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教导员见了大许总斜着眼。他知道大许出身不好，背地里常骂他狗崽子。后来就三天两头往我们队里跑，想找大许的碴儿。我发现他来意不善，常在背地里关照大许：“教导员要整你啦。”大许并不害怕，说：“我干我的工作，他整得着吗？”

碴儿到底还是给教导员找着了。那年秋收时，大许的脚扎伤了，雨后地里潮湿，队里照顾他在场上干活。几千斤稻谷上了场，需要留人翻晒，于是又派了我和一个女同学邢红。

早上雾气消了以后，我们打开麻袋，把半湿的稻谷倒出来，摊在场上，这活儿直到中午才干完。下午我们到场上时，她已经在那儿了。她洗了头，长发披在肩上，在树荫底下盘腿坐着，笑嘻嘻地看着小鸟飞，好像很感兴趣。我去拿耙子，想把稻谷翻一遍，可是她对我说：“别翻了！五分钟以前我刚翻过一遍。”

于是我们俩也到树荫里坐下。我对大许说：“我看你什么时候还是去找教导员谈谈，他可能对你有误解，谈了就解开了。”

大许回答得很干脆：“我不去！”

我说：“还是去谈谈好。我可以替你先去说说。”这时我听见哧哧的响，原来是她在鼻子里哼哼。她说：“没意思。干吗让大许去讨饶？”

我白了她一眼，觉得她瞎搭碴儿。她觉察出来，就笑了笑，走开了。

大许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忽然，他抬起头来大叫一声：“不好！来雨了！”

我一看，果然，乌云已经起来半天高了。我们赶紧去收稻谷。她不见了。我就喊：“邢红！邢红！来了雨了！”

她在远处答应：“知道了！我在拉牛。”

她从河边拉来一头牛。我们给牛架上个刮板，用牛拉着把稻谷堆起来果然快得多，一会儿就把谷堆撮起来一多半。

风来了，雨马上就到，偏巧这会儿牛一撅尾巴。她赶快把牛尾巴按住说：“这个该死的！”她笑起来了。我连忙把牛赶到一边去，让它拉了一脬牛粪。这一弄实在耽误工夫。等我们堆好谷堆，雨点子已经劈里啪啦地打了下来。当时有一块盖谷堆的席子不合适，反正那席子已经烂了半边，大许就拿镰刀削下一块来，然后盖上防水布。刚弄完雨就下大了。

我们跑到凉棚里躲雨，大许还拿着那块席片呢。我说：“扔了吧。”他说：“留着可以补箩筐。”忽然邢红弯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后直起腰来在大许肩上拍了一下说：“你看这儿！”

我们一看，席子上粘着一角人像。坏了，那会儿根本没有别人的像。大许吓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画像揭下来捧在手里看。

这块席原来一定是草屋里打隔断的。我说：“怎么办？另一半在谷堆里呢。天晴以后打开就该被别人看见了。大许，你快报告去吧。”

她说：“报告说是谁搞坏的呢？”

我没吭声。大许说：“当然是我。”

邢红说：“你瞎说，不是你。教导员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大许不干，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要是人家看见了，问是谁弄的，就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不知道谁干的，这样就谁也不用承认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时，那片席子就被上场摊稻谷的人发现了，而且教导员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赶了来，逼问我们这是谁弄的。我们当然说记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罢甘休！他把我们挨个逼问了一通，让我们仔细讲一遍当天下午的活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尤其是盖席子的过程，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讲。不知他们感觉怎么样，反正在教导员逼我的时候，我觉得手心出冷汗，舌根发硬，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讲完了以后他盯住我说：“你热爱毛主席吗？”

我说：“热爱。”

“好。你再讲一遍，是谁用刀削下席子的那个角的？”

“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也许席子本来就缺一角。”他瞪起眼来说：“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来是不缺角的，一个缺角的也没有。你再想想。”

我流着冷汗说：“我不记得有谁拿过刀。也许是折了以后撕的？”

他眼睛发出亮光：“对，对，是谁？”

“不记得是谁，我没看见。”

他冷笑着看着我。

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忽然心狂跳起来。也许这真是犯罪行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吗？我对得起毛主席吗？一想到这个，我的心脏都要冻结了。

正在这时，我又听到教导员在隔壁房间里咆哮：“就是你干的！你这个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宽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来是在审问大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