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妈妈：

终于一个人了！终于安静了！好好舒口气！我的信周三才能发出。我们这些天一会儿碰到喜剧，一会儿碰到悲剧。我们保住了几个住在租界的密谋者的脑袋，他们却来回地给我们制造麻烦，并且在中国政要面前把使馆弄到最尴尬的地步。我的同事正在去上海的路上，他要到那里会见这些有趣的人。我呢，我继续逮捕人，在住宅里，在大街和小巷里……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职务呀！

欧洲人占据的汉口，包括五个租界：英国的，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日本的。公共的领域是外滩，一半河岸，一半公路，绕河好几公里。每个租界都分为两部分：一个正式租界，不经过允许，中国人不能居住，而且这种中国人的居住权总是可以被撤消的。另一个是“后租界”，完全是中国的，只是很清洁，没有不良气味。在我们的租界里，有六千多名外来居民，所有关于司法、治安的规定都对他们有效。你自己可以看到这是个有矛盾的情境：你能想象，三万巴黎人归属在法国政府的权威下，却由外国使馆来管理吗？如果这只是矛盾，并没什么关系，最糟糕的是，这是个艰难的结。谁会发明这样一种组合呢？在1860年可能还有理由。如今，我们希望能去除它。

汉口，1913年7月8日

你想让我给你介绍几位汉口的人物吗？从我们的仆人开始吧。厨师阿那米特，一个中文词也不懂，对法文却是能说会写！真是不错。他一天到晚守着炉灶，我一星期也见不到他一次。张，男仆，理发师，裁缝，清洁工，总管家。老实人中的老实人。（替他的主人节省钱财）我几乎是被迫省掉很多必要的东西，因为他认为那太贵了。自从到这里之后，我就徒劳无功地好几次要求买一个字纸篓，价格是八元。这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宁可让我把纸在地上乱扔，也不愿让我为这样一个奢侈品而破产。

我已经和你谈过一些我的中文老师了。这是个市立中学校的学生，他父亲是巴黎大学法学院的本科生。他法语说得很好。他的兄弟之中还有一位语言学家，我给他颁发了学位证书！这个老师很善良，我们有最纯粹的友谊：我竟然需要花三个小时来说服他在月底接受我给他的报酬。然而第二天，他还是非常得体地请求我再也不要给他任何东西，“以免破坏了友谊”。咱们还没有这样一位教授的概念！他用非常可爱的中文，请求我向你致意。勒孔特先生和我想把他送到法国去，因为他看上去真有数学天才。谁知道：没准你不久后会见到他呢！

汉口，1913年7月30日

尤是我的朋友、老师和学生。他请我在租界一家饭店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他的一个兄弟也来了。我们又一次品尝了野鸡翅，莲籽，还有另外十道非常合我口味的菜肴。喝的是加香味的中国酒。探索美食之后，我们乘火车到了汉水的尽头，汉水和长江交汇的地方，汉口在它的西岸。然后，我们乘船慢慢下到汉口租界。我们喝了柠檬汁，以获取抵抗酷热和烈日的力量。这一天是由一场射击比赛开始的，我参加了法国志愿组。因此，我被邀请每周日到两三公里之外的射击场去。我们在250米外射6发跪姿的，再射6发站姿的。我运气不平衡：闭眼射的那发其准克无比，睁着眼射的那些稍差一点。

革命好像被压制到萎靡了。袁世凯按中国说法是头号人物：他有勇有谋，这两方面优点他都十分明显。

再会，亲爱的妈妈，吻你

儒勒

1913年的8月，汉口的气温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酷热使人很难轻松下来。儒勒在这里庆祝了他的28岁生日。如果这时有什么乡愁侵袭他的话，很快就被他新找到的友情驱散了。这些友情一个来自他的同事特依，还有一个来自他的中文老师尤。这位他来到中国后找到的第一个中国朋友十分重要。首先，尤使他可以逃离长期以来很难忍受的西方人聚集的晚会，而去分享一顿简单的饭菜，一杯柠檬汁或是一段莫里埃的戏剧朗读……尤其重要的是，他给了儒勒一个更加亲密、更加真诚地接触中国人民的机会。从各种偏见里摆脱出来，包括自身文化的，来自驻华的法国侨民的，更普遍的是来自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儒勒就这样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以至于他常常夸耀地说，他在法中混合法庭上，用“中国式的，至少是一半中国的方式”来处理事务。

这年10月，袁世凯被提名为中华共和国总统。为了保证外国势力的支持，他把孙中山流放到了日本，后者则在那里等待着历史给他的更大的机会。儒勒同意大多数人的观点，谈到袁世凯作为政治人物的“品质”的时候，他非常准确地说：“中国离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优越性’还远”。

汉口，1913年8月6日

亲爱的妈妈：

这是给你写信和我过生日重合的一天，人是要老的。我不再期待长得更大一岁的年龄了，我希望年轻几岁，其他已逝的岁月能过得更好一些。我邀请了特洛依和尤来吃晚饭，以使这个日子更快乐一些。……

我和尤现在是真正的朋友。他使我更加信任他的种族，因为实际上，他也有一种完全欧洲式的微妙精致的感受方式。一周内一两次，我让他课后留下来分享我晚上加餐的鸡蛋。我们莫里哀，我希望，我们能渐渐地读到他的悲剧部分！

汉口，1913年8月19日

亲爱的妈妈：

据统计数字，我们已经超越了以前所有高温的记录，今天有41度，而17天来的平均温度是39度。……

革命似乎要结束了，政府处处获胜。政府要么用武器，要么用金钱来保持自己的胜利。交易可以说是公开的。袁世凯了解他的国民，他恰如其分地对待他们。只是在中国目前这种脆弱的经济状况下，这么昂贵的方式不可能长久使用。

人们传言说，反袁势力准备在明年发动政变。可是，做好准备的总统通过刺激性的挑战，逼迫他们立刻进入战斗。玩得漂亮！所有反抗的首领，以孙中山为首，都逃到日本去了。在日本的庇护中，他们要重新开始秘密工作，就像他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进行的一样。中国近期还不能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优越性”。

我是不是记得告诉你，博达尔的夫人最近将要临产了？

汉口，1913年9月3日

如果相信这里的报纸的话，那么就会发现整个四川都在反对袁世凯，只有成都还受政府控制。周围的省份派军去镇压反叛的人。这个不幸的省份真的不再需要更多的诅咒了。你问我北方派和南方派的意义。如今，这两个词表示支持和反对袁世凯的人。这位共和国的总统大人，根本不把议会当回事，让议员们去叫嚷，尽管有时他们叫得有道理。他进行的是独裁统治。自由，甚至他敌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可否认，这个国家已经受够了动荡，只要能收拾秩序，让人们平安度日，人们愿意接受一位主人。

汉口，1913年10月7日

亲爱的妈妈：

我看到混合法庭在你那里找到了一位发出严厉传唤的法官。听你的口气，我快要变成一个滥用权威来欺压别人的怪物了。这种误会的最初原因，是因为你用法国方式看待这些事情，而我，我用中国的，至少是一半中国式的！别忘了，首先，这个混合法庭既然是混合的，就自然有一个中国法官。法庭的判决也要经过两位助理法官的一致同意。如果说欧洲人的一边比较严厉，那位中国法官在那里是为了获得一个比较轻的判决。我们谈过的那桩案件（吸鸦片者），你认为判决结果“重了两倍”。你一是以什么为标准来说的呢？我这边有一个中国的法律条文，判处这样的罪行1000大洋（差不多3300法郎），我只罚了他700大洋（1750法郎左右）。这有什么过分的呢？从那之后，我还有另一个判得比较轻的案例，一切都得看被告的条件和社会地位来说。在头一批罚得比较重的案子里，被告是银行家、大商人，等等。其中有一些人请求我免去他们当众出庭的尴尬。我本来还可能为这个收受我想得到的任何东西。

你提醒我注意在租界华人中的形象。我承认我不怎么关心这个，因为我处理的都是小罪犯，他们的敬意有多大意思呢！我就像对普通居民一样，对待租界政府的警察和各类雇员。人们可能说我是“铁腕”的，却没人能说我是不公正的。

汉口，1913年10月14日

这周的大事是共和国得到正式承认。上周一选出了总统，当天，或者是第二天，所有的公使团就和新政府进入了正式的关系；所有的领事馆（除了我们的）都接到了关于这些事件的通告，并且受到去承认当地政府的邀请。对于我们，不仅没有接到通知，反而是自己去向公使团要通告。

周三晚上，我们接到通知说，国家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第二天早上10点要来领事馆拜访。法国领事馆于是开始付出特殊的代价：为给他荣耀而开夜车缝制中国的旗帜。

周五，从11点到下午2点在都督家接受接待。大国家的领事坐着自己战舰逆流而上；第二等级的领事（墨西哥、挪威、法国等等）没有船只，就要求搭乘前者的船。我们被英国战舰接纳，受到了热情接待。有小船把我们从“金沙”号上运向岸边。下了这种船，我们要走过一条摇晃的通道才能上岸，没掉进水里，真要奇迹。梯子上好像填满棉花球一样，软绵绵的。真是一次障碍赛。最终，我们上了岸，被安排登上仿佛是来自史前的破车，车夫的装束没法显示出那种特权。激情的游行在狭窄的街道上进行，可能有几个太冒险的看热闹的公民被挤扁在墙上。中午，公使团长嘶破嗓子发表演说，因为远处的各国战舰正在鸣礼炮。李将军致了回谢词，喝香槟酒，无数的中欧客人鼓掌。再会！……我们在门边看到四轮车消失，在毒辣的阳光下等待了10分钟。重新登上“金沙”号，人们请我们吃午餐。然后，我们离开武昌，同时鸣响十三声礼炮。我无意中被放在礼炮旁边的房间里，觉得自己的头在第一阵炮声中炸裂了。我在24小时内失去了听觉。船在奏炮期间也有不少损坏……

如果有这样的年代，一个号召就使人民团结在共同的苦难周围的话，1914年就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年头，比起1900年来说，真正开启了二十世纪。

对儒勒来说，1914年还不是充满致命的先兆的年头。它其实开始得不错。他的上司真正被他的人格魅力征服。汉口领事勒孔特先生对儒勒赞不绝口。他的后任，雷欧先生也在年度报告里对儒勒大加赞美。儒勒急着把这一切都汇报给了母亲。

出于受到这种赞赏而带来的激情，儒勒开始更加随性地说话。在他的一份十分个人化的关于“混合法庭”的报告中，他对这个机制的运行进行了辛辣的分析。并且利用这个机会，用他特有的方式，他十分生动地让上司注意到他办公室的破旧失修的状况！最让人惊讶的是，尽管儒勒忽视了外交语言的严格规范，却引起了上级的关心和支持。一直到法国公使本人——孔蒂先生，驻华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表现出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