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

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尔学院三年级读书，主修历史，同时在自己家里开的商店里卖新鲜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赶到洛杉矶公共市场去跟菜农讲价钱买进蔬菜。他家里有饭吃(当时美国还有八千万人既不挨饿也不靠救济过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并无怨言。但是，他是大学生，这个身份又跟别人不同；因为当时18～22岁的青年，上大学的不到18，上过中学的也只有一半。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规教育仍然限于在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里读书，这样的小学在全国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们能回到1932年去，便会发现典型的中产阶级多半住在城市里；郊外住宅区已经开始形成，但只占18%的人口。那时，一个人带着家小舒舒服服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是可能的。如果一个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区参观，他首先会发现街道上有好些东西不同于今日：“停车”的交通标志是黄的，邮箱是绿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旧。原来从1929年起，没有几所房子经过粉刷，有些房子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楼就没有完成，34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梁一直仰对着天空。

70年代的各种用具、轻巧装置和物质享受，多数还很少见。那时还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气调节装置和自动洗碟机；没有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没有保温玻璃窗、尼龙丝袜、易洗易干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没有自动咖啡锅、配干电池的电动剃刀；没有过滤嘴香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没有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口述录音机、静电印刷复制机；没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体声收音机、黏性胶带；没有家用电冰箱、盒式录音机、彩色的或瞬间印出的胶卷；没有玻璃纤维钓竿、垃圾处理装置、磁带录音机；没有扫雪机、电动手术刀；没有家用吹发暖风筒，没有电动罐头刀，没有公共场所的音乐播送装置。尽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在《哈泼斯》杂志上曾预言过：“不久我们大概就会有简便廉价的机械装置(目前正在不断改进中)，把广播中心台发射的电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机旁边的小银幕上了。”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机，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中产阶级居然也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整个30年代。简直像拓荒者的生活!

大多数美国人在家取暖都是用热空气炉，人工加煤，一天两次。一个冬天，全国大约需要4亿吨煤，由一个浑身黑黝黝的人送来，运煤的卡车开到地下室窗口，煤倒入滑槽，滚进炉子旁边的煤箱里。当时所谓“冰箱”不是电冰箱，而是装冰块的箱子，由一个送冰的人送来。家庭主妇需要多少磅冰，写在厨房窗口的一张卡片上，是100，75，50，或是25磅，一看便知。只有有钱的丈夫才能给太太买一个新式的烤面包电炉，能同时把两面烤焦(这是那一年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商品目录中所谓“特级烤面包炉”)。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包是放在煤气炉、煤炉或者柴炉里烤的。炉子也用来烧热大熨斗，把从洗衣店里刚拿回来的洗净了的衣服熨平；如果家里没有热水龙头，还用炉子烧热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去洗澡。

留声机得用手上发条，这叫做“维特罗拉”或者“格拉摩风”，不叫电唱机。家庭主妇开始做那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尘帽；通常只有一种机器可以帮点忙，这就是地毯清洁机。1932年12月，由亚拉巴马州电力公司供电的大小住户，总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尘器。大多数农庄的照明都靠煤油灯。在全国农家中，用得上电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比州只有1%)。90%的农家既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设备。75%的农家室内没有自来水。50%的农家到井里或小河里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给小孩洗澡。(有好几百万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块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门外。)虫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个问题。滴滴涕那时还没有，不分农村城市，惟一的防虫设备是喷药器(“亨利，快点拿‘飞立脱’指喷药枪。——译者来呀!”)和粘蝇纸。做妈妈的给孩子弄点水果汁也得自己动手，买来“花旗”蜜橘，放进铝制挤汁盘，花上半天工夫一个一个地把果汁挤出来。

姑娘们懂得怎样用发夹夹住头发(男孩大约在同样年龄也第一次穿上长裤子)之前，妈妈就对她说清楚，有社会地位的妇女跟没有地位的有哪些差别。有地位的妇女有这些好处：男人给她开门让她走在头里，公共汽车和电车上有人起身让座；她一进电梯，男人就摘下帽子来；卖肉的听她的话，要什么肉就切什么肉；食杂商店听到电话，就送货上门；如果她生小孩，照例卧床十天(全部费用，包括请医生，共25元)。但是另一方面，她得顺从丈夫的意旨，因为在举行婚礼时她已发誓要“爱他，尊敬他，服从他”了。她在众人前一举一动都要规规矩矩。中产阶级的妇女不能在街上抽烟，不能满头都是卷头发的夹子就出去见客；手提包里可以放个带镜子的小粉盒，装些化妆品，可是只能在无人处或者女厕所里才好拿出来用；不能破口骂人，也不能讲下流笑话。(有时候她也很想知道所谓妇女同***是什么意思，可是去问谁呢·)广告的撰稿者们想尽办法来吓唬她，弄得她怕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内衣臭，怕坐办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烟味，怕结肠功能衰竭，怕***下垂，怕脚癣。裙子要长过小腿肚(如果裙子不过膝，那准是个***)。有身份的妇女不戴上扣钟女帽就不能出门，就像丈夫没有戴上前檐下弯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样。她可以用“伊帕纳”牌牙膏(据说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韦斯特医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红，但是指甲油和染发水却不行。理发师那时还不懂得怎样染发，这样的事情体面的妇女们连谈都不敢谈。纽约大学化学专业有个聪明的青年学生，挨家挨户兜售自制的“克莱罗尔”牌染发剂，可是为了混饭吃，竟不能提“染发”，只能说给头发“上上色”。

中产人家做母亲的往往还要看护病人。那时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痛苦得很。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时的苦。牙医一般使用的麻醉药是普鲁卡因(奴佛卡因是后来才有的)，病人坐上手术椅才临时配药，打针打下去又有种种不良的副作用。成千上万的病人医牙还是用钻锥吱吱地来钻的。因为高速钻头还没有发明，所以看一次牙医不能解决多少问题。许多医院的麻醉师使用的是氯仿，其后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见得比氯仿好多少。当时没有磺胺药，也没有抗生素。患脑膜炎的95%要死亡，肺炎也经常致命。甚至连病毒感染(当时称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冒。——译者)也算重病号。虽然住院花钱不多，但是没有疾病保险——美国医师协会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蓝十字会非营利性的保健组织。——译者，所以多数病人只能待在家里，也就是说，让做母亲的守着。她很少有药物帮助治疗。凭处方出售的药只限少数几种巴比妥酸盐，主要是苯巴比妥。40年后的今天，人们吃药太多了，可是当时药品却销不出去。1932年至1934年间共有3512家药房倒闭，欠下了5900多万元的债务。

做母亲的比现在辛苦，可是母亲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现在大。当时父母对儿女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还没有eenagesubculure(青少年亚文化群)这回事；《韦氏大词典》给eenage这个词的定义是“用来做栅栏和树篱的灌木”。青年人叫做“小伙子”，小伙子都是忠于家庭的。现在那种令人发愁的到处出现的青少年集团，那时还没出现，所以孩子们很少感觉到朋友和父母之间有什么冲突。没有哪个孩子想到要跟别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中产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开车到乡下兜兜风(这是常有的事)，孩子们就不参加棒球比赛，不“跳方格”一种游戏。——译者，跟父母出游去了。大萧条时期，家庭里的娱乐活动反而增加了。据匹兹堡市调查一百多个白领阶层和专业人员的家庭的结果，大多数家里都有了更多的娱乐活动：打乒乓球、拼板子、下跳棋、客厅游戏、打桥牌，尤其突出的是听广播。

收音机往往是起居室里最显眼的一种设备。无论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飞歌”牌也好，“银星”牌也好，“豪华”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那种“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机。安排广播节目的人，考虑到家庭的生活情况，所以在白天播送让母亲们听的分段连播节目，晚上播送新闻、滑稽剧和歌舞杂耍，其间穿插一小时的儿童节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节，中产阶级的少年几乎个个头戴毛线帽，身穿羊皮衬里的黄褐布上衣和灯心绒灯笼裤，脚穿系带子的高筒靴，靴边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裤和“克兹”牌篮球鞋)。如果他走运的话，还有一部“护林”牌28英寸自行车，配上脚刹和防漏的垫式轮胎。车子闲着时，就用一元五角的挂锁锁住。在那样的年头，他不会不明白钱是多么有用，能买到多少东西。五分钱可以买到一块三色冰砖，一个“霍尔顿”牌的纸杯冰淇淋，一根棍儿糖，或者一长条面包；也可以在市内打一次电话，要一杯咖啡，买一份《星期六晚邮报》、《柯里尔》杂志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钱可以买到一些糖果，一支铅笔，一张明信片，一叠纸，一颗玻璃弹子，甚至可以让你的好朋友说出心里话。

如果爸爸给零用钱(譬如说，逢星期天给五分)，或者帮人家铲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资两角五分)挣得几个钱的话，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药房这种街头小药房，兼营冷饮、小吃、香烟、书报之类。——译者。在那里，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属腿子的桌子旁边，喝一瓶可口可乐。不过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孩子们最喜欢从一个糖果商那里买冰棍吃，这人开着白色卡车，摇着铃，慢慢通过郊区，自称“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攒下五角钱，可以买到最近一期的《汤姆·斯威夫特》连环画。正如戴维·里斯曼所指出的，儿童文学作品里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些英雄有奋斗的目标，读者认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因此极力模仿他们……英雄们获得胜利，常常是由于有善于控制自己的美德，譬如说，临危不惧。”意味深长的是，中产家庭最爱读的书是查尔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从纽约飞渡大西洋，到达巴黎，成为当时的英雄人物，30年代时倾向纳粹。——译者的《我辈》。

孩子们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罗·埃尔默·莫尔当时说的，有“内心的制衡”)，总想有所作为，虽然大萧条时期情况不好，不可能有太远大的志向。1931年，《文摘》杂志调查了孩子们喜欢的职业：八岁的男孩希望长大以后到西部做牧牛骑士，当飞行员或者做军官；女孩希望当电影明星。到了18岁，男孩便希望当律师，电气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了；女孩想学速记，当秘书。到了青春时期，孩子们逐渐清醒起来了，可是这并不是有趣的事。多萝西·迪克斯这样解释青年的处境：“童年时代那么短，童年以后那一段生命又那么长。做母亲的最多只能让孩子们舒舒服服过几年，以后就得面对现实了。如果她不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坚强的人，却把他们弄得软弱无能，无法对付各种困难，那就要铸成大错。由于父母的错误，孩子们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首先要学的是讲究仪容举止，因为这在将来找工作时大有用处。爸爸告诉他，“坐要坐得笔直”，“这里有一角五分钱，拿去理个发吧。”他心里想买的大概是“轻灵”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机，可是最先到手的却是一套价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哔叽服装，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条灯笼裤、外加一双两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开学日，就穿上这身服装。做母亲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个上士班长在举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阅兵礼之前逐个检查班里的士兵一样(不知怎么，孩子总是忘了带白手绢)。母亲想让孩子给新老师一个好印象，可是孩子却不懂得这个。

上学时，孩子带个“杰作”牌纸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画)，在上面吃力地抄写作业，所用的是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式字体。课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学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学校里至少有一间课室的墙上有庞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毁。——译者遗迹蚀刻画或者古罗马恺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说的，这些东西“表明学校的装饰对于儿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课本中有些课文，今天读起来倒挺有意思。少年时代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课本里读过这些话：

法属印度支那的气候和居民的特性都类似暹罗。森林覆盖的山上盛产贵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则遍种稻谷。其他产品有蚕丝、棉花、茶叶和香料，还有绵延的地下煤层。

公民课有个课本这样说：

一个孩子如果不听话，一辈子都要吃亏。小时在家里不听话，长大后就不会遵守国家的法律，虽然他也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国政体的男女青年很快就会发现：在民主国家里，服从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国家一样，都是必要的。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广泛采用的《美国史》(1930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话：

奴隶：尽管黑人是奴隶，他们在种植园时代通常很快活。他们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喜欢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喜欢鲜艳的颜色，如果头上裹上了一块红色或黄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扬扬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夸奖，对于仁慈的主人或监工总是忠心耿耿。他总是慢吞吞的，什么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动手。大多数种植园主认识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视奴隶，善待奴隶，奖励奴隶，这样就能博得他们的一片忠诚。

但是脱离现实的作风还不限于此。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像道学先生。当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评论厄尔·卡罗尔的《虚荣》，说是有伤风化。戏剧家卡罗尔也跟家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可恶，使《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简直无法容忍。卢斯说：“卡罗尔先生的滑稽对话几近诲淫，在剧坛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尔顿·伯利的表演，乱喊乱闹，粗俗之至。有的观众看见了就脸红，有的却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谈论女演员们的屁股，对着扩音器大声说了不少下流话，似乎觉得这样才开心。”伯利特别高兴而《时代》周刊又特别生气的是，合唱队有些女演员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夷回答：“亲爱的，上帝与‘它’无关。”当时，所有那些独揽大权的人，包括威尔·霍·海斯，都在观望这种变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创作的音乐《四十二街》中，演唱这首音乐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说：“恐怕我要‘传播’。”第二位说：“在你左边的第一个‘门’。”前者又说：“不，在我的‘袜子里’。”这样无耻***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对青少年来说，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话故事中的魔鬼和经常旷工的职员一样，每当新一年的第一天，他们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会故态复萌。在性报道的处理方面，几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脱。每个青春发育期的男孩都知道，***会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会导致性无能，就如俗话所说：“手掌上长出了头发。”

姑娘们也操心得很。她们怕在学校里被称为“骚货”、“破鞋”。由于青年人的社会主要是男系中心，她们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很少人请姑娘们去骑自行车兜圈子，跟她们交换钢弹珠或者橡胶糖画片，讨论克利夫兰市的全国航空比赛，玩“插小刀”、“占山头”、“夺大旗”、“抓逃学”(除非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顽皮的姑娘)等等游戏。有时，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谈一下，评论伊帕纳民间歌唱团、克利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两洋吉卜赛歌唱团的优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这个国庆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两英寸的天地响和“樱桃炮”把铁罐炸得飞上半空，姑娘们却多半只能在旁边瞧，炮声一响就吓得尖声叫喊。

到了夏天，中产人家要是担负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费用(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为别的，只因每年小儿麻痹症流行，也得这样做。小儿麻痹症一来，人们就待在家里，不敢去看电影，不敢参加集会，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门。这样，城里许多中产阶级的儿童就在童子军夏令营或者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逐渐爱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围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懂得了，8月蝈蝈儿叫，再过六个星期就霜冻了。

有时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崭新的“雪佛兰”牌汽车(在底特律市的离岸价格是445元)旁边的脚踏板上，开车去“旅行”。所谓旅行是很冒险的，路上确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装在双座跑车或者轿车背后的备用轮胎往往要拿下来派用场。30年代的轮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车并不舒服，“路边旅馆”的饮食质量也靠不住。过夜是件麻烦事，因为房间难找。据美国汽车协会说，旅客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再花一个星期才能回到家里。看起来好像游览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号公路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市和波士顿市的中心，到了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桥还在建造中)必须坐渡船过河，而在大萧条年代，缅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间多雪，两旁土又松，车一开快，就会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从东海岸驱车横过全国，惟一道路是沿着30号公路(林肯公路)进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走。这两条公路都只有双排车道，有好几段只是泥路，没有铺柏油。66号公路爬过落基山脉，急转弯处坡度很陡。

如果这些听起来有点像是原始生活，那么我们还要补充几句。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当然，要有钱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点，就能过今天无法得到的舒适生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比现在安静得多。那时没有超音速喷气机的震耳噪音，没有风动碎石机、强冲力钻岩机、空气压缩机，也没有链锯；没有高保真度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录音扩放装置；没有125分贝晶体组，也很少铆钉枪。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也不那么多，联邦调查局只有三百多万个手指印；社会保险没有数字代号，全国没有划分邮区，自拨长途电话没有装上，也没有信用卡电脑储存银行。那时上大学相当容易，1932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如果你想坐飞机的话，班机很少，但是对旅客们却招待得很殷勤，因为当时劳力过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护士执照的女服务员伺候得特别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预先通知旅馆、高级餐馆、理发店或者医院给你留地方。谁也不担心污染问题，因为工厂烟囱根本不冒烟。家庭教师、理发师、女装裁缝、音乐教师，甚至内科医生都会一请就登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绝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她们不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因为工作超时就提意见。“只要有人在工厂门口排长龙等活干，厂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这是塞缪尔·英萨尔的说法(他是会这样说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条原理说得含蓄些：经济越衰退，活儿就干得越出色。

除环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国不仅不用为国外的危机操心，而且就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外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是谁有闲工夫去过问它呢·德国举行了总统竞选，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对于他们两人，美国人同样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士亲王跟一个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久前她入宫觐见过英王，后来辛普森夫人跟丈夫离婚，和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结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属再嫁人，为英皇室所不许，因此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退位。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种种议论。——译者可是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嘛。西贡当时是那么远的地方，只能做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背景，片名《红尘》，由克拉克·加布尔主演，是逃避现实的影片。中东地区比美国中西部地区还要平静。正如《时代》周刊4月4日所报道的：“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只占居民169%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是十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该地时，曾经给过犹太人代办处一些提出参考意见的权利罢了。”

尽管已经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许多日后被认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在书报上出现，只不过因为他是一本***小册子《在暴风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约翰·多斯帕索斯、鲁滨逊·杰弗斯、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那些出生年月为众所周知的人——例如乔治·萧伯纳、拉迪亚德·吉卜龄、乔治·m·科汉，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人们是把他们当做前辈人物看待的。这在文娱界尤其如此，五个最卖座的电影明星是玛丽·德雷斯勒、珍妮特·盖纳、琼·克劳福德、查尔斯·法雷尔和格里塔·嘉宝。这时艾琳·邓恩刚刚上银幕；克劳黛·考白特(与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电影)也是初出茅庐。琴逑·罗杰斯只不过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团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年以后才到好莱坞。四岁的雪莉·邓波儿刚在国内的标准银幕(高18英尺，宽24英尺)初露头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单盘胶卷短片，名叫《娃娃戏》。本尼·古德曼和汤米·多尔西同住在一个寓所，在纽约各剧场的乐队里工作，并在推销霍夫曼姜汁啤酒的广播节目里吹单簧管，表演许多新鲜手法。在得克萨斯州博芒特市，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个名叫劳伦斯·韦尔克的旅行乐团团长，问他说：“你不是要找一个喇叭手吗·”队长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韦尔克摇头说：“孩子，你吹得太响了，我们乐队不好用。”

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再过一些时候，这件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威廉·毕比博士坐在潜水器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们觉得他真了不起。他们谁会相信，30年后，海底观察员能够在同样的深度生活整整一个月呢·1932年美国海军举行演习，有一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的东北面从几艘担任警戒的驱逐舰旁边溜过去，拂晓时“袭击”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好些军舰。那时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窥探，可是没有人注意；东京还有关于这次演习中“袭击得手”的长篇官方密报，可是也没有人知道。

最可惊的是，报纸读者竟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无人懂得。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极大穿透力的冲击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认为完全是理论性问题。人们觉得，用不带电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办不到的。拉瑟福德勋爵在一个会上说过，那些以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过是“白日做梦”。艾伯特·爱因斯坦那时正从德国逃出，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他也说，要放出原子能，是“异想天开”。铀只有惟一的一个用途值得一提，就是涂在时钟上，使数字夜里发光。钟表原来是用镭涂的，1932年改用铀了，因为新泽西州有个钟表厂发现涂镭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查出，吸收了镭积聚在骨头里，就必死无疑，因此吓坏了。改用铀做涂料之后，钟表厂的人放心了。铀是那么保险，那么无害!谁都没想到它也会使人丧生，甚至没有想到它会使人得病。

罗斯福!

大选结束不久，纽约东65街49号突然来了一帮共产党。当选总统接见了他们，他听到有个人说，“我们要你告诉胡佛总统，联邦政府必须……”罗斯福就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人的话，说：“我不能叫总统干这干那，对联邦政府来说，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说话是算数的。在没有接掌大权以前，他绝不过问政府的事，却只顾坐着文森特·阿斯特纽约皮毛业和房地产业巨商。——译者的游艇出去钓鱼。他挑选了一个不甚起眼的内阁班子，不论谁来见他，他似乎总是点头称是。休伊·朗格(此人当时同阿肯色州参议员约瑟夫·鲁滨逊的保守势力正闹得不可开交)在谈到罗斯福时说：“我同他谈话，他说，‘好!好!好!’可是，第二天鲁滨逊找他谈，他还是说，‘好!好!好!’大概他对谁都说‘好!好!好’!”当时美国社会上分崩离析的情况如此吃紧(连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怀疑，事到如今，还有谁能“有办法挽救美国”)，而罗斯福却一味采取谦恭、含糊、事不关己的态度，未免不负责任。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有所作为，其中心情最迫切的莫过于那位即将离任的胡佛总统了。

11月间，胡佛打电报给罗斯福，建议面谈。于是罗斯福便在前往佐治亚州途中过访白宫。两人谈了大半个下午，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早在这次会晤之前，罗斯福就风闻胡佛手下某阁员说过：“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家伙弄进洞里来了，他再也脱身不了啦。”然而使罗斯福无法脱身的洞何尝挖成了呢·胡佛接连好几小时只想拉对方上政府这条快要没顶的船，罗斯福都搪塞回避了。这次访问后，罗斯福更感到自己表态不得了。他回到佐治亚温泉，看看全国各报，就越发感到这个做法有理。胡佛这时已向国会送去了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无非只是老调重弹，说什么要增税啦，欧洲各国应该还战债啦，又说：“我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个人自由的制度。我们美国制度的基础是：让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都能自由发挥作用。”美国应该“对前途有信心”!

但是，美国的耐心已经快耗光了，美国的资金也快耗光了。1933年圣瓦伦丁节2月14日。——译者——当晚10点，胡佛正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临别演说，美国整个银行系统终于开始总崩溃了。当天下午，密执安州州长威廉·a·康斯托克接到紧急电话，请他去底特律市商业区参加银行界会议，这一去就脱不了身了。这时底特律的联合监护信托公司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它一倒，全市银行很可能跟着纷纷倒闭。银行家们要求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一律暂停营业。商量到半夜，康斯托克同意了，便坐车到首府兰辛市，宣布全州550家银行一律休业八天，说是“银行放假。”

胡佛在华盛顿匆匆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只因心慌意乱，信封上连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都拼错了。这一阵子罗斯福对于种种意外事情，倒习以为常了(一周前有一个失业的泥瓦工向他开枪，结果误中芝加哥市市长舍马克，因伤致命)，不过这封信却不免教他分外恼火。他细读来信，不禁大骂胡佛“无耻”。事情正是如此。原来胡佛竟大言不惭地说，举国都在担心，不知新政府要干些什么。他说，他从爱国以及维护“信心”的立场出发，要求罗斯福公开表示：对于现政府的方针政策，他将不作变动。胡佛要干什么，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在给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戴维·a·里德的信里写道：“我知道，如果当选总统果然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他就认可了共和党政府全部主要的施政方针，也就是说，他那些所谓新政，便十亡其九了。”胡佛早对朋友说过，他认为罗斯福是个无能之辈，好对付，现在则更进一步，把他当傻瓜了。可是罗斯福不发表这样的声明，胡佛的看法又变了，他对亨利·史汀生当时任国务卿。——译者说，罗斯福是“疯子。”

倘若罗斯福当日竟然同胡佛的政策搅在一起，那就确有神经失常之嫌，因为这时已经很清楚，胡佛的政策把整个美国搞破产了。

密执安州的金融危机，由于房地产价直线下降，情况的确特别严重，但问题却是全国性的。自从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全国倒闭的银行已超过5500家；可以想见，群众的心情是多么惶惶不安。他们的对策是囤积黄金、货币。这时银行黄金库存每天要减少2000万元，储户搞不到黄金就要纸币。结果是：一方面，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财政部又不得不增发纸币。

银行挤兑，照例带着自杀意味。加之这次危机发生在通货紧缩已经三年之日，形势就更加复杂了。当时即使是情况最好的银行，手里的抵押品和各种证券，其市价也只落得原来的一个零头。全国18569家银行，库存现金不过60亿元左右，却要应付410亿元的存款。为了准备现金应付提款，银行不得不出售抵押品和证券，因此损失惨重。

密执安州的银行垮台以后，全国各地银行每天的黄金支付总额陡然增加到3700万元，提款数增加到122亿元。各银行门前无不人山人海，争提存款。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有一位少妇，把孩子出租给排队提款的妇女，每次收二角五分，因为抱着孩子排队，能排在前头。从2月20日开始的那一周间(这时国会两院兴高采烈地通过废止禁酒法)，巴尔的摩信托公司已经付给储户1300万元，其中将近半数是在星期五一天之内付出的。当天深夜，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c·里奇宣布全州200家银行休假。第二个州沉下去了。

为了响应胡佛总统“保持信心”的号召，有责任感的人都极力故作镇定。《底特律新闻》评曰：“我辈眼前种种经历，过后思量，当必哑然失笑。”《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口气更是轻松：“人生尽多如意事、不如意事，昔日如此，今亦如此。这倒也好，日后大家都添了一些闲谈的资料。”巴尔的摩商会主席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不照常营业。国内收入署这时也发出措辞强硬的通知说，再过半个月又得缴所得税了。

海德公园没有出来消除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罗伯特·舍伍德所说，罗斯福知道“好戏还在后头”。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更认识到，胡佛下台下得越难看，自己上台就上得越光彩。如果说他不到桥头不同意过桥(他要过桥也难!)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那么这样做倒也符合美国政界一条老规矩。查尔斯·a·比尔德指出，当年林肯在被迫下决心以前，“也始终没有采取无条件解放黑奴的办法。他明知势在必行，却不急于表态。”话虽这么说，可是罗斯福之挑选威廉·伍丁当财政部长，却不免近于开玩笑。伍丁个子矮小，精灵，是一位铁路设备制造商，此人假发遮秃顶，好说双关语，收藏各式各样的五元金币，闲时爱弹吉他作曲。一周以后，新政府上台，人们就会领教到伍丁是怎样雷厉风行，足智多谋了，但在这之前，他的名声只限于为儿童编过这么一首歌，歌曰：

我们是蓝色小鸟，

整天笑笑闹闹；

唱个快乐的歌儿，

忘掉一切烦恼。

2月26日星期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和阿克伦市各家银行同时宣布，提款不得超过存款的5%。当晚，俄亥俄州的十来个城市也跟着照办。临到星期一——是日也，德国国会被纵火焚毁，日军在风雪中侵入满洲指我国东北各省。——译者——宣布限制提取存款的城市已经增加到100个。与辛辛那提市隔河相望的肯塔基州的卡温顿市，也有五家银行实行了同样的限制。星期一晚，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福德·平肖签署了一项法案，准许银行自行决定歇业与否。托马斯·拉蒙特让人捎口信给罗斯福说，据摩根看，“情况之紧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情况并非“无以复加”，而是很快就进一步恶化了。3月1日星期三，已经有17个州的州长急急忙忙宣布全州银行休假。平肖州长只因宣布得过于匆促，五天后他赶到首都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时，口袋里竟只有九角五分钱。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奥斯卡·k·艾伦是预支了旅差费，口述全州银行停业的布告交别人发出，然后乘火车上华盛顿的。当选总统罗斯福在星期三坐汽车到了纽约市内第65街自己的住所，同伍丁商谈(据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报道，这时好些有地位的人要求罗斯福马上把政权接过来)。两人直到星期四下午才露面，同乘汽车，由20辆响着喇叭的摩托车前导，风驰电掣地驶过第五大道，然后朝西向哈得孙河渡口驶去。那天早上，纽约下了小雪，市民们默默站在雪地里看车队驶过。在无线电城音乐厅外，立着一块用纸板做的名叫“金刚”的大猩猩，龇牙咧嘴，对人狞笑，原来这是同名的电影在曼哈顿区首次放映。在哈得孙河码头边，静静地停泊着的法兰西轮船公司的“巴黎”号吨位已经有人定下了，要把价值900万元的黄金偷运出境，不过罗斯福一行人却不知情。渡口对岸，一列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专车升火待发。下午，罗斯福登上专车，在寒雾中向华盛顿隆隆驶去。他在车上时而同伍丁谈银行问题，时而同法利谈宗教问题。

罗斯福一行在雨雪交加中到达华盛顿联邦车站。总统临时办公处设在五月花饭店，那里有一大叠电报等着罗斯福来处理：21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银行，不是已经停业就是停业在即；联邦储备银行的数字说明，仅在一周间，黄金库存就减少了226亿元；财政部缺钱，弄得联邦政府人员的薪金都发不出去，更不用说偿付3月15日到期的7亿元短期公债了。这边罗斯福行装甫卸，那边伍丁就把他请到一旁，告诉他说，胡佛政府的财政部长奥格登·米尔斯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人尤金·迈耶尔来电话，建议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业。胡佛总统认为还不必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想征求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摇头不语，他这时仍然对谁也不提意见。据天气预报，星期六总统就职之日天晴，但是这会儿气压却还在不断下降。

3月3日星期五，《纽约时报》在最后一版登了一幅广告，主题是约翰·多伊和简·多伊代表美国普通男女的姓名。——译者夫妇如何称赞鲍厄里储蓄银行“经营有方”。看来广告的用意是想让储户放心。但是办不到啊。正午，中央车站前面排上了长龙。无数纽约市民拥向这家全球首屈一指的私营储蓄银行，要提现款。下午3点，银行大门关上了，可是一大群人还没有拿到钱。这时只见伊利诺伊州州长亨利·霍纳坐在芝加哥市联邦储备银行里，神色紧张，一边捻胡子，一边看统计数字：两星期以来，芝加哥各家银行已经付出了35亿元。这场风暴在内地各州肆虐17天之后，此刻转向纽约和芝加哥这两大金融堡垒，猛扑过来了。

当天上午，财政部的交通员凯瑟琳·谢伊小姐给赫伯特·胡佛送来一张500元的支票，这是他最后的一笔薪金。胡佛收到支票时，兴致似乎很好，因为根据午前收到的报告，金融恐慌可能正在减退。但是过午以后，就知道这不过是幻想而已。明尼苏达州和堪萨斯州已经垮了，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也快了。照例，新总统就职前夕，卸任总统是要请新总统共进晚餐的，但是胡佛这时精疲力竭，满腹烦恼，实在鼓不起劲来，便只请罗斯福全家在下午4点来出席正式的茶叙。就胡佛而言，他生罗斯福的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据他说，美国已经“处于金融恐慌和混乱的边缘”，可是这个局面却完全是由于罗斯福这个纽约佬缺乏信心所造成的。饮茶之际，他提出许多数据，要求罗斯福答应跟他一起采取两党联合行动。罗斯福还是说，他还想等一等。可不是嘛，一到明天，他就是总统了。他把病腿上的支架整了一整，准备告辞。这时他对胡佛说：“总统先生，我知道照例是要回拜的，但是你要是不想回拜，那就别麻烦了。”

胡佛从客厅那一边大踏步走来，气势汹汹地站在罗斯福面前，用极其刺耳的声音说道：“罗斯福先生，等到你像我这样在华盛顿待上四年，你就会知道，美国总统是从来不去拜访谁的。”说罢就转身要走出客厅。

罗斯福的儿子吉米瞟了父亲一眼，他从没见过罗斯福这样生气的。这时罗斯福夫人不等丈夫开口，霍地站了起来，连忙说：“谈谈很好嘛，不过此刻我们也该走了。”

不过，两位总统一交一接，要完全断绝往来是不可能的。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都已濒于崩溃，伊利诺伊州长霍纳和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认为不可能离开本州去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了。回到五月花饭店后，罗斯福同胡佛保持电话联系，直到凌晨一点才由罗斯福建议双方都睡一会儿。两位总统休息了，双方的顾问就乱糟糟地聚在财政部大楼会商，替他们两位做出各种决定。顾问面前摆着联邦储备委员会刚送来的报告，说情况不妙。过去两天，全国银行储户总共提走了5亿元现金。他们认为纽约各银行还不理解目前的灾难有多严重，应该设法保护他们才是。米尔斯和伍丁都认为，必须说服纽约州州长莱曼命令全州银行停业，霍纳州长也必须宣布伊利诺伊全州银行停止付款。凌晨2时，霍纳宣布全州银行休假，莱曼也在4时20分做出了同样决定。清早6时，胡佛接到了报告。他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各州的银行业务有的完全停顿，有的部分停顿。华尔街街头虽然国旗飘扬，庆祝新总统就职，但证券交易所却正式关闭了。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也关了，这是85年来第一遭。曼哈顿第五大道的诺曼·文森特·皮尔牧师正在草拟他第二天上午要讲的布道辞，要求银行家和公司经理跪在上帝面前忏悔罪恶。堪萨斯州的兰登州长大骂企业家是“奸商”。阿瑟·克罗克把当时华盛顿的气氛说成无异“战时的围城”，天空一片灰色。国会东边那40英亩的园林和空地上，黑压压站着十多万群众，等候新总统就职典礼开始。负责指挥阅兵式的是麦克阿瑟，他预料有人会闹事，便在所有要害地点都派军队架上了机枪。邮政部长沃尔特·布朗虽然马上就要卸任了，只因戴着高顶礼帽坐在汽车里直不了腰，特地调来一辆新的高级轿车，由此可见胡佛政府的气派。从许多方面看，就职典礼显得很草率。新任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不耐风寒，临时借了一条围巾。新任财政部长伍丁因为人挤，没法就座，只好同摄影记者高踞在栏杆上。

国会山钟鸣正午12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罗斯福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挺着宽阔的胸膛，随着最高法院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宣读誓词。他把手放在家传300年的《圣经》上，翻到《新约·保罗致哥林斯人的第一封信》第13节念道：

即使我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慈心一片，那也犹如钟鸣钹响，徒有其声而已。

即使我预见未来，深通奥秘；即使我信念十足，力能移山；如果没有慈心一片，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走上了讲台。不顾欢声雷动，径从口袋里掏出手抄的讲稿，那是他上星期天在海德公园书房里写的。这里没有一句话因袭别人，纯粹是罗斯福口吻：

首先让我明确地说，我坚决相信，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一种无名的、丧失理智的、毫无道理的畏惧心理。它能把我们搞瘫痪，什么事也办不成，使我们无法由退却转为进攻。

罗斯福洪亮的声音通过广播网响遍了水深火热的美国大地：它传到血汗工厂和凄凉客店，传到“胡佛村”和流浪汉的栖身处，传到佃农们辛苦耕耘的不毛之地，传到在工厂外寒风中打哆嗦的褴褛人群。

我将要求国会授予我一件惟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这就是，让我拥有足以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这种授权之大，要如同我们正遭到敌军侵犯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