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1914年1月27日

昨天是中国新年：我们整夜整日都被美妙的鞭炮声震得要聋掉了。我想，自从官方以1月1日代替新年以来，这个节日从没这样被庆祝过。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人们个个穿着丝绸衣服。甚至勇敢的老斯（注：一个仆人）也穿着一条黑绸裤子出去遛弯儿。今天，欢庆过后，我想提醒老斯戴上他的羽毛帽子（注：制服），该不算是冒犯他，因为他刚刚进来时满脸笑容，平时他很少这样。我一点也没生气，反而很高兴这些勇敢的人能够乐一乐：他们可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

汉口，1914年2月18日

孔蒂公使作了个突击式拜访：周四下午来，周五晚上就走了。我们乱了套，用了非常大的劲儿，带他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参观了一个普通旅游者和一个外交公使应该看的全部东西。孔蒂先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口袋里装满了幽默故事。他非常了解在中国的各位法国官员，这不仅是指这些法国官员的“领事”价值，也包括他们的各种小特点。这在我身上得到了很多证明，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完全个人的。第一晚的晚餐过后，他突然对我说：“现在，给我们唱一个您写的那些小曲儿吧。”而且，他自己也得到了一首小曲儿。第二天晚上，在晚餐前，他碰掉一个花瓶，那是一个商人献给他放在那里的。于是，晚餐后，我献给他一首“破碎的花瓶”，和苏利·布辉多姆的同名诗毫无相似之处。所有人都笑了个够，他是第一个笑的。我得向他保证给他寄一份复印件。

汉口，1914年2月24日

你在今天早上我收到的那封信里说，我在向部里述职时，应该用贵族和行政的用语。这个问题可以做理论上的讨论，但是，我向你承认，更重要的是获得的事实结果。你看，许多年来都有人用正规用语要求注意这所房子失修的状况，然而人们什么都没有得到，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收到回复。我用了一种更轻松的风格来陈述，于是就收到一封电报，说我们要求的经费已经被拨出。从这个特殊的例子，我总结出通俗风格对于学术风格来说有惊人的优越性。这是说我要大量地使用它吗！不是，但是我不认为只有在荒谬或喜剧的场景中才可以使用通俗的风格。我有孔蒂先生的准许和榜样。

我们接待了马尔代夫妇，北京的第一秘书。这些造访使我疲惫不堪。但我至少很高兴地知道我“征服”了孔蒂先生，他现在从早到晚只唱“破碎的花瓶”这首歌（这也提醒我今后要收敛一点）。我见到北京来的人越多，越没有欲望到这座城市里去任职！

“我是熊，我还将是熊！”儒勒身上有一种反人类的天性，在这个他用来描述邦思当第领事的词语上得到了极致的表现。他不寻求“北京的人”的陪同，这些西化和世俗的人际关系组成了首都的生活。他坚决不让自己的生活被和这类人的联系“搞坏”，而是要求和“普通人”交往。虽然他的职务给他打开了一扇通向上流社会的门，但他知道自己从什么地方来，不愿意忘本。这是他在一封信里表达的：“接触一个高于我童年交往的阶层并不让我眼花缭乱，远未让我脱离阶级，反而让我比以往更加依恋所有那些下层的却正直的人们，他们过着没有荣耀的生活，却也没有污点。”

这种善意的避世的性格，在关系到婚姻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来。因为在读到儒勒关于汉口“年轻美丽的姑娘”的说法时，我们会想到这跟玛利亚为他的婚事忧虑有关。儒勒把他独立的性格和对自由的品味放在更重要的地方，去应对那些“人们给他的多少有点模糊的建议”。说实话，他当然更喜欢“年轻姑娘”，喜欢他朋友尤的陪伴，喜欢和他的中国养子，而不是“北京的人”出门游玩。他将要满足母亲的愿望，可是现在，来自欧洲的炮声，而不是婚礼的庆典礼乐吸引了他的目光。

“1914年的春夏被一种异常的寂静笼罩着”，丘吉尔后来这样写道。人们不敢相信战争即将到来。儒勒在6月份接到新的任命的时候，就像当时的许多法国人一样，他知道法国参战的一年来了，战争准备是一点点、将信将疑地进行着的……在儒勒那里，法国的7月还是充满自信的。直到7月31日，热海被刺杀，这标志着希望的破灭和全民总动员的开始。在政党“神圣联盟”的召集下，法国用怀疑代替了乐观。政客、军人和所有的公民都认为这场战争是短暂的。在8月15日的信中，儒勒自豪地签下“天津军械库殖民军16团士官”。这是他新任职的城市，他描述了一场“比较欢快”的动员，连中国人民也加入了。

汉口，1914年3月10日

亲爱的妈妈：

这里同我们小城那里一样，什么事也瞒不住，人在这里会觉得自己很乐意成为愤世嫉俗者。正因为此，接触一个高于我童年交往的阶层并不让我眼花缭乱，远未让我脱离阶级，反而让我比以往更加依恋所有那些下层的却正直的人们，他们过着没有荣耀的生活，却也没有污点。

我们这里现今比12月2日后的法国更加不像一个共和国！袁世凯粉碎了所有自由和自治特点的东西；从议会到普通的市议会，所有议政机构3个月来悉数被取消，只剩下他自己。如果他去世将是怎样的混乱！革命党们一个个被清洗；去年发动起义的那些人逃亡日本；次要人物被从他们可能占据的职位上替换掉。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汉口，1914年6月3日

亲爱的妈妈：

明天将是我来这里一周年了，一半任期就这样过去了。总的看来，我认为没有虚度这一年。

我必须告别高贵的36团和老卡昂城，新的动员令调我去巴尔·勒·迪克的154团。此次变动，我认为应该是这三年执行的法令的后果。为了大大增强我们在边境上的兵力，因而要求有人数更多的军官来构成军队。军队是多么神奇的机器，两三百万人的一切就绪（或者被认为就绪），他们知道要去哪里，哪里找到火车带他们走，给他们衣服穿，武器，长官……。对于要操纵这机器的人又是怎样的责任啊。

你所感兴趣的邦斯先生应该已经上路了，他被博达尔先生代替，博代先生代替博达尔。博达尔先生应该正在成都神气活现呢。幸运的博达尔先生，他们开始错误地任命他为主事，以为他已经是见习口译，以为他29岁了至少应该是高中毕业，他们就是这样践踏了规则和法律。因为他在我们整个机构内普遍受“欢迎”！……

天津，1914年8月15日

亲爱的妈妈：

怎样的8月15日啊！禁止岀营区，着装，带装备，到连部劳动。殖民地军第16团慷慨地给了一身咔叽布服装，包括一条拖在脚跟下10公分的裤子和一件有同样风格袖子的上衣。为了安慰我，他们告诉我衣服下第一次水后会缩小。他们没告诉我在衣服洗了后我该穿什么到处走。这段日子，我想也许该把我漂亮的军阶缝在睡衣和袜子上。

尽管有这些物质上的烦恼，我并没有停止想念你，整整一天我都在想你，向你致以最深切的柔情。我的长官和同事总体说来非常亲切。我在这里又找到些旧相识。德·布罗克在一个驻扎在城区的连队里，而我们在6公里外。我们的住地很美妙，房子在一个真正的公园里面，到处有花，一条小溪穿过几座小桥，一座音乐亭（殖民军16团有乐队）。我认为我该放弃领事馆的前程来这里服役！合作食堂提供丰盛的饭菜，一点都不差。简言之，一切都不坏，服役是愉快的。

从汉口出发时，一大群人（因为季节的关系）来火车站送行。仪式简单很好，他们异口同声地喊“法兰西万岁”！预备役的兵员让人想到海地的军队，因为包括两个军官、六个军曹和三个手下！

在公使馆，孔蒂先生请我吃晚饭。他对我说，他在中间一站曾有意拍电报给我，要求我唱一首关于动员的歌。上帝保佑，这次大动员将会圆满结束，不会让我去兰斯的田径学校接受照顾，如果那样我的肚子和下巴都会瘦下去。

儒勒

天津军械库殖民军16团士官

对于1915年，儒勒后来写道：“多么奇怪的一年，汉口开始，天津继续，北京结束。”儒勒接到动员令却始终隶属领事机构，他戴着“双重大盖帽”，这解释了这几个月中他感情和活动方面的交替变化。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在中国同在欧洲一样左右着彼此的未来。对儒勒来说，这一年却是由一次家庭考验开始的。儒勒的父亲，阿尔弗雷德，64岁，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似乎是心理方面的，他住进布列塔尼的迪南的一个诊所。得知消息时，儒勒“温柔却坚决地”埋怨母亲在三个月后才告诉他此消息。儒勒匆匆看过信稿，对玛利亚说这封信是感人的。这确实是儒勒谈论他父亲的仅有的几封信之一，表达了他对父亲所感受到的依恋。

是否这伤心的消息使他转向了佛教？他放弃了天主教的礼拜，去“参拜一座大宝塔”，而且这不是他最后的一次。肯定是他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好奇心促使他做出这样的举动，他甚至参加了一个中国养子朱斯特·王的婚礼。而这次经历使他有机会写岀关于中国传统婚礼怎样进行的文章，作为真正的历史见证发表在一个法国刊物上。他对于这类仪式的兴趣使他更接近民众，他不断发现民众的价值，同时学会将所谓的欧洲文化优越相对化：“其实是我们错了，我们不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问题，而企图用我们的方式来裁判他们，我们双方并非用同样的尺寸衡量事物。”

相反，儒勒疏远的正是军事活动。当他离开汉口去天津，他情不自禁地揭露他所在团的“混乱”，并发了几次脾气。在那个时代，他的批评不足为奇。这是与欧洲前线堑壕里发出更激烈更绝望的批评相呼应的。最初那种建立在对法国武力盲目信任上的“枪杆的花朵”的沸腾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明白法军绝没有准备好这样的对抗，兵员不足应付任务。

至于中国的局势，虽然在欧洲局外，但仍然让人忧虑。年初颁布的新法保证袁世凯的终身权力，让儒勒有机会来讲一则他喜欢的轶闻。袁世凯成为中国新王朝皇帝的愿望眼看要实现，但是同儒勒一样，他的这一年也并不如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