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利斯特指的是造成埃利奥特在战争接近尾声时精神崩溃的直接诱因。充满烟的大楼是巴伐利亚的一家单簧管工厂。听说党卫军刺猬弹轰击过这座楼。

埃利奥特带着他的连队的一个排冲击这座楼。他常用的武器是一支汤姆逊冲锋枪。但是这次他带的是一支步枪，而且上好了刺刀，因为担心在烟雾中误伤了自己人。他从来用过刺刀捅人，在大屠杀的年代里也没有过。

他向一个窗户里扔进一颗手榴弹。爆炸的时候，罗斯瓦特上尉亲自爬进窗户，发现他自己站在一片停滞不动的烟海之中，它起伏不平的波面恰及他的眼睛。他昂起头以保持鼻子在浓烟之上。他听得见德国人在讲话，却不见他们。

他向前跨了一步，绊住了一个人，又摔倒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些都是被他的手榴弹炸死的德国人。他起身，发现面对面站着一个头戴钢盔，面戴防毒面具的德国人。

埃利奥特像他一向作为一个好战士那样，用膝盖猛顶那个人的小肚子，用刺刀直插其喉咙，抽出刺刀以后又用枪柄打碎了那人的下巴。

此时，埃利奥特听到一个美军军士在左边嚷嚷。那边的能见度好得多，因为那个军士在喊着：“停止射击！莫动枪，你们这些人，上帝呀，他们不是军人。他们是消防队员！”

这是事实：埃利奥特杀死了三个没有武装的消防队员。他们是普通的老乡，正在从事着努力使房子和氧气隔绝开来的英勇而无可非议的事业。

在卫生员取下被埃利奥特杀死的三个人的防毒面具的时候，他们竟然是两个老人和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就是埃利奥特用刺刀捅死的那一个。看上去他不超过十四岁。

在此之后，埃利奥特有十分钟光景还相当正常。然后，他平静地躺在一辆在行进着的卡车的前面。

卡车在关键时刻停下来了。但是车轮已经碰到罗斯瓦特上尉。当他的吓得要死的士兵抬起他的时候，他们发现埃利奥特全身僵硬，甚至抓住他的头发和脚跟就可以把他抬起来。

他处于这种状态有十二个小时，不说不吃———因此，他们就把他运回到快活的巴黎。

“他在巴黎的行为如何？”参议员很想知道。“那时候，在你看来他是否正常呀？”

“我就是在这时候才偶然认识他的。”

“我不太懂。”

“神父的弦乐四重奏小组在一个美国人的医院为一些精神病人演出———神父和埃利奥特谈了话，神父认为埃利奥特是他认识的最清醒的美国人。在埃利奥特病好出院的时候，他受神父之邀去吃饭。我还记得神父是这样介绍的：‘我想让你们见见这位当今唯一真正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

“他这么清醒，有没有告诉你什么？”

“那是他留下的总的印象———实在的，比他说的那些具体的话印象要深得多。我还记得神父是怎样描述他的。他说：‘我带回家来的这位年轻上尉———他瞧不起艺术。你们能想象吗？蔑视艺术————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居然使得我因此而喜爱他。我记得，他说的是艺术与他无缘。我觉得，这种说法对于一个在执行任务中刺死了一个十四岁孩子的人，是十分公正的。’”

“我第一眼看到埃利奥特就爱上了他。”

“你能不能换个词？”

“什么词？”

“除了爱。”

“还有更好的词吗？”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但是一到埃利奥特身上就变了。现在对我们来说，它已经失去了那种意义。埃利奥特在爱这个词上的所作所为，同俄国人在民主这个词上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如果说埃利奥特是要爱所有的人，根本就不问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那么，我们这些人则总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原因而爱某些特定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人最好还是再找一个新词。”他抬起眼睛看着他的已故妻子的油画。“比如说吧，我爱她更甚于我爱我们的扫垃圾工人，这让我犯了一个很可笑的错误：歧视。”西尔维亚淡淡地一笑。“在找到一个更好的词儿之前，我是不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老词———就是今天晚上？”

“由你嘴里说出来，它的意义不只如此。”

“在巴黎，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他———现在我一想起他，还是爱他。”

“在这场把戏中，你一定很早就认识到了，你遇到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那就是酗酒。”

“这是关键问题。”

“还有和阿瑟·加尔维·厄尔姆的那件糟心的事。”厄尔姆是一个诗人。当基金会还在纽约的时候，埃利奥特曾给了他一万美元。“那位可怜的阿瑟对埃利奥特讲，他想要完全自由地说话，不用考虑钱的问题。埃利奥特当场就签了一张巨额支票。那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西尔维亚说，“我记得阿瑟·戈德弗雷，罗伯特·弗洛斯特，萨尔瓦多·达利———还有其他许多人。

“埃利奥特对他说：‘你必须实话实说，现在是该有人讲老实话的时候了。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钱来讲出更多的老实话，再来找我好了。’

“可怜的阿瑟昏头昏脑地在酒会上到处乱转，给人家看那张支票，问他们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都告诉他，这真正是一张支票。然后他又回来找埃利奥特，再一次弄清楚了支票的事并不是开玩笑。然后，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请求要埃利奥特告诉他应该写些什么。”

“‘那可是事实啊！’埃利奥特说。”

“‘你是我的庇护人———我想，你作为我的庇护人，你可能————’”

“‘我不是你的庇护人。我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给了你钱就是为了找出什么是真实情况。这两件事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对呀，对呀，’阿瑟说，‘就应该是这样。我就想这样。我不过是想，或许你想要某些特别的题目———’”

“‘你选择题目，而且要真正放开胆子写。’”

“对呀。可怜的阿瑟完全不自觉地突然敬了礼，我看他根本就没有在陆军、海军或者其它什么部队呆过。然后他离开了埃利奥特，接着又到酒会上闲逛，问大家埃利奥特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最后他又回来告诉埃利奥特，他曾经当过季节性的水果采摘工人，他要写一组关于水果采摘工人悲惨生活的组诗。”

“埃利奥特站起身来，向下望着阿瑟，他的眼睛发着光。他说话了，想让大伙都听见。‘先生！你知道吗，罗斯瓦特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发起者和多数股票的持有者啊？”

“‘事实并不是那样！’参议员说。”

“‘当然不是事实。’西尔维亚说。”

“‘基金会在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联合果品公司的股票？’参议员问麦克阿利斯特。”

“‘哦———大概有五千股吧。’”

“‘等于没有。’”

“‘是等于没有。’麦克阿利斯特表示同意。”

“可怜的阿瑟羞得无地自容，偷偷溜走了，后来又跑回来，低声下气地问埃利奥特，谁是他喜爱的诗人。‘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埃利奥特说，‘我是很想知道他的名字的。因为这首诗给我印象很深。’”

“‘你从哪儿知道的？’”

“‘它是写在罗斯瓦特县和印第安纳州布朗县交界处的一个酒吧间的男厕所的墙上。那是罗格·卡宾旅店。’”

“‘啊，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参议员说，‘天啊，想必罗格·卡宾旅店在一九三四年就给烧掉了。埃利奥特怎么会记得住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去过那个地方吗？’麦克阿利斯特问。”

“‘去过一次———现在我想起来了，只有一次。’参议员说，‘那是个可怕的强盗窝啊。如果不是车子出了毛病，我们是不会在那儿停车的。埃利奥特那时候想必是十岁？或是十二岁？他可能用过男厕所，而且可能真的看到了墙上写的什么东西，使得他一直都还没有忘记。’他点点头，‘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

“‘那诗到底是什么啊？’麦克阿利斯特说。”

西尔维亚对这两位老人表示了歉意，因为她不得不说粗话。然后，她就背诵了埃利奥特大声对厄尔姆朗诵的两行诗：

“‘我们并没有向你的烟灰缸内撒尿，所以请你也不要向我们的便池扔烟头’”

“这位可怜的诗人流着眼泪逃走了，”西尔维亚说，“事情发生几个月之后，我都一直非常害怕打开小包裹，害怕某一个包裹里会装着阿瑟·加尔维·厄尔姆的耳朵。”

“真是对艺术的痛恨啊。”麦克阿利斯特说。说完，他发出了咯咯叫声。“他自己就是一个诗人。”西尔维亚说。

“这对我真是个新闻，”参议员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他以前常写诗送我。”

“很可能他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乱划的时候，才是最才思敏捷的。我老是在想是谁干的。现在我知道了，就是我的诗人儿子哟。”

“他在厕所墙上乱划吗？”麦克阿利斯特问。

“我听说他干过。”西尔维亚说，“那是无害的———并不很让人恶心。我们呆在纽约的时候，人家告诉我，埃利奥特在全市的男厕所里都写上了同样的话。”

“你还记得内容是什么吗？”

“记得的。‘如果你被遗弃且被遗忘，一定要放得下尊严。’据我所知，这是他的独到见解。”

此刻，埃利奥特正在想借看书入睡。他看的正是阿瑟·加尔维·厄尔姆的一本的手稿。

这本书就是：《和孩子一起找株曼德拉草根》，这是约翰·多恩的一行诗，书一开头写着：“献给埃利奥特·罗斯瓦特，我的富于同情心的绿松石。”下面还有他的一段引语：

一颗富于同情心的绿松石一旦泛白预示着佩戴者的身体会感到不适。

厄尔姆还写了封信，说明此书将由派林多乐姆书局于圣诞节出版，并将与《色情作品的摇篮》一起收入一个大的读书会的丛书中。

这封信的部分如下：

毫无疑问我已被你遗忘，富于同情心的绿松石。你认识的这个阿瑟·加尔维·厄尔姆是一个不值得放在心上的人。他是一个十足的懦夫，是一个傻透了的傻瓜，居然还自以为是个诗人！他是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后，才真正认识到你的刻毒之心竟然有这样的慷慨和仁慈！你是早就想了很久才向我挑明了，我的毛病之所在和我应该怎样来改正，而且你仅仅只用了很少的几句话！现在（十四年以后），这里是我的八百页长的著作。没有你，这些我是写不出来的，我指的并不是你的钱（钱是狗屎，这正是我想在书中要加以说明的问题之一），我指的是，你坚持要讲出关于我们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的真实情况，以及说明真情的字句只有在厕所的墙上才能找得到。埃利奥特已经记不起阿瑟·加尔维·厄尔姆其人，更不知道他对此人作了点什么忠告。厄尔姆的提示太诲涩了。埃利奥特很高兴他给了某人以有意义的忠告，当看到厄尔姆的下面的话时，甚至有些得意忘形了。

“让他们枪毙我，让他们吊死我，反正我已经说出了真实情况。法利赛人（伪善者），麦迪逊大街的骗子们和腓力斯人（市侩庸人）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对我而言都是音乐。在你的神圣的帮助下，我已经把真理的神灵从瓶子里放出来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再回到瓶子里了！”

埃利奥特开始劲头十足地谈起厄尔姆所写的、并且准备为之献身的真理来了。

我扭她的手臂直到她张开了两腿。当我长驱直入的时候，她轻轻尖叫了一声，半是欢乐，半是痛楚，你想一个女人会怎样呢？

埃利奥特发现自己也冲动起来。“啊，我的天老爷，”他对着他的生殖器官说，“你不应该这样乱来的。”

“要是有一个孩子就好了。”参议员又说了。

后来，他的强烈的遗憾却给这个想法击破了：对一个没有能生出神奇孩子的女人讲这个话，是太残忍了。“原谅一个老傻瓜吧，西尔维亚。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你正是因为没有孩子而要感谢上帝呢。”西尔维亚在洗澡间里哭完了以后又出来了，她作了一些表示，主要是想表示她倒是真喜欢有这么一个孩子，而且她也对此感到遗憾。“我绝不会为了那样的事而感谢上帝的。”

“我可以问一个关于你个人生活的问题吗？”

“生活总是这样要求的。”

“你认为他确实没有生儿育女的能力吗？”

“我有三年没有见着他了。”

“我只想让你作一个推测。”

“我只能告诉你，”她说，“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后期，***对于我们俩都几乎没有兴趣了。他曾经非常热衷于***，却不是想要个孩子。”

参议员懊恼地啧啧连声地说，“我当初要是管教好我的孩子就好了！”他抽搐了一下。“我去拜访了埃利奥特在纽约时经常去看病的那位心理分析专家，这件事是直到去年才办的。看起来，关于埃利奥特的事，我的关心迟了二十年。问题是———问题是，我，我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像这样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居然会到这种地步！”

姆沙利强按捺住他急于想知道埃利奥特病情的详细诊断情况的心情，紧张地等待着有个什么人催促参议员继续说下去。没有人催促，所以姆沙利只有自己说话了。“医生说了些什么呢？”参议员心里毫无戒备，继续他的话题。“这种人从来都不愿意谈你想要谈的事，总是谈些不相干的事。当他知道我的身份之后，他连埃利奥特都不愿意再提到了。他只想谈罗斯瓦特法案的事。”罗斯瓦特法案是参议员自认是他在立法事务方面的得意之作。这个法案规定，凡发表或占有诲淫材料的均属违反联邦法律，最重可判五万美元罚款和十年监禁，不准假释。这实在是一个精典之作，因为它精确地给诲淫下了定义：

诲淫，即能引起生殖器官勃起，生理排泄，身体毛发勃起的任何图片，或留声机唱片，或任何书写材料。

“这位心理分析医生，”参议员发牢骚说，“想要了解我的童年生活。他想要探究我对身体毛发的感觉。”参议员耸耸肩。“我请他别再谈这个问题了。我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据我所知，对这个话题很厌恶。”他指着麦克阿利斯特，其实也只不过要指个什么人罢了。“这就是你们的对色情的解释。有些人会说，‘啊，你是如何认出来的呢？你怎么能把它与艺术和其它诸如此类的东西分得开呢？’我把这个解释写进了法律！色情和艺术的差别就在身体毛发上。”

他脸红了，不好意思地向西尔维亚道了歉。“你不要计较了吧，亲爱的。”

姆沙利鼓励着他。“那么，医生对埃利奥特什么也没有说吗？”

“这个该死的医生说了，埃利奥特对他什么也没有讲，除了那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差不多都是和怪僻人物和穷苦人所遭受的压迫有关的事。他说，他对埃利奥特的病所作的任何诊断，都不会是些胡说八道。作为一个忧心忡忡的父亲，我对医生说了，‘说吧，关于我的儿子，无论你说什么都行，我不会要你负责的。你随便讲什么，不管对不对，我都会感激你的。因为好多年以前，不管是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是真还是假，我对我的孩子已经吃不准了。你就把你的不锈钢汤匙伸进这个不幸的老头子的脑子里来吧，医生，’我对他说，‘而且还要搅动。’

“他对我说，‘在我对你讲了我的不负责任的想法之前，我想提到一个关于性反常的问题。我曾经想和埃利奥特讨论这个问题———好，如果参加讨论这个问题会对你造成强烈影响的话，那还不如现在就结束这个话题。

’‘说吧，’我说，‘我是个老油条了。

有种说法，老油条已经不会因为什么人说了什么而受到很大刺激的。以前我根本就不相信，现在我就试图去相信。’

“‘很好———’他说，‘让我们假设，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总是会由于一个漂亮的女人，除了他的母亲和姐妹，而引起性冲动的。

如果他由于其它事物而引起性冲动，比如，另一个男人，或者一把伞，或者约瑟芬皇后的鸵鸟毛披巾，或者一只绵羊，或者一具死尸，或者他的母亲，或者一条失窃的吊袜带，那他就是我们听说的性反常。’

“我回答说，我以前就知道这种人的存在，不过，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的事，因为似乎也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去考虑他们。

“‘很好，’他说，‘这个反应很适当，罗斯瓦特参议员，坦白地说，颇使我感到惊奇。让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看法，所有的性反常都是一个电线搅乱的问题。大自然母亲和社会命令人们应该在什么什么地方和如此这般地进行性行为。正是因为这个电线搅乱的问题，这些不幸的人却一个心眼地径自跑到一个错误的地方，自豪地，精力充沛地干起那种见不得人的不合适的事情来了。假如他没有挨暴徒的殴打，而只是因为挨了警察打而终身残废的话，那他就算是幸运了。’”

“这是我多年以来第一次感到恐惧。”参议员说，“而且我也这样对医生说了。”

“‘好，’他又说了，‘干医生这一行，最最愉快的莫过于把一个门外汉推向恐怖，然后又把他拉回到安全的岸上来。埃利奥特肯定是电线搅乱了，但是，这种短路导致他为发泄***而去做的那些不合适的事，并不一定是些很糟糕的事。’

“‘怎么说的？’我叫了起来，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埃利奥特偷女人的内裤，埃利奥特在地铁偷偷剪人家头发，埃利奥特偷看人家等等下流事。这位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耸耸肩。‘告诉我，医生，您将最坏的消息对我说吧。埃利奥特把他的***导向什么啦？’

“‘乌托邦。’他说。”

失望让姆沙利反复地打着喷嚏。

埃利奥特看着《和孩子一起找株曼德拉草根》，睡意越来越浓了。他不过是随便翻翻，希望偶然发现某些会使法利赛人（伪善者）咬牙切齿的地方。甚至有个地方描写道，有一个法官因为从来没有使他妻子达到过一次情欲高xdx潮而受到谴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负责肥皂客户的广告经纪人喝醉了酒，锁上他公寓的门，穿上他母亲的结婚礼服。埃利奥特皱起了眉头，努力去想这种事大致是会使法利赛人恼火的。但是，他总不能那样做到。

他现在读到这位经纪人的未婚妻勾引她父亲的司机，她故意挑逗地咬掉了他制服上口袋的扣子。埃利奥特很快地坠入了梦乡。

电话铃响了三声。

“我是罗斯瓦特基金会，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

“罗斯瓦特先生———”这位烦躁不安的人说，“你不认识我的。”

“难道有人对你讲过这有什么关系吗？”

“我是无关紧要的，罗斯瓦特先生。我比微不足道还微不足道。”

“那么，上帝就是犯了一个很糟的错误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上帝在造我的时候，肯定是犯错误了。”

“或许你该向合适的地方去发你的牢骚。”

“那么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

“谁告诉你我们的？”

“在电话亭内有一张黑色和一张黄色的告示，上面写道：‘不要自杀，给罗斯瓦特打电话吧，’而且还有你的电话号码。”这种告示在全县所有电话亭内都有，同时在大部分消防队员的车子和卡车后窗上也都贴着。“下面有人用铅笔写了些东西，你知道吗？”

“不知道。”

“写的是，‘埃利奥特·罗斯瓦特是一位圣人。他会给你爱和钱。如果你宁愿要印第安纳州南部最好的屁股的话，那就给梅丽莎打电话。’下面还有她的电话号码。”

“这个地区你并不熟悉吧？”

“我对哪里也不熟悉。不过，你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某种宗教吗？”

“圣灵两系宿命论洗礼会。”

“那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一般对人家硬说我必定信某种教的回答。恰好有这么一个教派，我敢肯定一定是个好教派。必须要洗脚，而且神职人员不拿薪水。我洗脚，而且我也不拿薪水。”

“我不懂你的意思。”打电话的人说。

“不过就是一种使你感到轻松的说法罢了，就是要你对我不一定要十分认真。你大概不是一个圣灵两系宿命论洗礼会会员吧，对吗？”

“上帝啊，不是的。”

“这里有两个信徒。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对他们当中的人，讲我刚才对你讲的话。”埃利奥特喝了一口酒。“我真害怕这一天，而这一天终将来临。”

“听了你的话觉得你真像是个醉鬼。你是不是刚才喝了酒。”

“管他呢———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政府。”

“什么？”

“政府。如果我不是教派，而且我又要阻止人们自杀，那我一定就是政府了，对不对？”

电话对面的人自言自语了几句。

“要么就是社团的金库了。”埃利奥特说。

“你在开玩笑是吗？”

“这正是我想要知道而要你去发现的东西。”

“也许你觉得贴上一些关于想要自杀的人的告示，是蛮好玩的吧。”

“你想要自杀？”

“那又关你什么事呢？”

“我不想对你讲那些我发现的，能让生命延续的理由。”

“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想要问你，假使继续活一个礼拜，你要开出的最最低的底价。”

沉默了一会儿。

“你听清我的话了吗？”埃利奥特说。

“我听清了。”

“如果你不想自杀，那请你把电话挂上，好吗？否则别人会打不进来的。”

“你似乎精神有问题。”

“是你想要自杀的呀。”

“假如我说，给我一百万美元，我也不愿意活到下个礼拜，你认为该怎么办？”

“我就说，‘那就去死吧。’一千美元怎样？”

“一千美元。”

“那就去死吧。一百美元怎样？”

“一百美元。”

“这才像话了。到这里来谈谈。”他把办公室地址告诉了他。

“不要怕消防站门口的那些狗。”他说，“它们只有在火情警报器响的时候才咬人。”

这个报警器还有一些故事，据埃利奥特所能得到的资料来看，它是西半球最响的一个警报器。它是由一个七百马力的梅塞施密特引擎带动的，而此引擎又有一个三十马力的电力启动器。

它曾经是二次大战期间柏林的主要空袭警报器。罗斯瓦特基金会从西德政府手里把它买下来了，然后匿名送给了这个镇。

它是用平板车送来的，关于赠送者的唯一的线索是拴在上面的一个小纸片，简单地写着：“一个朋友的敬意。”

埃利奥特在一本他藏在床底下的笨重的账本上记事。这个账本有个黑色印花皮面子，有三百页悦目的绿色有格子的账目。这就是他所说的末日账本，在这个账本里，从罗斯瓦特基金会在罗斯瓦特县开张的第一天起，罗斯瓦特就记下了每一个来求助的人的姓名，他遇到的困难以及基金会对他的帮助。

账本都快记满了，而且也只有埃利奥特和他的已经跑了的妻子才能看得懂里面写的是什么。现在他正在写那个给他打过电话，并且才来见过他，并且刚刚离开的那个要自杀的人的姓名———此人走的时候有点恼火，好像是怀疑他是不是受了骗，或者给耍弄了，但又好像摸不着头脑，或者是什么道理。

“谢尔曼·威斯利·里特尔，”埃利奥特写着，“!&quo;#，%&—’——,—/0/—012—345/66。”翻译过来，意思就是，里特尔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人，是一个想要自杀的工具和模具工人，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是一个二次大战的退伍军人，有一个老婆和三个孩子，老二得了大脑麻痹症。埃利奥特给了他一笔三百美元的罗斯瓦特基金会的研究金。

在末日账本中，比给点钱要更加常用得多的一个处方是“7”。这是埃利奥特推荐给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是某一原因，而深深陷入抑郁之中的人的。“亲爱的，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吧————吃一片阿斯匹林，同时用一杯酒送下。”“48”指的是“捕捉苍蝇”。人们想为埃利奥特做些事补偿一下。他就要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来他的办公室打苍蝇。在蚊蝇孽生季节，这并不是件容易做的事。因为埃利奥特的窗户上没有窗纱，而且，由于有下面油腻的热气通风装置，他的办公室便和烧午餐的肮脏厨房直接相通。

所以，这种捕捉苍蝇实际上是宗教仪式，甚至仪式化到了一种很深的程度：传统的苍蝇拍子已不使用，善男信女各以不同方式捕捉苍蝇。男人们用橡皮带子，女人们用温水桶和肥皂水。

用橡皮带子是这样打法的：人们切开一根橡皮带，把它绞成一股绳子，而不是弄成一个圈圈。他用两手拉开这根绳子，沿着它瞄准，就像它是一根步枪筒一样，当苍蝇被瞄上了以后，突然松开将皮带打得准的话，苍蝇就会尸飞灰灭。这就是造成埃利奥特的墙上和木器上许多奇怪的颜色的原因，上面都是些干的苍蝇的尸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