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坐的火车是早上六点多钟进入去南的，进入去南后停靠的第一个小站名叫礼昂，乍听起来还以为到了法国的南部。自礼昂之后，列车走得越来越拖沓，停得越来越频繁，车上的短途旅客上上下下，不断更迭。客人的成份结构也明显地发生了变化，有点农村包围城市的阵势。拥上车来的人越发普遍地，带着大筐小篓的农货，像赶集似的在车厢里挤来挤去，用难懂的土话大声吆喝，我在这些人的骚扰下，精神上不胜其累。

最让我感到累的，还是我对面铺位上那对一直没有换过的年轻夫妇。他们带着一对大概只有两岁大的双胞胎，那是一对龙凤胎。他们管那男孩儿叫小阿哥，管那女孩儿叫小格格。一会儿哥哥，一会儿格格，分不清他们带着口音的腔调是在叫谁。连那两个不知疲倦，上蹲下跳，一点家教都没有的孩子也时常搞错。叫哥哥时，格格会应，父母则以此为乐，大概同时也过足了“皇阿玛”和“皇额娘”的瘾。

从真心论，我不太喜欢孩子，也许我还没到喜欢孩子的年龄。我总觉得有个孩子在身边什么事都干不成，一是太闹，二是孩子会用各种手段吸引大人的注意力，使自己成为中心，使其他人统统变为陪衬，这让我觉得无趣。我一直猜不出如果我自己有一个亲生的孩子该是何感觉。我会喜欢吗？像我这样尚没有做父亲愿望的人，也许还难以体会到天伦的乐趣。

最好笑的是，在一年半之前我比现在还要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人指认为父了。我被指责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偷偷摸摸的，道德败坏的父亲。那时我连这个孩子的面都未曾见过。因为这个孩子，我曾经不想原谅安心，我曾经和安心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关于这个孩子的争吵我至今记忆犹新。

三环家具城在那天上午开门营业时，我甚至比安心到得都早。当她来到她的家具摊位时，我已经坐在那张包了粉红人造革的大床上，一脸怒气地等着她呢。

她看到我这么早就等在这儿了，看到我脸上不加掩饰的怨恨，我想她应该是明白了，但她不动声色，甚至还像没事儿人似的和我心平气和地打招呼。她说：“你来得真早。”

我冷冷地沉默了一下，回问道：“你怎么来晚了，是不是刚送完孩子？”

安心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看我，她大概早就预料到我今天一上来就会问孩子，但我话里的刺儿和我发泄愤怒的方式还是刺伤了她。她尴尬地站了半天，才说：“孩子的事，我找时间会向你解释的。”

我紧跟着说：“你现在就应该向我解释。我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了，可你什么都瞒着我。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还有多少见不得人入不了档案的隐私？”

我的声音大得有点肆无忌惮，安心惶惶然环顾左右，说：“杨瑞，我现在在工作。你知道我找这份工作不容易。我不能没有工作！”

说到工作我的情绪更加激动，更加凶狠：“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也不能没有工作！”

我说完，扭头大步走了，我走出了家具城的大门。街上起了风，满天的尘土，空气让人窒息。我把衣领竖起，站在街边，不知往何处去。

安心追出来了，她的头发被风吹乱在脸上，那样子说不出是凄凉，还是残酷。我看她一眼，心中有了怜悯，我低声咕噜了一句，像自言自语那样有气无力：“你上班去吧，我走了。”

她没有动，张是地看着我，半天才说：“你真的没工作了吗？是因为我吗？”

我转过头，我并不希望她向我表示什么同情或自责。我的目光茫然地盯着三环路上滚滚的车流。这真是一个忙碌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中，每天该有多少个角落发生多少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数也数不清吧！但整个城市就如同这鱼贯而行的车流一样。

没有人会停下来关注一番，感叹几句。每个人，都埋头过着自己的日子，其它都是闲事！

于是我只好自己发出一声叹息，我对安心说：“快去上班吧，别再把工作丢了。你说得没错，工作对你确实很重要。我以前不知道你还有孩子。”

安心显然是想抱歉，想解释：“杨瑞，孩子的事，我应该告诉你的，我应该……”

我挥挥手打断了她，我挥了挥手，好像在告诉她一切解释都不重要了，一切！我说：“你的秘密，你的隐私，你过去的事儿，都是你的私事，我无权过问，我也不想过问。”

安心没有走，她甚至没有从我脸上移开目光。我尽管面朝大路但我能感觉到她的歉意。她说：“你真的没工作了吗，真的是因为我吗？”

我说：“对，他们以为我是那孩子的父亲！”

安心认真地说：“你去跟他们说，你不是的！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说，孩子跟你没有一点关系！孩子根本不是你的！”

我转过头，看安心，良久，才咬牙说道：“我知道不是我的！”停了一下，我问道，“是谁的？”

安心低了头：“我早应该告诉你的……”她虽然低了头可我还是能看见她眼里流出了眼泪，强劲的风马上毫不犹豫地把那几滴还发着热的眼泪吹碎了。她说：“我瞒着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所以我怕你知道了受不了。你对我好，真的……你对我好我都知道，我怎么张得开口和你说这些事……”

安心哭起来，泣不成声。这不是她第一次对我哭，但却是她第一次毫无遮掩地说她喜欢我。我的心顿时被一片柔软和温暖的情感包围起来，我拥抱了安心。

安心也抱了我，我们不顾过往路人的侧目和讪笑，紧紧拥抱在一起。一切怨恨和不满在此刻都微不足道了。我们拥抱着对方的身体，也拥抱了我们彼此的委屈和共同的苦难，拥抱了一种相依为命的心情。感受到这个心情让人禁不住想要流泪，可同时又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安慰。

我们拥抱了很久，风把我们吹透了，吹得全身麻木。我轻轻地说了句：“回去上班吧，别丢了工作。你要想跟我说什么，晚上就去找我。”

我松开她，转身跨街走了，像个大男人那样头也不回。

白天，我最后一次去了国宁公司。没有见到钟氏兄妹。但公司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明显地不自然了，我的身后总是一片嘀嘀咕咕交头接耳。我把办公室的东西清理了一番，拿了我的私人物品，把属于公司的东西整理清楚，连同办公室和文件柜的钥匙，都留在了屋子里。

走之前我去找了隔壁的秘书，告诉她我已辞职，办公室里的东西要不要向她清点交接一下？她犹豫片刻，让我回去稍等。十分钟后，她竟然带来两位公司的保安，进了我的办公室一言不发地清点东西，甚至还要求检查我要拿走的那些私人物品，平时那一脸过度热情和天真装纯的笑容，此时一点影儿都没有了。我微微咧开嘴笑了，仔细看她。她回避着和我对视，拧着脸只看那些东西。我这么看她并不是为了谴责，而纯粹是因为好奇。我原来怎么也想像不出她这张总是带笑的乖乖脸竟能做出如此凶狠冷酷的表情。

离开了国宁公司，我乘出租车直接回了家。回家后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跟钟宁吹了，我今天已经辞了职，跟您说一声。我爸在电话里跟我急了：什么，到底又因为什么？是不是又因为那个叫什么安心的？我说对！我爸说你怎么这么浑……

我没听他说下去就把电话挂了。

晚上，天擦黑的时候，安心来了。我们煮了咖啡，像以前那样靠着沙发，面对面地在地毯上盘膝而坐。我们都没有吃饭，或者说，都没有饥饿感，咖啡因此在嘴里显得很苦。这大概正呼应了我们此时的心倩。苦涩现在恰恰最能让我们为之感动。

安心说：“关于那个孩子，你想知道什么？你想知道谁是他的父亲？”

我淡淡笑一下：“我想我已经知道谁是他父亲了，这事儿不难猜的。”

安心看着我，毫不惊讶，她平静地问：“你猜到了谁？”

我故意沉了一下，用同等的平静，回答：“是那个姓潘的，那个替你还钱的人，对吗？”

对，是那个姓潘的，我其实早该想到了。从那天夜里安心在街角向他哭诉，到后来他替安心还了欠债，他们之间显然不是一般的朋友。如果他是孩子的父亲，一切就都顺理成章，就都能解释得通了。惟一让我别扭的是，这个姓潘的，年龄太大了，他几乎可以成为安心的父亲。

我不想说那男人的坏话，我本可以对他那一脸的褶子好好地挖苦几句的，但我怕刺伤安心。我只说了句：“那个人，你不觉得他太成熟了吗，找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不是特有安全感？”

安心先是皱了眉，那是吃惊的表情，继而她笑了：“你猜到哪儿去了，你怎么会以为是他？他是我的头儿，他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我！”

“头儿？”我有点犯愣，“什么头儿？你和他，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安心回避开我的注视，她不回答。她转脸着窗外，也许是在思考应该怎样地回答我，她迟疑得连我都有点不堪重负。我想开个玩笑替她解脱，我想让她知道，我什么都不在乎，在我面前任何事都不必成为难言之隐。

“你们不是什么黑社会团伙吧？”

我的玩笑开到了极致，用以帮她放松神经。安心没有笑，但至少她脸上的线条已被松弛。在夕阳最后的一道余光下那张脸依然美丽，依然娇嫩、单纯和天真，这使她刻意保持平静的声音难免有些不相匹配。

“杨瑞，我告诉你，我没有上过什么广屏师专，也没有到南德的什么中学去当老师。你说的这个老潘，是南德公安局缉毒大队的队长，二级警督，我是他手下的一名警员。”

我的心哈哈直跳，安心说她是警察和她说自己是黑社会一样让人震惊，让人几乎无法相信！就如同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安心已经是一位母亲那样，我无法从她那张尚嫌幼稚的脸上，看出她是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缉毒警察！

我真的发呆了，再也装不出镇静，我喃喃地说了句：“你到底哪句是真的？”以掩饰自己的惊慌无措。其实，我问这话的同时已经知道，她现在坦白的一切，才是那个真正的安心。

天色似乎比平时暗得要早，也许冬天到了，白昼已经缩短。

客厅里那两个挂了纱帘的窗户上，仅仅残余着些日落的天光，像两只大而无神的眼睛，默默地看着渐渐沉入阴影的我们。我们谁也没有想起去开灯，似乎都希望黑暗能将自己的表情隐藏。

安心的声音，在看不清面孔的黑暗中显出少见的成熟，那低沉而且略哑的语言几乎像是一个沧桑女人在讲述一段陈年的往事。虽然这段往事对她的人生来说只是刚刚翻过的一页，但她说来和我听来竟有一种岁月遥远的隔世之感。

“我六岁在清绵老家上的小学，比正常的学龄小一岁，十一岁升入中学，十七岁参加全国高考，分数刚刚过线。因为我有一块全省跆拳道女子冠军的金牌，所以被广屏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首轮录取。三年大专毕业，按照公安部的统一规定，公安院校大专毕业生一律下放基层公安机关锻炼两年。在我自己的要求下，我被分到了南德市公安局缉毒大队，当内勤。”

安心对自己二十年人生的叙述就是这样简短、平易、语气单调，单调得让你几乎找不出年轮的痕迹。

“南德，是缅甸金三角罂粟种植区通往中国内地和欧美大陆的重要通道，这里发生的犯罪百分之八十和毒品有关。搞禁毒工作的人都知道，南德是毒品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门户，是一个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地方，所以，我要求去了南德。”

“为什么？”我问安心，“难道你特别喜欢残酷吗？特别喜欢过那种冒险的生活？寻求刺激是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性格？”

安心摇头：“我给了你这种印象？”

“对。”我说，“像你这种女孩子，能喜欢跆拳道，又去当警察，又主动要求上前线，说明你特别喜欢做一个力量型的人，特别崇拜英雄。你小时候是不是特爱着惊险电影和武侠？”

安心再次摇头，她想了一下，似乎想找到最贴切的解释：“不，我练跆拳道是因为我家离我上学的地方太远，我得住校，所以我妈让我参加跆拳道队，算是下了课有人能管着我；我上公安专科是因为我练了跆拳道所以他们要我；我要求去南德也不是想追求刺激。在公安专科上了三年学，除了学会了些法律、侦查之类的专业外，很重要的，是我们熟悉并且慢慢接受了我们内部的一种氛围，那就是渴望战斗。这个氛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场’，你在其中，就必然被它吸引，被它左右，在它的轨道里旋转。它的引力，能让你不由自主地改变自己。”

安心打开了茶几上的台灯，她在那蜡烛般的灯光中看到了我脸上的茫然。她笑了，说：“真的，是我自己要求去南德的。上次跟你说我毕业后千方百计想留在广屏，那些话全是假的。”

是的，刚才她说过，什么广屏师专，什么南德的中学，那些话全是假的。我问：“那张铁军呢，还有他那个在广屏当妇联秘书长的妈妈，他们也是假的吗？还有那个在南德认识的毛杰，也是假的吗？”

“不，”安心摇头，“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校长病重，我被派去帮忙陪护，认识了他的儿子张铁军。在我毕业半年后，我们结了婚。”

“结婚？”我心里暗暗地吃了一惊，“你和他已经结婚？”我心里吃惊但脸上竭力做出漠然的表情，声音也装得漫不经心：“你才多大？你才多大就结婚？”

“二十一岁。那年张铁军已经二十八了。”

我心里有点乱，我对安心从一个处女的想像开始，随着对她的真实情况的每一步了解，都要承受一次心理的打击。我心烦意乱地问：“啊，在你们云南，女孩子二十一岁就结婚，不觉得早了点儿吗？”

安心低了头，我看不清她藏在阴影里的面孔，但从她轻声的回答中，我知道了那上面的表情。

“不是，我这么早就结婚，是因为，因为那时候，我发现我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