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胡佛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但是，在三层铺的贫民窟里，吃不饱的孩子们抬起头来了，地方法院里一肚子怨气、准备斗争的农民们抬起头来了，缝补破衣服的妇女们抬起头来了。空中好像响起了一阵魔乐。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罗斯福一把火烧了国会，我们也会大声欢呼说，‘好哇，火到底点着啦!’”

美国人民不是束手无策。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已经授权政府采取直接的、强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在政府领导下有纪律，有方向。他们选我出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基于这种精神，我接受他们的委托。

借用沃尔特·惠特曼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译者一句诗，新总统真是“声威赫赫地登上了舞台”。阿瑟·克罗克写道：“罗斯福当时神色严峻，连老朋友也感到他变了另一个人。”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思：“我完全给吓倒了。”新的第一夫人认为总统就职典礼进行得“非常非常严肃，不免令人生畏”，“因为富兰克林讲到他必须取得通常只在战时才授予总统的那种大权时，听众竟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不过，当时在华盛顿为《新共和》周刊采访新闻的埃德蒙·威尔逊却嗤之为“一例的哗众取宠，一例的不着边际”。他还写道：“有一点最清楚不过，这就是独裁政治快要出笼了。”这时，知识分子们仍然不了解罗斯福，有些知识分子永远也不了解他。真的，即使最接近他的人，也感到他难以捉摸。他决定竞选总统，事前竟连自己老婆也不告诉，这是很少见的。罗斯福夫人是从路易斯·豪那里才知道这件事的。罗斯福首次执政之初，美国的有识之士是怎样想的，罗斯福夫人下面这段话说得最真切了：“我们有一种盲目走下去的感觉，因为我们置身激流，谁也不知道何处是岸。”但是，总的说来，美国人民并不像她那样感到前途茫茫。他们认为罗斯福这次演说十分成功，周末，有45万人写信祝贺他。

当晚，埃莉诺去参加庆祝舞会，罗斯福留在总统府同路易斯·豪研究工作。星期天早餐后，罗斯福自己滚动轮椅经过新建的坡道来到阒无一人的椭圆形办公室，独自四下打量。桌上空空如也，除国旗和国玺外，能拿走的东西胡佛都拿走了。没有便笺，没有铅笔，没有电话，连叫人的按铃也没有。他慢慢认识到，一个人在这里，什么事也干不了。于是他大叫一声，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急忙跑了进来。这件事值得一提，因为罗斯福只有这一回才觉得身为总统却不知怎么办是好。晚上，他动手干起来了。他一边咬着往上翘的烟嘴，一边起草文件，援用那几乎被人忘记了的大战时期定下来的《对敌通商法》，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四天。他要求第73届国会在星期四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将拟好的紧急法案送去讨论。这时全国再也没人搞货币兑换了，可是大家还得想办法生活下去。

这是对美国人的首创精神的挑战，而他们果然也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印发各种临时票证，赊销商品，以货易货，凭票取货，凭代用币乘车，使用加拿大和墨西哥货币代替美国货币，如此等等。道氏化学品公司用镁铸成“道氏金属代用币”，定值每枚二角。威斯康星州有一个摔跤家和人订合同，表演一场的报酬是西红柿一罐加土豆200镑。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市有一家报纸发出通告，说广告费可以免收现金，改付农产品就是了。纽约州一位州参议员到首府奥尔巴尼市开会，自带一周吃的东西：12打鸡蛋，半只猪。《纽约每日新闻》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金手套”锦标赛半决赛，卖票花样之多，最是惊人不过：票价是五角，但除五分钱娱乐税必须付现金外，其余可以用任何实物偿付。于是专雇了一个人，为形形色色的来件作价，其中有：香肠、床垫、帽子、鞋子、大衣、鱼类、面条、女睡衣、牛排、电火花插头、方盒式照相机、拼板玩具、厚运动衫、罐头食品、袋装土豆、高尔夫球裤、机工工具、涂脚药膏、《圣经新约》，以及当时青年妇女所谓“伸伸腿”的不用系带的内裤。

人们绝大多数都认为，一旦银行休假结束，就要正式宣布使用临时通货，各州、各市政府乃至某些企业都要自己发行地方性代用券了。亚特兰大、里士满、马蒂塔克和诺克斯维尔等城市，这时早已这样做了；纳什维尔市在3月6日开始的那一周结束之前也快要有价值100万元的代用券流通。费城也将发出800万元流通。新泽西州努特利市有一家造纸公司，原先一周只开工三天，这时改为一天三班，24小时给威斯康星州和田纳西州印出六吨重的代用券。然而，一想到各州各市的地方币、各公司的兑换券满天飞的情景，财政部长伍丁就不寒而栗了。3月7日星期二，他在早餐时候告诉雷·莫利罗斯福智囊团主要成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译者说，据他看不必使用临时通货。他说：“我们可以用各银行殷实可靠的资产作为储备来发钞票嘛。大家不会害怕的，这不是戏台上用的道具，是货真价实的钞票。”这样做，不会有什么损失。伍丁公开说：“我们已经到了沟底，再坏也坏不过这样了。”

伍丁同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在卡尔顿饭店昼夜奋战，星期四这天果然如期完成了草拟法案的工作。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众议员们相继走进会场。这时伍丁就把写完的稿子交给国会的秘书，同时嘟囔着说：“这个法案就用我的名字好了，稿子完了，我也完了。”秘书把稿子在会上高声宣读，可是当时人声嘈杂，众议员里没有几个听得清的。法案不是人手一册，因为没有时间排印。就是秘书手里那一份，有些地方也是最后急急忙忙用铅笔涂改过的。大家一阵叫嚷，就把法案通过了，一共用了38分钟时间。这时罗斯福夫人在楼上旁听席上一边结毛线，一边点票数，活像是慈祥的德法热夫人英国家狄更斯《双城记》一书里边的法国革命时期的一个人物。她每天编织，暗地记下她所仇恨的贵族的名字。——译者。投完了票，众议员们便蜂拥到参议院会议厅，听格拉斯说明他们自己刚才通过的那个法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格拉斯这位小个子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是支持伍丁法案的，不过他也承认其中某些部分确实让他吃惊。根据这项法案，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或今后要采取的”任何措施，议会都要一律批准，这种立法措施真是吓人。法案规定，囤积通货的要判刑，有问题的银行要派人去“维持”(受托管理)，此外还授权政府以各银行的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元新钞。晚上8点36分，罗斯福衣衫不整，身旁堆满了从海德公园住宅运来的书籍，图片也来不及开包，就在白宫签署了这项法令。当晚国家印制局添雇了375名新职工。美国政府的印钞机器全部开动了。

一连两晚，印制局灯火辉煌，临照着哈得孙河滩。新印模来不及刻，就沿用“1929年印行”字样的旧版。联邦储备银行12个分行行长的签字也来不及去要，便从政府档案里找出旧样本来，派人送到泽西市的美国铸刻工场厂赶制印模。星期六清晨，装满一袋袋新钞票的飞机从华盛顿先后起飞。第一架在午前就把钞票送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那里又立即分送各银行。

真正精彩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囤积户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紧紧攒在手心里的黄金和货币放出来。原先此辈不到一周工夫，就已把全国15%的货币藏了起来。国会尽管横下狠心，也无法定出法律，对于那些事先囤积货币的人追加惩罚。于是，政府便改而乞灵于宣传的办法。3月8日星期三，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凡2月1日以后向银行提取过黄金，而到下星期一为限还不退回储存的，银行便公布他们的姓名。这一宣告刚在报纸登出，各家银行的电话交换台就忙得不可开交。银行对来电话的人说，如果有黄金要送回储存，银行就为他们开门办理，还不让记者知道。几小时之内，只见多少床垫为之撕裂，多少铁罐因之出土，多少秘藏宝盒得以重睹天日。各地银行都说门前又排起长龙来了，仿佛上周争先提款的情景一般，不同的是，这回男男女女都带上满载黄金和货币的旅行包、手提箱就是了。看到这种情况，联邦储备委员会大受鼓舞，于是星期五又宣布扩大涉及范围，要各银行上报过去两年内提过存款的人名。网拉得更开了，鱼也更大了。到星期六晚间为止，各州联邦储备银行已经回收了共计3亿元的黄金和黄金兑换券。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75亿元的新钞票了。因此，甚至在载运这批新钞票的飞机还没有离开胡佛机场之前，伍丁就批准某些储蓄银行可以让储户每户提取现金十元。商业开始活跃起来了。不出一周，就有13500家银行(占全国总数34)复了业，交易所又重新响起了电锣声。纽约股票价格猛涨15%。道·琼斯的股票行情发报机传出了这样一句话：“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幸福的日子还没有真正回来，不过金融恐慌总算过去了，既没有发生币制混乱，也没有实行银行国有化。下的药无疑是极猛的，通货膨胀一开头，果然无法控制。但是罗斯福当时只能这样做，别无他法。有一位朋友对他说，如果成功，他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名垂千古；如果失败，他就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回答说：“如果我失败，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可是他不甘失败。“新政百日”已经开始了。

在这100天当中(从3月9日在欢呼声中制定出《紧急银行法》到6月16日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新总统顶着狂风暴雨前进，一天天显示出他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精力。到国会议员们精疲力竭，宣告休会那一天，罗斯福已经发表了十次重要演说，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建立了每周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各二次的惯例；宣布了废止金本位制，向国会提出了15篇咨文；指引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其中包括对一切银行存款实行保险，对抵押住宅者发放新贷款，对华尔街金融市场进行改革，拨发40亿元作为联邦救济金，准许公开经营啤酒业，以及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农业调整管理局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等一系列法令。罗斯福也说：“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受震惊。”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临时招架的办法而已。罗斯福对身边的新政派说：“挑一个办法试试看嘛。失败了，就另换一个。总之，要搞点什么试试。”他认为自己在大选中之所以取得一面倒的胜利，就是因为人民授权他进行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最初，他打算先让国会通过伍丁那个“挽救银行”的法令，随后就打发议员们回家休息，由他运用总统大权来办事。要是这样做，举国上下本来也会一致支持的。保守派的《波士顿纪事晚报》就发表过社论说：“目前应由总统独揽大权。这样做势必引起史无前例的复杂问题，但是人民思变之心太切，就是任凭总统一人独断专行，他们也心甘情愿。”参议员布顿·惠勒说，为了罗斯福总统，国会议员们“就是像马戏团的动物那样跳火圈，也干”。至于美国选民们，据查尔斯·米切尔森说，即便有人说罗斯福“长着一副透视眼”，他们也会信以为真的。约翰·根室后来也说：罗斯福当时如果想搞独裁，易如反掌。“我们往往忘记，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的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

但是罗斯福还是主张遵循宪法来办事的。他说，他要像他的本家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做一个“热心布道的总统”。群众给白宫的大量来信启发了他，使他觉得不妨在进行立法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革命——的同时教育人民，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当时还没有“美国新闻处”，也没有“美国之音”。他不需要这些。有他当教师，整个美国就成了一个大课堂。

第一堂课是在他上台后第五天开讲的，他把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召集到办公桌周围。他在任职期间，举行过空前频繁的记者招待会(共998次)，这是第一炮，这第一炮登时就打响了。威尔·罗杰斯评论说，罗斯福竟能把像银行业务这样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人人理解，连银行家也能懂。后来，查尔斯·比尔德(此人平日并不佩服罗斯福)也写道：罗斯福所讨论的“有关美国生活和美国社会的种种根本问题，比历届总统加在一起还要多。”记者招待会结束时，记者们掌声雷动。就这样，罗斯福一下子把美国的新闻中心从纽约挪到华盛顿来了。美联社把驻华盛顿人员增加了两倍，合众社发出的新闻稿从此有14来自华盛顿。各大城市的报纸纷纷派记者到白宫采访，规模较小的报纸也每日采用华盛顿专栏作家的通稿了一篇稿件分送各报同时刊载。——译者。后来，连罗斯福夫人也加入了专栏作家的行列。

3月12日星期日，罗斯福讲授第二堂课，是直接对全国人民讲的。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头，装上了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扩音器。总统说，他希望这次讲得亲切些，就像坐在自己家里，邻居也坐在他们的起居室里，双方随意交谈那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布彻说：既然如此，那就叫做“炉边谈话”好了，以后就真的作为正式名称叫开了。罗斯福这次谈的是全国银行暂停营业的问题。他那象牙长烟嘴点着香烟，慢慢燃烧。他说：“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过去这几天我们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下一步又打算怎么干。首先，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的，譬如买公债，做押款。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转动起来……”

不知怎的，罗斯福谈话竟能谈得那么亲切，用人人懂得的词句和比喻，把工业经济的复杂结构讲得一清二楚。他的语言质朴实用，同他在白宫所选用的室内装饰具有同样风格。上届总统的那套阔气排扬，现在是一扫而光了。没有伺候吃饭的底下人了，没有饭前吹号的号手了，军旗敬礼分列式取消了，卫兵换班仪式也取消了，一顿上七道菜的盛宴也简化了。在华盛顿官场里，罗斯福那里的伙食是最不讲究的。他当不起讲究吃喝的人，他没有那份工夫。在总统府作过客的人，不论时间长短，都认为白宫的菜肴单调无味，同宿舍包伙差不多。有一位女客一连三晚吃的是同样的饭后点心：一小片菠萝、两颗樱桃，再在拌得稀稀的奶油里放上一点核桃仁。甚至这样也还算是盛情款待呢。至于总统本人的午餐呢·一角九分一份的肉末煎蛋。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都只是表面文章。他实权在握，再不用摆什么排场了。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得好，罗斯福是“天生当总统的”。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左右自己所处的时代。他在政府里惯唱独角戏，喜欢发号施令。他跟一位来客打趣说：“如果你有可能当总统，你难道不想当一当吗·有谁不想当的呢·”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博士有名的瑞士心理学家(1875～1961年)。——译者会见罗斯福后对人说：“毫无疑问，这人浑身是劲。他智力超群，却又难以捉摸，可是说干就干，厉害得很。他花样繁多，别人无法预料。”w·m·基普林格说：他从没见过有哪一位总统“像这个罗斯福这样拥有无上权威”。埃德·弗林说：罗斯福手下的助手和内阁阁员好比听差似的，“事事都是总统自己做主。”阿瑟·克罗克报告说：罗斯福“是老板，是发电机，是钟表的发条”。亨利·摩根索1934～1945年任财政部长。——译者写道：罗斯福“任何时候都是统治者”。摩根索好同罗斯福争论，罗斯福也乐意跟他争论，可是只在一定限度之内。过了这个限度，罗斯福就用那满布斑点的大手往桌上一拍，再不说“我认为如何如何”了，而改口说“总统认为如何如何”。争论到此结束，谁胜谁负，自然不消说得。

总统的14小时工作日是这样开始的：坐在床上，边吃早餐边浏览外事电报和乱云也似的大堆报纸。他那卧室墙上挂着海船图画，壁炉架上放着家人的照片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新政开头那100天里，他的亲信顾问往往也到床边来商谈，但是起床前这段时间他一般是不见客的。9点过后，刮脸，由男仆欧文·麦克达菲帮他穿好衣服，坐上无臂垫的小轮椅，推到办公室去。10点开始会客。要是那天国会开会，他总有14的时间要花在电话上。他跟人谈话，总是称名不道姓。惯戴咖啡色三角女帽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在罗斯福就职后第一周时首都政界还不熟悉她，她也不熟悉华盛顿。一天，她的助手接电话，听到对方说：“我是富兰克富兰克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的简称。——译者，我可以同珀金斯小姐讲话吗·”助手转告珀金斯，珀金斯回答说：“富兰克·我不认识什么富兰克。问他是在哪里工作的·”这一问，对方乐了，回答说：“在合众国工作，我是总统啊。”

总统随时都愿意接电话，甚至内阁开会时也不例外。跟总统通话那么容易，真叫人吃惊。大约有百把人可以不必向秘书通报事由就能直接请他听电话。30年后最肯接电话的高级官员是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但是能这样直接和他通话的也只有25人。他的消息来源广泛极了，因此人们往往忘了他是一个跛腿的人。他在内阁会议上常常信口说出什么地方的人说了些什么话，包括他夫人的话。例如他会告诉人家：“内人说，那个地方伤寒病流行。”他上任以后，头一批命令里就有这么一条：凡是因有困难打电话向白宫求助的，一概不准挂断，政府里必须有个人同对方谈谈。这就使他的群众来信在美国总统史上占有最出色的地位。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总统先生：

此信只是想告诉您，现在一切都办妥了。您派来的人找到了我们家，我们便同他一道去了银行，银行答应押款可以慢一点还。上次去信，我说家具也给人拿走了，这一点您想必还记得。这些家具，您派来的那人也帮我们弄回来了。像您这样的总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是啊，谁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总统。罗斯福每天收到的群众来信，少则五千，多则八千，十倍于胡佛的。有个众议员把他同耶稣相比。根据在纽约小学生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他最受欢迎，上帝其次，得票远不如他。美国人民确实感到，罗斯福把他们看做自己的朋友。当时总共有41首流行歌曲是歌颂他的。当他系好腿上支架，站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有人真的伸手去摸他那斗篷的边缘来表示敬意。纽约市演出歌剧《真是乐死人》，演员们在谢幕时唱一支歌，竟把歌词原文“让温特格林当总统”改成“罗斯福是总统”，观众听了每次都起立鼓掌。安尼·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写道：“从来没有哪个总统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叫人觉得这样满怀希望。”甚至连皮埃尔·杜邦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高兴起来了。有个金融巨头对约翰·弗林说，他认为自从耶稣去世以后，最伟大的领袖是罗斯福，并深悔自己错投了胡佛的票，请求上帝宽恕。沃尔特·李普曼也修正了原先的估计，他写道：“我们全国人原来对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相信了，不过一周时间，我们现在对政府、对国家又恢复了信心。”

罗斯福的魅力把各大学、各机关里的大批聪明有为的青年都吸引到华盛顿来了。首都供应食宿的场所骤然成了生意鼎盛的行业。g街、r街、新罕布什尔大道和第21街一带的褐石住宅统统改成了宿舍，招待新政派里边的单身汉。首都那些墨守成规的人不禁害怕起来。日后有人同小阿瑟·施莱辛格谈起这事，说：“一批讨厌的青年律师在华盛顿住了下来。……他们得意扬扬，闯进办公室，占用桌子，索取文件，忙这忙那，没个完。我始终不明白，这些人来这里干啥，来了之后干了些什么，后来为什么又走了。”

这些人有的一来就再也不走了，有的走了又回来干别的。当日汇集在新政旗帜下的人物有迪安·艾奇逊1949～1953年任国务卿。——译者——财政部副部长；j·w·富布赖特后来先后任众议员和参议员。——译者——

司法部的青年律师；休伯特·汉弗莱后来是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译者，他放弃了药物学研究，担任救济工作；还有亨利·福勒，他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青年律师。在办事最能干的新人当中，有一位叫林登·约翰逊的，是得克萨斯州众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约翰逊说服了美国政府，让得克萨斯州农民带头铲掉自己所种的一些棉花，来拥护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减少剩余农产品的措施，因而引起社会的注目。

新政派中，还有一些二流的知名人士，如萨姆·罗森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铁裤汉”约翰逊、哈罗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急躁鬼”，他暗地倒也喜欢这个诨名，却不知罗斯福背后叫他“唐老鸭”。雷·莫利在华盛顿一家旅馆里租了一套房间，派头十足，是这班人中最有才气的。那些名声不如他的人套用圣诗，这样来挖苦他：

莫利!莫利!莫利!我的上帝!

圣诗原文是“圣哉，圣哉，圣哉，我的上帝!”英语“圣哉”(holy)与“莫利”(moley)谐音。——译者

农业部的劲头特别大。新到的总顾问杰罗姆·弗兰克罗致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青年律师：瑟蒙德·阿诺德、阿贝·福塔斯、艾德莱·史蒂文森、纳撒尼尔·韦尔、约翰·艾布特、内森·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阿尔杰·希斯。政府其他部门有些人对他们很钦佩，认为日后此辈多数是要飞黄腾达的，尤其是希斯。

希斯同普雷斯曼、威特、艾布特和韦尔是共产党一个小组的成员，常在康涅狄格大道一间音乐室里秘密碰头。这几个人对新政府进行了研究，感到颇难捉摸，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认为，莫利是一个狂热的自由派，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却是强烈反对承认俄国的。当时美国还不承认苏联政府为合法政府。——译者华莱士认为共产主义制造阶级对立，这种论调跟艾尔·史密斯很相似。但是最使人迷惑不解的还是总统本人。刚就职时，罗斯福主张进行试验，可是依然倾向保守，而且他在新政初期采取的那些措施又得到中间偏右的人大力支持。他挽回银行颓势后的第一招就是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削减退伍军人退役金和政府人员(包括议员)的薪金，这也是费解的。

罗斯福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很得保守派的好评。这个队组织贫苦的青少年参加水土保持工作，让大家有活可干。共产党有个发言人说这是“强迫劳动”，劳联领导人威廉·格林更说它大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苏维埃主义”的味道。但是民间资源保护队是罗斯福的得意之作，而且由于陆军的协助，一成立就办得很好。这项工作是由麦克阿瑟负责组织的。乔治·马歇尔当时还是上校，因管理南方各州17个大队卓有成效，名噪一时，因而受到罗斯福的注意。(艾森豪威尔少校却在宾夕法尼亚州碰了钉子，因为他没有考虑政党关系，把重要职务都给了共和党人。)最后总共有250万青年参加这个队，穿上了草绿色制服。他们完成了罗斯福设想的防护林带，南起得克萨斯州，北至加拿大，遍种树木2亿株。

4月19日，罗斯福废止了金本位制，这在右派当中可不那么得人心。现在看来，这是由于当时迷信黄金之故。若干世纪以来，欧美各国都死死抱住黄金不放，以为这是西方文化的标志。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金本位制成了强国的特征，银本位制成了落后国家的特征。有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方案叫做“橡皮本位制方案”“橡皮”在美国俚语指没有价值。——译者。艾尔·史密斯说，他赞成“金本位”，反对“吹牛本位”。罗斯福的预算署长也说，废止金本位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毁灭”。不过，当美元贬值115%之后(同年夏天贬值17%，随后稳定了下来)，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就又能同欧洲那些早已走上通货膨胀道路的国家竞争了。这一点，一般人不理解，华尔街那些大老板们却是明白的。查尔斯·g·道斯对废止金本位鼓掌赞成，共和党的领导人也一样。j·p·摩根有一个老搭档叫做罗素·莱芬威尔的，写信给罗斯福说：“你放弃金本位制，挽救了我国免于全面崩溃。”摩根本人也不准人们非议罗斯福，他在一篇罕见的公开声明中说：“据说总统放弃金本位，我表示欢迎……看来很清楚，要扭转大萧条的局势，就要驳斥并战胜那些主张收缩通货的人。”

但是不论是什么措施，只要受到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所属公司所在地，这里用它来代表垄断资本集团。——译者的欢迎，就很难说是革命的，甚至连开明也说不上。直到了3月下旬，罗斯福才真正向左转，他要求国会批准《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他在5月12日(也就是上任后第65天)签署了这些法律。《农业调整法》是有鉴于艾奥瓦州的农民暴动而制定的，用减少产量的办法来提高农产品价格。出钱津贴农民，叫他们少种地，这显然和常识背道而驰。华莱士下面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千百万人的看法：“我希望今后再也不这样搞了。长得好好的庄稼，偏要毁掉，这有违人类的良心。”然而，四个月以后，他却不得不下令把600万头小猪宰掉。他很不得已这样做了，又说这是因为过去柯立芝和胡佛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后果(罗斯福还打趣说，对猪也要实行节制生育)。

关于联邦政府办救济会有什么长远影响，当时的争论就更多了。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不客气地说过：“人们不是在‘长远’以后才吃饭的，他们天天都得吃啊。”此人瘦长个子，一头蓬发，说话刻薄，在纽约搞社会福利工作，在对付大萧条的工作***过力，到新政结束以后还一直同罗斯福保持密切关系。他是从楼梯下边进入政府的。原来最初他没法见到总统，就趁劳工部长弗兰西丝·珀金斯参加纽约一个来宾云集的晚会时，把她拉到楼梯底下一个角落谈话(那时人声嘈杂，只有在楼梯底下谈话才听得清楚)。他向她说明，由联邦政府办救济事业，是当务之急。于是珀金斯小姐把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把他提出的方案提交国会。方案一提出，共和党人无不大吃一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说：这就是“社会主义那一套”。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比第大声疾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

但是共和党人的上帝既然失灵，就只好听罗斯福的了。5月22日，罗斯福把霍普金斯带到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救济事业从此始，直到1942年结束，期间机构、名称换过几次(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公共工程署)，领导人也换过几次(先是霍普金斯，接着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当时霍普金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华盛顿，就是要做到谁也不挨饿。”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嘲笑反对救济的人说：“我到市场去，花两块钱买一只鹦鹉，一天就能教会它叫‘白给!白给!白给’!不过鹦鹉是一辈子也不懂经济问题的”罗斯福的救济事业是以工代赈，反对派说这是白给，助长懒惰。——译者。但是，反对救济的人也不示弱，他们攻击救济事业的话，比“白给”要难听得多。北方的血汗工厂老板们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们都恼火极了，因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没有来源了。上层中产阶级批评家以为，领救济金的人都是一些斜靠着铁锹或草耙的懒汉，这些批评家的绝招是把“扳倒搁”(boondoggle)这个意义不明的词儿加以曲解。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手工课教师在纽约市参议会调查会上作证，他说他教过一些失业的人做“扳倒搁”。所谓“扳倒搁”是1925年一个童子军领队发明的，指的是童子军野营中有实用价值的作业，例如用绳子编带子。谁知没有几天，全国报纸的社论就都嘲笑说，办救济就是让人们“扳倒搁”，而且轰动一时，弄得成千成万的读者以为(直到今天还以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的成绩只不过是为了救济失业的人，找点什么事给他们干干而已。

其实，两位主管救济的人都是讨厌人们吃闲饭的，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认为只给救济，不给活干，会使人们丧失自尊心。只要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靠救济了，我丈夫在为政府干活，”他就十分高兴。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人们确实是在干活，而且干的是艰苦活。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和公共工程署的资金，先后投入3万个以上的新办工程和事业，诸如请教师，兴水利，设邮局，筑桥梁，办监狱，修机场，打下水道和涵洞，开辟公共游泳池、运动场和儿童游乐场，兴建发电厂和火车站，等等。全国新建公路的10%，新开医院的35%，新建市府大楼、法院大厦和新设医疗设施的65%，新办学校的70%，都是霍普金斯任内那几年搞出来的。这么一来，丹佛市才有了供水系统，俄亥俄州马斯金格姆河流域才有了拦洪工程，得克萨斯州布朗施维尔市才有了港口，基韦斯特市才有了公路和桥梁，接通了市区和大陆上的佛罗里达州。

工程兴办署(以及它的前身和后继机构)投资于私人企业力所不及的各种工程，使整个美国的面貌为之一变。建成了哈得孙河下面的林肯隧道，把纽约市和新泽西州连接起来；建成了纽约三镇桥，把曼哈顿和长岛连接起来；把宾夕法尼亚铁路改为电气化。它出钱试制了第一批柴油机。由于有工程兴办署，华盛顿才有了动物园、林阴大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如果没有工程兴办署所组织的工程队，就没有加利福尼亚州的卡马里洛精神病院，没有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金库，没有旧金山的博览会会场，没有达拉斯市的迪利广场，没有圣路易斯市的花卉馆，也没有哥伦比亚河上的波恩尼维尔水坝和科罗拉多河的博尔德水坝。为了建设博尔德水坝，有近二百名工人丧失了生命。这个水坝连共和党人也非常感兴趣，1946年他们再次控制国会时，就将它改名为胡佛水坝。兴办所有这些工程，总共开支还不到200亿元——只相当于尼克松首届政府五角大楼年度预算的14。

据《陆海军纪事报》日后的报道，那几年里，由于军事拨款一般极少，许多陆军兵营和海军基地也全靠工程兴办署的工人才免于失修。没有工程兴办署的各项建设工程，美国经济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就不能那样发展。没有田纳西河流域工程(这是罗斯福的百日新政期间的遐想之一)，那两颗结束第二次大战的原子弹也就制造不出来。当然，原子弹有其利弊，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下面这个事实：苏联到了50年代中期肯定会掌握核武器的生产技术的。固然，制造原子弹不是兴办田纳西河工程的主要目标，它开始只是沿河建筑一系列水坝，向本流域内的居民供应和出售电力。但是结果是防止了河水侵蚀300万英亩的农田土壤，把整个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九倍，而且原来投入工程的资金已以缴纳联邦税的方式全部偿还。这项建设本是参议员乔治·诺里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但是计划的实现还是靠罗斯福。罗斯福刚到白宫，各事未定，就给诺里斯写信说：“一俟目前这批紧急法案搞完”，就希望他来谈谈有关“田纳西流域的发展计划”。有这样一位总统在，人们自然会感到，无论想做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也有做不到的事。银行可以保住，农民可以得救，挨饿的人可以给饭吃，奔腾澎湃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是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工业上有许多问题却不是凭法律可以解决的。罗斯福也曾试过一下，在他的新政措施中，全国复兴总署是费了最大气力来办的。不能认为它彻底失败了，因为它鼓舞了人心，而且由于加强了劳工组织，可以说对经济最后能够复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它虽则没有达到罗斯福原来的期望(显然没有)，可是确实使全国有如战时一般，暂时团结起来了。全国复兴总署的历史，有点像一场足球赛，派出的球队虽然十分出色，最后却输了球。休·约翰逊将军一开头就预测将来的结果，他打了个用语杂乱而寓意巧妙的比方：“开头是看烟火，后来是放冷箭。干这件事，好比睡在断头台上跟人打赌，希望万中得一，刀子下不来。”

约翰逊是新政派中风头最健的人物，罗斯福选中了它负责主持全国复兴总署工作。这个机构之所以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也许是由于他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谁碍他的事，他就骂人，说人家是“血里带着耗子气味”，“国务院里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靠说空话、蠢话、废话吃饭的家伙”，等等。他还把商业部大厦的办公室比做联邦火车站的收小费的厕所，因此开罪了胡佛。不过，全国复兴计划之不易成功，在5月7日罗斯福的第二次炉边谈话中就可以听出来了。当时总统提到要办全国复兴总署，说他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政府在各个工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

罗斯福的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这是正派的企业家人人都可以接受的。问题是，由资方按工业种类订立法规，当然就意味着要停止对托拉斯进行斗争，要恢复资方定价制。劳工方面很不安，于是约翰逊只好听从了铁路员工协会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的劝告，在《全国复兴法》中加上第七条第一款这一历史性的条文这一项条文的主要内容是：工人有“组织和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不得限制工人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作为受雇条件；雇主应遵守总统批准的有关工资、工时等规定。——译者，使集体谈判合法化，从而推动了30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大企业家这时已有预感。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对这一条表示了强烈反对。于是罗斯福把赞同和反对的两派代表请到白宫开会，就条文的措辞取得了协议。会议结束时，第七条第一款条文原封未动，这并不是一个吉兆。企业家们和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言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一切自由竞争都应该停止。正如琼斯—拉姆森机械公司当时的经理拉尔夫·弗兰德斯所说，他们“完全相信，要复兴和繁荣，就非限制竞争不可”。

“铁裤汉”约翰逊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出色，所以1933年过了大半，人家还没注意到隐藏着的棘手问题。一次，亨利·华莱士跟约翰逊谈话，谈到印第安人所崇拜的一种神鸟，约翰逊就以印第安人的表意文字为蓝本，画了一只蓝鹰作为全国复兴总署的标志，在下面写上“人尽其责”这句话。他在对报界谈话时提出了严重警告：“不管个人还是团体，谁要是不尊重这只神鸟，后果自负。”凡是遵守他所制定的法规的企业，可以在厂门店门挂上蓝鹰徽。开汽车上街的消费者则在挡风玻璃贴上这个图案。《时代》周刊每期封面上也印上了蓝鹰徽。有四个女孩在背上刺了蓝鹰花纹。在旧金山垒球场上，八千个儿童排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蓝鹰徽。巴斯比·伯克利也不落后，将《舞台大观》的最后一场改写，让鲁比·基勒、狄克·鲍威尔、琼·布隆代尔和好莱坞全体临时演员排队，先排成美国国旗图案，然后组成罗斯福像，最后排成蓝鹰徽。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兴高采烈，加之约翰逊将军又到全国四处奔走，要各行各业把法规一个个签订了下来，真是煞有介事。

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1933年仲夏，在全国复兴总署领导下，已经有一百万雇主签名表示愿意遵守全行业性劳动工资规程，有九百多万工人依照这些规程干活。但是这些雇主绝大部分是小企业主。在纺织、采煤、石油、钢铁、汽车、木材、服装、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和建筑这十个最大的行业中，只有纺织业签订了行规，而且是经过六个星期的尽力劝说以后才签下来的。新政班子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霍普金斯对约翰逊说：“休，你那些法规好讨厌!”不管什么蓝鹰不蓝鹰，煤矿的私雇警察照样向矿工开枪，亨利·福特也不肯“尽”他那一份“责”啊。约翰逊一气之下，把自己那辆福特公司的“林肯”牌车卖掉，另买一辆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迪拉克”牌。罗斯福下令，所有政府部门只许向那些跟全国复兴总署合作的企业购货。有个记者问约翰逊，如果有人拒绝遵守法规，那会怎样呢·约翰逊抹了抹嘴上的啤酒沫，恶狠狠地说：“当心他们的鼻梁给打扁!”

后来“将军”又改变了策略。他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要求所有雇主先表示同意，让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每周最低工资12美元，正式的法规留待以后再订。1933年7月24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里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打起仗来，如果进行夜袭，士兵们都在肩上带上个耀眼的标志，免得误伤自己人。根据这个原则，那些跟我们合作，参加全国复兴运动的人，也要彼此一望而知。”他的意思很清楚：要么“尽你那一份责任”，要么当心挨揍。全国复兴运动这时已经开始有点像教会传播福音了。波士顿市市长詹姆斯·迈克尔·柯里把10万名儿童集合在波士顿广场，带领他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美国的好公民，保证为全国复兴运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买东西只在蓝鹰商店里买。我一定劝家里人在9月份买东西当时约翰逊发起了一个叫做“现在就买东西”的运动。——译者，而且只买美国货。我决心帮助罗斯福总统，让美国重新过上好日子!”

在全国范围内，凡是有点公民荣誉感的城市居民都举行了支持复兴运动的游行，并且有许多彩车，有演奏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的乐队。纽约的游行队伍，比所有其他城市的规模更大，有25万人参加，走了十个小时，观众达200万。交响乐团指挥沃尔特·达姆罗希是广播工作者的领队，查尔斯·温宁格是演员的领队，艾尔·乔尔森是电影从业人员的领队。参加游行的还有1000名理发师，1万名银行家、经纪人和交易所职工，2万成衣工人。检阅台上放了50只信鸽，给罗斯福带去贺信。天黑了，第五大道灯光亮了，但是参加游行的人还不断地从华盛顿广场步伐整齐地走出来，其中有杂货商、珠宝商、当铺老板、屠户、消防队员、警察、图书馆员、药房老板、出版商和酒吧间的招待员等等。全国别的地方同样也可以感觉到这一股热潮。在塔尔萨市，休·约翰逊的77岁老母亲走在游行队伍前面，边走边向人们打招呼说：“大家最好服从全国复兴总署的指挥。我那小子干起来可是雷厉风行的，雷往哪儿打，谁也说不准。”海伍德·布龙报道说：各地参加游行的人都感到有希望，有信心。“人们排起队来，肩并肩地站齐，就产生一种亲密团结的感觉。”忽然之间，约翰逊将军办公室里收到了一批又一批的法规草案，总数竟达200万份。除汽车制造业和采煤业外，所有主要工业部门都支持复兴运动了。跟着，汽车制造业也参加进来了(只有福特公司除外)。最后参加的是采煤业。人们热情洋溢，连胡佛也正式表示赞助了。

但是，逆流来了。胡佛改变了主意，认为全国复兴总署那一套是极权主义的做法。工商界攻击它是“偷偷摸摸搞社会主义”，工会领袖们骂它是“工商界的法西斯主义”。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甚至说，nra(全国复兴总署)这个略语的真实意思是“禁止复兴”(norecoveryallowed)。《哈泼斯》月刊的一位撰稿人到四个州调查了一下，发现有些挂着蓝鹰徽的公司，实际在肆意违反所签订的法规。已签订的700种法规中，有568种规定由企业主们确定价格，这可能是霍普金斯原先的设想。沃尔特·李普曼对全国复兴总署作了这样的评论：“权力过度集中，个人独裁作风，使人觉得美国经济生活***现了官僚主义统治，而大起反感。”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年的前半年，好多专栏评论家和企业家原来都曾要求罗斯福实行独裁。那时和现在不同之处，就在于罗斯福已经把美国的局面扭转了。他之所以挨骂，正是因为成绩巨大。他当总统的头四个月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过调整的工业生产指数已由59上升到100。经纪人说这是“罗斯福一手创造出来的市场”。3月份时，好多人有气无力，惊魂不定，不敢反对约翰逊；现在他们腰杆硬了，敢于说话了。《柯里尔》周刊写道：“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很满意。”《文摘》杂志欢呼说：“股票债券大涨价，增值达几百万元。小麦、玉米和其他产品的价格也都回升了，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农民又多了几百万元的收入。”这个刊物没有提到农业调整管理局，实际上是这个局促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只有《纽约时报》明白指出：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绝大危局，赢得了个人的大胜利。“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罗斯福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那时不管总统要怎么干，全国都愿听命，甚至求之不得。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勇敢的演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成就，这使他获得了千百万美国人的颂扬，异口同声称之为天赐的时代巨人。”雷·莫利说：是罗斯福挽救了资本主义。

人们对总统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也变了。罗斯福每次坐车到国会，路上的人都热烈鼓掌。从前当过胡佛总统四年的警卫的特工人员理查德·杰维斯说：“现在又听到人们向总统鼓掌了，我很开心。”8月，罗斯福轻松愉快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有个大喜讯告诉大家。”原来政府发行年息三点二五厘的5亿元公债(这是1931年9月以来财政部第一次发行的长期公债)，认购总数竟超额五倍。要是在一年前，这种事情说了谁也不相信。不管赫斯特系报怎么诋毁罗斯福，这是工商界对新政充满信心的铁证。自1929年以来，这是企业界第一次给期票贴现。干吗不贴现·罗斯福同大萧条的斗争，看来势不可挡。国会听他的话，哈佛大学的宪法学教授托马斯·里德·鲍威尔也公开说：“依我看，如果最高法院根据其脚踏实地的判断，想要支持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以某种方式行使权力，这在宪法学上是有充分根据可以这样做的。”如果鲍威尔教授不懂宪法，还有谁懂呢·那就只有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了。可惜，当时竟没有人想起要去请教他。休斯后来反对新政。——译者

美国人物画像埃莉诺〓〓她父亲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兄弟，母亲是出名的美人。她生于1884年，取名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太伤心了，”谁都这么说。孩子太丑了。

凡是客人来访，埃莉诺就咬着手指躲在一边，总要等母亲叫：“进来吧，老奶奶!”这才出来。母亲于是向客人解释：“这孩子真怪，古板极了，我们都叫她老奶奶。”这时埃莉诺真想钻进地里去。

她八岁时，母亲害白喉死了；九岁，父亲又因酒精中毒去世，于是就被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教极严，埃莉诺15岁以前从没有跟年龄相仿的人做过朋友。

18岁那一年，她开始进入社交界。社交界为之哗然。她身高近六英尺，声音高亢刺耳，门牙外露，什么化妆品也不用。她有时无缘无故吃吃地笑，有时又莫名其妙地凄然泪下。家人说，这孩子准是傻了，所以远亲富兰克林·罗斯福虽然已经向她求婚，但富兰克林的母亲萨拉却竭力反对了三年才同意这门亲事。

1905年3月17日结婚，由伯父西奥多主婚。她继承了伯父的异乎常人的精力。谁都在议论，一个女人家这样子，不对头。而她的精力是怎样使用的，大家也不以为然。有人问她，为不为家务烦心·她说：“我每天用在家务上的时间很少超过15分钟。”她的工夫都花在穷人身上去了。因此，1913年她离家外出之际，她那年轻的丈夫爱上了她聘用的一位每天来帮忙一段时间的社会工作秘书露西·默塞尔。

1920年，露西同一个有钱的老头拉瑟弗德结了婚。1921年，罗斯福因小儿麻痹症两腿瘫痪。萨拉要儿子放弃社会活动，回海德公园村过残废人的生活。但是医生对埃莉诺说，罗斯福应该重返政界，她可以充当丈夫的得力助手。婆媳两人为此争执不下。埃莉诺自己参加了妇女工会联盟，后来又舍命为民主党工作。她对罗斯福说：“你一定要努力争取当州长。”在家里，本来是萨拉说了算，现在渐渐不行了。萨拉写信给兄弟说：“现在富兰克林只听埃莉诺的了。”

罗斯福果然当上了州长，随后又做了总统。

在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罗斯福特地安排漂亮的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坐在前排贵宾席上，还让她乘坐专用汽车。

就职典礼一结束，埃莉诺就去“补偿金远征军”的第二营地访问。她同那里的退伍军人一道唱歌。事后，这些人议论说：“胡佛派军队来打我们，罗斯福派夫人来看我们。”

罗斯福难得到各地旅行，所以这位第一夫人便年行4万英里，发表演说，巡视贫民区，参观幼儿园和青年游乐园，访问劳苦佃农。她一回来，富兰克林就不厌其详地向她打听见闻。他很风趣地给了她一个特工代号：“罗浮”(rover)意思是“漫游者”。——译者。

《纽约人》周刊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矿工瞪大了眼睛对另一个矿工说：“我的天哪，过来的不是罗斯福夫人吗·”

埃莉诺不在家时，露西就去探望罗斯福。

在华盛顿，埃莉诺每周定期在白宫二楼条约厅举行一次女记者招待会。她的专栏文章《我的一天》在135家报纸上同时发表。她为《妇女家庭良友》杂志每期写一页长的问答栏的专稿。她在广播界的地位，仅次于罗斯福本人。“甜心”牌香皂、“席梦思”牌弹簧床垫、“约翰斯·曼维尔”牌建筑材料、“塞尔比”牌皮鞋和“庞德”牌冷霜的厂商出钱请她每周作两次广告，报酬全部捐赠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某次，她在同一时间在白宫举行两个招待会，两处有门相通，她这边跑跑，那边待待，来回招呼客人。

罗斯福同露西相会，一般是在乔治城和阿林顿市郊外路上。有一次，总统的专车本来是从华盛顿开到海德公园村去的，但是为了到露西的庄园和她见面，特地绕道到新泽西州阿拉默奇地方一个很少使用的铁路支线去。

这时埃莉诺心里已经明白，她同罗斯福之间非但不可能什么深情，就连比较密切的关系也谈不上。

“平静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压抑的痛苦。”这是埃莉诺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

在钦佩她的人眼中，她是慈母，贤妻，政界人物，女政治家，新闻记者，同时又是第一夫人，几位一体，而且往往同时一身数任。比起罗斯福来，她更能打破常规，更同情下层的人，在政治立场上总是更左一些。她曾在海德公园村同丘吉尔辩论：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丘吉尔说是英美联盟，埃莉诺说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满埃莉诺的人(以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为首)说她“爱管闲事”、“空谈改革”、“无病呻吟”。有些漫画家竭力丑化她。有些捉弄她的笑话十分无情，例如：“尽管隔一道篱笆，埃莉诺也能咬到苹果。”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抱怨说，埃莉诺老是麻烦他，“她经常来信，要我邀请一位叫什么苏西·格洛茨小姐的难民来使馆喝茶。”

一天，埃莉诺问罗斯福，她自己那么心直口快，是否成了他的包袱(这时她正仗义执言，说美国人民应有参加共产党的权利)。罗斯福笑着回答说：“太太，我们是自由国家嘛!”

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的噩耗传来之时，埃莉诺正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妇女界活跃分子的集会。

回白宫后，她听说罗斯福弥留之际露西一直在他身边。她哭了一会儿，然后像往常一样，又安静下来了。

父母、婆婆、丈夫都刺伤了她的心，于是她便来关心全人类。她继续写专栏稿，先后出版了15本书，改革了民主党的塔马尼俱乐部，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年复一年被美国妇女界选为最受敬仰的妇女，而且据盖洛普专搞民意测验的。——译者报道，在全世界各地，她都是最得人心的妇女。

74岁那年，埃莉诺写道：“我们必须光复我们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利用一切知识来为全人类服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四年以后，她逝世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致悼词说：“她的光辉给全世界带来了温暖。”联合国大会为她肃立默哀。她跟罗斯福一道安葬在海德公园村的园地里。罗斯福之后的三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都参加了葬礼，低头默哀。合葬墓前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她自己选定的碑文：“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露西没有来。14年前，她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