起，说道。

“走吧。”朱副场长说道。

年股长立即跟着赵大疤走了。朱副场长然后对留下来的那几位说：“我们得赶紧设法把这位军人同志安置一下。”他的提议立即得到在场人的赞同。因为，万一马桂花真的去向韩起科报告了，韩起科真的带人来，发现他们跟这位从“拘禁地”外逃的退伍军人在一起，事情顿时就会复杂许多。“你带这位同志去找个地方，暂时安顿一下。”朱副场长吩咐另一个股长。那个股长带着“表舅”拿起大衣，正要向外走去，就听到门外不远处传来一阵嚷嚷声。朱副场长忙向他俩做了个手势，让他俩先不要忙着向外走，他自己悄悄推开一点门缝，探出头去张望了一下，而后忙缩回屋来，低声叫了声：“是韩起科！”原来，马桂花从我这儿走了后，一时间没找到她父亲，就直接去找到韩起科，向他报告了今晚她所看到的一切。韩起科一琢磨，就断定这几人带着那个外逃的“表舅”到招待所来找我了，就急忙带着小分队的几个队员，往这边赶了过来，恰在月洞门前遭遇刚从这儿往外走的赵大疤和年股长。韩起科问赵大疤，朱副场长和那个外逃的“表舅”是不是还在我屋里。赵大疤矢口否认知道这事。他只说自己和年股长去场部库房查看当天夜里刚运到的那批化肥，并不知道什么外逃“表舅”，更不知道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在哪儿。韩起科冷冷地打量了他一眼，问：“二位股长是才去库房呢，还是查看完了化肥，已经从库房回来了？”赵大疤犹豫了一下答：“我们是查看完了，从库房那边回来。”韩起科冷笑道：“既然是从库房那边回来，雪地上应该留下你们从库房往这边来的脚印。可是，脚印呢？脚印在哪儿？”他指指在暗淡的月光下，通往库房去的那块光洁无痕的雪地，问赵大疤；然后不等赵大疤回答，又说：“脚印可能挪了地了。赵股长，能陪我去找找您二位失踪了的脚印吗？”说着，便要赵大疤和年股长，跟他一起往招待所我住的那间屋子过来。赵大疤怎么也不愿意过来，便大声嚷嚷起来。我们在屋里听到的嚷嚷声，便是这声音。

听到赵大疤的嚷嚷声，屋里的人自然都明白，这是赵大疤故意在向这边发的“警报信号”，是在告诉这边的人赶紧把那位外逃的退伍军人安置好了，别再让韩起科发现了他。于是，朱副场长立即让“表舅”从后窗户里跳出，然后便带着李副场长、马桂花的父亲从容地向韩起科走去。“啥事呢？起科，这么晚了，还没休息？”他微笑着跟韩起科打了个招呼。“您和李副场长也够辛苦的。”韩起科冷冷地挖苦道。

朱副场长故意不回应他的挖苦，只是对赵大疤和年股长说道：“你俩在忙啥呢？明天一早，高场长还要找我们谈丫儿塔备耕备料的事，你们还不赶紧去准备准备？”

“那是那是……”赵大疤连连应声。他当然明白，朱副场长这是在替他搭台阶脱身哩。再加上，他看到朱副场长等人从我那屋里往外走时，人群中已经不见了那个“表舅”，知道他们已经把他安置妥了，心里就更是松下了一大块。他觉得，只要没让韩起科看到他们跟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纠缠在一起，韩起科就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于是，他就没再把韩起科放在眼里，一边应着朱副场长的话茬，一边就跟年股长一起，转身径直往场部家属院方向走去了。但他没料想，转过身去还没走出两步，韩起科就让两个队员扑过去挡住了他俩的去路。他刚想发作，却看到，另两位小分队队员(其中一位还是他的儿子赵光)，从我住的这排平房的后头，押着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向这边走来。待走近了一看，被押过来的，正是马桂花的“表舅”，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原来，韩起科听了马桂花的汇报，得知这几位不怀好意的场领导正跟那位外逃的退伍军人在一起嘀咕事情，便一边带人急急赶来，从正面堵住了往外走的赵、年两位股长，一边派赵光带一个男队员上屋后去堵可能跳窗再度逃跑的那个退伍军人。恰被他逮了个正着。

这时候，我觉得我该站出来说点什么，给这几位解一下围了。他们还没有把情况给我说透彻，但直觉告诉我，他们掌握的那些情况，可能对最后解决冈古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我不能让他们被韩起科这个狗屁孩子带走了，进一步恶化了冈古拉的局势。

“这位退伍军人是来找我反映情况的，跟两位副场长，和几位股长主任，跟桂花她父亲和赵光他父亲都没关系。”我急急地说道，还故意点了一下马主任和赵股长的“父亲”身份，想以此来缓和现场剑拔弩张的气氛，也企图使韩起科那小子能顾及这种特殊关系，而在处置他们时别太“不讲情面”了。但显然，这一招没起任何作用。不仅韩起科没对两位“父亲”有任何表示，连在场的两位子女，居然对“父亲”也没任何表示。这实在让我感到意外，更感到吃惊。

“顾卓群同志，能把他们带来的那些书面材料，借给我看看吗？”韩起科转过身来对我说道。在拿住了那几个人以后，接下来，他要对付我了。

“什么材料？”我装作茫然不觉的样子，反问。

“他们上你这儿来告高场长的状，总要带些书面材料之类的东西。告状总得有状纸啊。”

“谁来告高场长的状了？我怎么不知道？再说，即便有人要告高场长，也不会上我这儿来啊。”

“顾卓群同志，别把我当小娃娃看待……”

“韩分队长，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把你当小娃娃看了？”

“你可以瞧不起我韩起科。可是……”

“嗨，我怎么会瞧不起你韩分队长呢？我初来乍到地……”我忙解释。

但韩起科这时根本不听我的解释，转身下令：“建国，树连！”那两个叫“建国”和“树连”的男队员便应声走到我面前，看样子是要搜我的身了。同时，韩起科又示意马桂花，让她带领另一位男队员，上我房间里去搜查。居然要跟我来这一套！我一个箭步蹿到房门口，大喝一声：“谁敢乱来？！”并狠狠瞪了马桂花一眼。马桂花只得站住了。

“马桂花！”韩起科在那边也大喝了一声，催促她下手。马桂花只得红起脸往里闯。我把手往对面门框上一支，断然挡住了她，并回过头去对着韩起科吼道：“你要搜我屋，带搜查证了吗？”

“搜查证？”他冷笑着走到我面前，示意马桂花退后，而后逼近一步，对我说道：“搜查证？”说着，一把攥住我支在门框上的那个手的手腕，看样子是要跟我来硬的了。这时，我全身的血一下全涌到了头上，两只眼睛都跟着了火似的滚烫灼热。我决心要警告一下这个狂妄的狗屁孩子，起码让他知道，随意剥夺别人应该享有的自尊，随意违反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时应遵守的规则，包括在没有得到别人同意的情况下，随意地扼住别人的手腕，都是会受到惩罚的。我想借力发力，(这也是我小学时一位老师教给我的几招防身术之一)，利用他前倾了上身来抓我手腕，整个人的重心发生变化的那一瞬间，翻腕，跨步，别腿，击肘，即便不做进一步的动作，也得让他狠狠地摇晃着趔趄一下。这一整套动作后来我做过很多遍。在中学时，甚至还让一个总是对我们男生横眉竖眼，对女生嬉皮笑脸的体育老师接受过一次重大教训。(当然，为此我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初中三年的体育成绩始终及格不了。)但是，当我按动作要领去发力翻腕时，应该能轻易翻得过去的手腕，此时却怎么也翻不过去了。立刻感觉到，抓住我手腕的不是什么一只人的手，而是一把钢叉，或者是一段老树的树根。我一惊，本能地去打量了一下这个长得既比我矮、又比我瘦、年纪也比我小得多的韩分队长，居然会有那么大的一股内力。就在我完全不能动弹的这一刻间，马桂花趁机带人进屋，抄出了“圣徒”他们带给我的那本“材料”。然后，韩起科就松开了手，不仅带走了那个退伍军人，同时还带走了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马桂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