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稳地靠在“玛鲁鲁”号汽船的舷杆上，那个打着黑领结、身着白色夜礼服的英俊小子风度翩翩，就像复苏了的“箭”牌衬衫广告画上的模特，此刻他正心满意足地凝视着粼粼波光，银色的月光均匀地铺洒在无尽的水面上。

时而，薄薄的水珠会轻溅到他那张轮廓鲜明的脸上，时而，依偎在他怀里的年轻美貌的社交新秀会送上甜甜的一吻，她那玲珑的曲线在深蓝色的夜礼服下清晰可见，这温润的夜晚、这凉爽的季风怎会不激荡起华服下少女的芳心？空中闪烁的群星和她颈下的钻石项链与纤细手腕上的钻石手链交相辉映。

她叫伊莎贝尔·贝尔，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格莱汉姆·贝尔的侄女，这名字意味着她足以支付起长途旅行的花销。

他呢，也许是名来自东海岸的阔少爷，出身于有四百年历史的名门豪富之家。不过从他那棱角分明的外型来看，他也许是“卡菲社团”的一分子，是名舞台或电影演员，或是名快乐的运动员。

没准儿他是名剧作家，多年来历经磨难，砍伐树木、与野牛搏斗、驾驶汽艇等等，这样的生活将他磨砺得通晓事故，于是他为普利策奖而写作——那些打动人心的文章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非人道，而且他决不会让好莱坞的那些极端分子破坏他的杰作。就是他，一位出身平民阶层的天才人物能与上流社会的精英亲切交谈，甚至相依相偎，可能还会像传言中的那样，在几个小时后偷偷地溜进伊莎贝尔·贝尔的高级舱房，进行一些上流社会内部的“交易”。

或许，他不过是一名前往某个热带岛屿的文雅侦探，去着手调查一桩卑劣的案件，在那桩案子里，邪恶的暴行欺侮了一名可爱无辜的白人妇女。

亲爱的读者，你刚刚所容忍的那些胡言乱语中，最接近事实的，无论你相不相信，就是最后一种。

那名靠在舷杆上的“英俊小子”，看上去有些“意志薄弱”，那就是我—一内森·黑勒，一个在迈斯威尔街长大的穷小子，刚刚离开芝加哥警察局，受命调查一件棘手的案件，这案子能使芝加哥最高明的警探都为之摇头。我身上这套体面的白色夜礼服——连同那张昂贵的船票，抵得上我一年的薪水——是由一名圣徒般传奇的赞助人提供的，他也住在芝加哥。

出于私人目的，我竭力搭讪这位迷人的贝尔小姐。虽然，她对我的身份知道得一清二楚，绝不高估我的社会地位，却对我低俗的职业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何况我还是一名二十出头的美男子呢。

所以真相就是……伊莎贝尔自降身份——那么，我呢？

我时刻记着我是在去往“伊甸园”的途中。

几周以前，一个老朋友突然打来电话，将我从芝加哥警察局一件缠人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当时我正在调查飞行英雄查理斯·林德波夫的儿子被绑架一案，那孩子才二十个月大。芝加哥的黑帮分子艾尔·卡朋涉嫌卷入此案，他刚因逃税入狱，又在牢里大肆发表有关绑架一案的可疑言论。

所以一九三○年三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充当着芝加哥警方、新泽西州警方以及林德波夫三方之间的联络员，来往于新泽西、纽约和华盛顿之间调查着这案子的方方面面。

不过到了四月上旬，我所参与的挠头的早期调查已基本告一段落了（这部分我在上一本书中已经详尽描述过了）。正在这时候，我在林德波夫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邀请我去沙迪餐馆共进午餐，这家餐馆坐落于曼哈顿演艺区的中心地段。能从案子让人厌烦的收尾工作中摆脱出来，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把法拉利车交给门口的一名戴着红帽子的侍者后，又在另一名穿着红色制服的侍者引领下穿过大厅。大厅里有着高高的穹窿，光线十分充足。之后我被带到了餐厅，这里的光线变得十分柔和，四面是温切又不乏男子气的嵌板装饰，墙上还挂着栩栩如生、色彩生动的名人漫画像。

有些漫画像活了过来。在餐厅的最里面，乔治·吉雷正在一名金发女歌手的陪伴下，对着盘中剩下的羊排发表着“颂词”。玛尔特·威温在一间橙红色的雅座中接待着他的爱慕者，一心一意地对着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高谈阔论，他的听众大部分是迷人的年轻女孩子。巴巴拉·斯坦威克，她那头浅棕色的秀发剪得像男孩一样短，不过依然和银幕上一样韵致优雅，此刻她正和一名秃顶的年长绅士边饮着酒边聊着天，那个人看起来像名制片商或经纪人。杰克·达姆——难道他没有自己的餐馆吗？——一边吃着炸肉饼，一边与漂亮的姑娘调情。

可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既不是来自百老汇，也不是来自好莱坞，或是新闻界、运动场，而是来自遥远的“草原牧场”——芝加哥。他背着墙坐在圆形雅座的里面，面前白色的亚麻台布上不仅为他，还为另两位未到的客人摆好了餐具。

即使是坐在那里，他也相当引人注目，圆桶形的大脑袋，穿着未经整理的灰白色西装，松松垮垮的蝶形领结像只滑稽的活结一样晃来晃去；头发也是灰白色的，中间有些秃顶，厚重的额发像逗号似的悬垂在右眼前，这更突出了他那张粗糙的、沟壑纵横的脸。在这张脸上，那双剃刀般锐利的棕色眼睛和阿帕克式的颧骨格外引人注目。卡莱斯·达伦正在心不在焉地往小圆面包上抹奶油，抹得毫无章法、完全敷衍了事。一看见我走过来，这位已经七十岁的退休律师朝我孩子气地凋皮一笑。尽管我们在一年前我父亲的葬礼后再也没见过面，可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刚刚见过一样。“你得原谅我不能站起来。我的腿不再是过去的老样子了，而且现在我正急于要大吃一顿呢。”

“如果露比看到你这样，她肯定不会赞成的。”露比是他挚爱的妻子，她自封为达伦的主管。

“反对被驳回。”他一边笑着，一边大口嚼着面包。

瓷器和银器丁当碰撞声，自我炫耀的喧哗声在屋里响成一片。这可真是一个进行私人谈话的好地方。

在他的身旁坐下，我朝对面的空位点点头。“我们等人吗？”

达伦点了点乱蓬蓬的头，“一个叫乔治·林赛的华尔街律师，哈佛的毕业生，也是威尔德·德那汶的合伙人之一。”

“哦，”我笑了笑，“所以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

德那汶，国会荣誉奖章获得者，也是战争英雄，是林德波夫的好友，在寻找失踪孩子下落方面出过不少力。

“有人向我推荐了德那汉律师事务所，”达伦边嚼着面包边草草地说道，“因为达利·马洛退出了。”

尽管达伦想轻描淡写地搪塞过去，可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达利·马洛是几乎和达伦齐名的刑事大律师，在很多案子里他们曾并肩作战，这中间就包括田纳西州的斯格普斯一案，这桩案子为达伦从威廉斯·吉宁斯·达伦手里挣得一大笔钱。而为两名未成年的“激情杀手”利奥德和利奥普德的成功辩护使他声名鹊起。

“马洛退出了什么？”我追问道。

“我正在考虑的一桩小案子。”

“别对我说你又套上了轭套，刑事大律师。你不是已经退休了吗，呃？”

“我知道你只读一些通俗和福尔摩斯探案集，”达伦机智地避过话锋，“我想你可能不知道，报纸上……华尔街出了些小风波，股票跌得很惨。”

我嘀咕着，“我听说你在经济危机中损失很惨重。不过我也听说你现在正在从事写作，怎么，难道你不是巡回演讲中的热门人物吗？”

他的口气更具说服力，“所谓的经济危机减少了我本来就不宽裕的经济来源。在这样一个只有惊险才广为畅销的年代，我出版自传不是件可笑的事吗，你不这样认为？”

“你所经历的那些事不就是活生生的惊险故事吗？”

“我可一点儿不想把我的生活和工作歪曲成流行的模样。”他又开始往面包上抹奶油了，那双锐利的眼睛微眯着，紧紧盯着面包，瞧都不瞧我一眼，不过他左边脸颊上那抹越来越深的笑意却是冲着我的。“不管怎么说，孩子。生活中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事，我想你现在总该明白这一点了吧！”

“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伸手拿了一个面包，“对于一个憎恶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来说，你却对每一美元都有着贪婪的渴望。”

“说得不错，”他大度地附和着，又咬了一大口黄油面包，“我像所有人一样——意志薄弱，有很多缺点。”

“你是你周围环境的真正受害者，刑事大律师，”我说道，“更不要说遗传了。”

他笑了一下，“孩子，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你机智，又有勇气，还有不错的头脑。不过只有这些还不足以解除压迫我们的层层束缚。”

达伦大律师是我所见过的人中，少数可以把对生活的悲观看法用最欢快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人之一。

“这也不全是为了钱，”他坚持说，诡秘地眨眨一只眼睛，“但是千万别告诉露比我是这么说的——我好不容易才使她相信我们的经济是多么糟糕，我出于无奈，不得不从退休状态中挺身而出。我告诉她这是我接这案子的惟一原因。”

“那什么是真正的原因呢？”

他夸张地耸耸肩，“厌倦，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这些乍听起来相当诱人，可是听起来和实际去做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整整四年远离工作的闲适生活听上去十分吸引人，但是想想整整四年的单调日子，整整四年的无所事事。”他又夸张地叹口气，“我太累了，孩子——我休息得厌倦了。”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就像在观察一名被审问的重要嫌疑犯，他可能随时倒向任何一个方向。

“如果你和马洛以及德那汶这样的律师谈过，”我说道，“这‘小案子’一定不那么简单。”

他眨眨棕色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只长满皱纹的巨大精灵。“嗯，不错，大到可以和你调查的林德波夫一案在报纸的头版上一起出现。”

我感到一丝寒意，这肯定不是因为头顶上风扇的缘故。

我将身子向前倾了倾，小心翼翼地开了口，“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难道你是指迈西那件案子？”

他脸上的微笑绽成了大笑，看起来和我从小就熟悉的样子不大像，嘴里新装的假牙看上去比他的真牙要好得多。

“我从未到过火奴鲁鲁，”他随意说着，好像我们正在讨论旅游手册的优劣，而不是在谈一桩恶名昭著的刑事案件，“我从没到过太平洋的那一边，听说那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就我所看到的资料而言，迈西的案子的确别具一格。泰拉·迈西是一名海军上尉的妻子，她的丈夫驻扎在珍珠港，她在被绑架后遭人强xx了。后来，她指认了五名当地人，不过，第一次开庭以延期再议而结束。

泰拉·迈西的母亲——福斯特克夫人，是一名类似于社会监督者的角色，在她的女婿托马斯·迈西的帮助下，策划绑架了一名被指控的疑犯，希望能迫使他招供。然而在他们的“看管”下，这名嫌疑犯被枪杀了。现在，福斯特克夫人、托马斯·迈西以及另两名被招来帮忙的水手因谋杀罪而被指控。

在这件案子里掺杂着性、暴力、种族骚乱等诸多因素，相比之下，林德波夫绑架案就不再是镁银灯下的焦点了。《赫瑞斯特报》报道说，在夏威夷，每年有四成以上的强xx案是针对白人妇女的，“太平洋的花园”也因此被涂抹上一层“不幸的”色彩。全美国的正义民众都对这案子相当关注——一些“本地鬼”居然潜伏在黑暗里，伺机跟踪白人妇女并强xx了她。社会舆论呼吁政府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以制止这样的恶性案件再度发生。报纸头版印着“熔炉危机”的大标题，还把夏威夷说成是“沸腾着种族仇恨的火山口”。华盛顿以外的新闻界连篇报道着各色传闻，据说国会和白宫将要对夏威夷实行军事管制。

简而言之，这是卡莱斯·达伦复出的大好机会。

我摇了摇头，说道：“再次为富人辩护，刑事大律师，你不觉得惭愧吗？”

他大笑了起来，“你爸爸会对我失望的。”

“他并不介意你为利奥德和利奥普德辩护呀！”

“当然，他是个反对死刑的支持者。”

只有一次例外，我暗自想着。

他的笑容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盯着凝满水露的杯子，似乎那是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子。“你爸爸永远不会原谅我为矿主、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那些有着不法倾向的联邦分子辩护的。”

“你是说那些歹徒和贪污者吧！”

他抬起眼睛，叹了一口气，“你爸爸是一个太讲原则的家伙——几乎无懈可击，没有人能完全符合他的标准，连他自己也不行。”

“但就迈西这案子而言，如果我看过的材料基本属实的话，你应该站在另一边的。”

他又皱紧了那满是皱纹的脸，“别挖苦我，孩子。根本没有卡莱斯·达伦为原告辩护的案子。”

但是，迈西这件案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为原告辩护的。

我问道：“你在国会的朋友打算……”

“我是有些朋友在政府工作，”他从容而快速地接着说，“不过没有任何组织是我的朋友。”

“说得好极了。不过那位福斯特克夫人，这是她的姓吗？”

达伦点点头。

“难道那位福斯特克夫人不是来自肯塔基或是弗吉尼亚这样的地方？”

“肯塔基。”

“这就对了。她导演了这场绑架案，结果是一名强xx过她女儿的有色人被枪杀了。你被称为‘有色人种的伟大朋友’，这就是你一贯的立场吗？”

“这纯属无稽之谈，”他厉声反驳道，那双棕色的眼睛熠熠熔闪光，“与你或其他的白人相比，我在黑人诉讼方面花费了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别怀疑我在种族方面的信仰。”

达伦本来就是一个易怒的人，老了以后脾气更加暴躁了。

“难道你自己就没问过这个问题吗？大律师，你也不过是以此为借口罢了。”

他又叹了口气，摇晃着他的大脑袋，那绺儿灰白色的额发也一起一伏，“你没弄清我的意思，我不想过多地责备那些受种族偏见影响的人，因为偏见是深深扎根在人们心里的。”

“我明白，在我还是小孩子时，就经常听你这么说了，那时候我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没有人应该被责备，也没有人值得表彰。’不过，现在我觉得，人们是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的。”

“这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孩子。”他挥手叫来了一名侍者，“你能去对老板娘说一声，就说达伦先生想来两杯她特制的咖啡，好吗？”

“好的，先生。”侍者脸上一边露出知情的微笑，一边微微点点头。

达伦又把注意力转向了我，“当我第一次接触这案子时，老实说，我拒绝了，因为它牵涉的不仅仅是道义上的憎恶，还有着复杂的种族问题。”

“后来呢？”

他耸耸肩，这次没那么夸张，“我担心如果我接下这案子，就得听从当事人的安排，发表一些有关‘有色人种低劣’的言论，要是他们这么要求我，就是找错人了。我告诉他们，我在法庭上的立场和平时不会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也决不会背离我这些年的主张的。”

“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达伦又微微耸耸肩，“他们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觉得我在种族问题上的看法是对的，而且他们不反对我在法庭上仍然坚持这一看法。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辩护可以交由我全权负责。”他又耸了一下肩，“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就接下了这案子。”

这时，侍者端来两杯热气腾腾的黑咖啡，达伦咂了一下嘴，径直从侍者的托盘中一把抓过自己的那一杯。我好奇地尝了尝自己的那杯咖啡，味道有些怪，里面似乎多加了些东西，不过绝对不是糖或奶油。

“老兄，”我低声说着，尽量不让自己咳嗽出来，“他们究竟在里面加了些什么玩艺？”

“别大惊小怪的，不过是一些昨晚从‘地狱之厨的澡盘’中提取出的一些浸泡物罢了。”

达伦非常有趣：在禁酒令颁布以前，他滴酒不沾，那时他和我父亲在同一个俱乐部里，当葡萄酒瓶传来传去时，他却碰也不碰——他的理由是他要保持头脑的清醒。

可是政府一颁布了禁酒令，他就一改旧习，开始喝酒了。不过，现在要找到足够的“原料”可不太容易了。

我又尝了一小口，这次的味道醇厚多了，“那你又为什么要拉我这个芝加哥的警察入伙呢？”

“你现在是暂时离职，对吧？”

“也不完全是这样，最好还是叫外出调查吧！”

他狡黠地眨眨眼，“我可以帮你申请一段时间的假期，你知道的，我在市政厅总还有几个朋友……”

这话里有着丰富的潜台词，达伦曾帮不少政客打过官司，其中既有前任市长汤普森，也有现任长官克玛克，还有许多各部门中的要员。

“我想你是不喜欢警察的，”我接过他的话茬，“你一向是自己进行详细调查的，自从……”

我没说下去，在一九一二年，达伦险些被判处行贿罪。当时他雇用的一名私家侦探指控他收买陪审团（如果那家伙的话可信的话），达伦那些激进的伙伴纷纷离开了他，他们认定他只能和原告私下和解，只有这样，他才可能被免于起诉。

在那样的困境中，我父亲是少数几个支持他的朋友之一。

从那以后，大家都知道达伦自己进行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调查。他愿意与证人和嫌疑犯面对面地交谈，亲自收集证据，汇总事实。他有着摄像般的精确记忆力，在和对方聊天一样的交谈中，他从不记录，可是事实却从没出过半点纰漏。

“我刚才说过了，我的腿不是过去的老样子了。除此之外，我还担心……在外出调查时，”说到这儿，他用食指敲了敲额头，“我还担心，我的思维也许不会像过去那样敏捷了。”

“你原来是想找个跑腿的。”

“还不止这些，做一名侦探，”他向前倾着身子，“你不觉得比在……”他用一种挖苦式的轻蔑口吻说着，“警察局更好吗？你应该离开那个卑劣的小圈子，过一种比那更好的生活……在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不就想过要做一名私家侦探吗？就像尼克·卡特或是福尔摩斯一样。”

“我在警察局干得也不坏呀，”我尽量使自己的口气听起来很自然，不像在为自己辩解，“我是整个警察局里最年轻的便衣警察……”

说到这儿，我住口不说了。

我和达他都心知肚明，我究竟是靠什么得到这样的快速升职的：在杰克·林格尔一案中，我在证人席上说了谎，让卡朋选中的替罪羊背了黑锅。

“我不是法官，”达伦小声说着，“我只为人辩护，这次我要充当你的保护人，把你从那个腐败堕落的终生监禁中保释出来。”

我咽了口唾液，这个能说会道的家伙！我问道：“你打算怎么做？”

“让你离开那个腐败横行的传染源，你父亲讨厌你找了一份这样的差事。”

“他为此而讨厌我。”

达伦摇摇头，“不，不，不，不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从来都没信过，一秒钟都不曾相信过。他爱他的儿子，只是不喜欢他做出的恶劣决定罢了。”

我朝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哦，可敬的刑事大律师，可是——我无法选择，是它挑中了我，环境和遗传一起作用于我，我还能怎么办呢？”

他向我回敬了一个相当傲慢的笑容，“只要你喜欢，孩子，你可以嘲笑我。不过，你说的也有对的地方，外部力量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但不管怎样，即使我选择错了，我已做出了决定。”说到这里，达伦的上半身向前靠着，眼里闪过焦灼不安的神色，“这件案子——迈西一案——非同寻常。我可爱的露比对这还一无所知，绝想不到她的丈夫又要重返‘赛场’了。”

我眨了眨眼，“你打算重新开始全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

他缓缓点了点头。

“与刑事案和激进分子打交道？”

他继续点着头。

“你想让我做你的全职凋查员？”

他依旧点着头。

“可是，大律师呀——这个月底之前你就已经七十五岁了。”

“谢谢你还记得，孩子。”

“我没有任何恶意，不过就算卡莱斯·达伦也不可能永远活下去……”

“也许不能。但如果你能在卡莱斯·达伦的手下工作，为我做两年或三年的调查员，想想看，无论你以后是开私人侦探事务所，还是和其他一流律师打交道，都会是一个不错的开端的……你觉得怎么样呢，孩子？”

我的确想过以后离开警察局，然后开一家自己的私人侦探所……我对未来的设想比达伦所说的还要多很多。我在警察生涯中获得的荣誉根本就是一种耻辱，就像该隐身上的印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而且我又处在芝加哥警察局那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尤其我每次遇见警察里的败类时，这种耻辱感就更强烈了，他们又偏偏把我视为“同道中人”，以为我是和他们一样的——既可以为他们遮掩肮脏的交易，又可以帮他们挣一些黑钱。

“我和林德波夫上校还有合约。”我说道。

“我还有一星期才出发去火奴鲁鲁，你还有机会，再好好想想吧！”

“报酬怎么算？”

“问得好，”他摊开了手掌，“这是咱们的第一次合作，我很清楚在这段时间里，警察局一定会照发你的薪水的。那么，你就把它当作一次度假，带薪水的度假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听起来你似乎想让我为你白白干活？”

“我想我们都同意金钱不是万能的。”

然后，达伦又靠回了椅子，视线转向了对面。我也随之望了过去，在刚才领我进来的那名侍者身后，我们的另一位客人到了。他——高高的个子，身穿深蓝色西装，一派绅士风度，看起来那身西服抵得上我一个月的薪水，那条浅蓝色的领带至少也值我一周的薪水。在他那椭圆形的脸上有一双窄窄的小眼睛，就像脸上的两道伤口，挺直有力度的鼻子，一张宽阔的薄嘴。他一看见达伦，就眉开眼笑起来。

达伦半站起身，迎接这位仪表不俗、热情洋溢的客人。那人紧紧握住达伦的手，像水泵机一样猛烈地晃动着。我和达伦对此都感到有些滑稽。

“很高兴你能来，林赛先生。”达伦平静地说。

“你知道吗，”林赛露齿一笑，晃着头说，“我接到你的电话时，还以为是谁在和我开玩笑呢！”

“是吗？请坐。坐下再说吧！”

林赛压根就没意识到我的存在，或者对我的存在熟视无睹，总之他看也没看我一眼，就坐在我的对面。

“呃，当你今天早晨给我打来电话时，”林赛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说，“对我说你是卡莱斯·达伦，并邀请我在沙迪共进午餐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多么崇敬你，他们总是听我说起你，我是多么想重回芝加哥——你瞧，我是在那儿读的本科——我一直渴望能够见到你，和你谈话，要知道你是我干的这行里最出色的……”

“我对此深感荣幸，”达伦不动声色地说道，“这是内森·黑勒。他的父亲曾在怀斯特区开了家书店，卖些不错的书。书店离我过去住的地方很近，所以我经常去。按这样说来，我还算得上内森性情古怪的叔叔呢。”

林赛显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赶忙半站起身，将手伸过桌面与我寒暄着，“非常抱歉，黑勒先生，我不是有意无礼的。我……只是……哦，真的……我太崇拜达伦先生了。”

“那你可要当心了，我们这位刑事大律师会让你结帐的，”我调侃道，“即使他事前说好由他请客的。”

“好了，让我们言归正传吧。”达伦说着，又挥手叫来了侍者。

我在一旁看着林赛——一位温文尔雅的华尔街大律师——他在他的偶像前是那么兴奋，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敢打赌，即使达伦取出了他的支票簿，林赛也会抢着付帐的。

“我想接一件火奴鲁鲁的案子，”达伦一边说，一边接过他的餐盘，里面满满装着烤腰子、爱尔兰腌肉和水渍甘蓝。沙迪的菜单很特别，是英格兰菜与意大利菜的奇异混合。我叫了意大利面条，林赛和我点了一样的东西，不过他似乎连碰也没碰一下。

“事实上，在你来之前，我一直在劝内特和我一起去火奴鲁鲁，做我的特别调查员……他正在这里调查林德波夫一案的情况。”

“是吗？”林赛插了进来，看起来他有些吃惊，“那是一桩可怕的案子。那你是一名私人侦探了？”

“不，我是芝加哥警察局的便衣警察，”我向他解释说，“在这里负责与林德波夫上校联络，因为卡朋涉嫌此案。”

“哦。”林赛点点头，有关这案子的内情，新闻界已经报道得不少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芝加哥的黑社会分子和这事有很大的关系。

“我很希望内特能和我们一起干，不过这样的话，他就得请上一个月的假。”达伦漫不经心地接着说。

林赛狭长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不过，他在听到“我们”一词时，眼中闪过一道惊喜的光芒。

“不管怎样，”达伦接着说，“我想接下这件案子。我听说你去年的那桩案子打得很漂亮，就是卡索家族的那场官司。”

“还可以吧！”林赛的口气听上去对此事很自豪，不过他对达伦这样了解他的工作也有些吃惊。

一边大嚼着烤腰子，达伦一边说着：“呃，你瞧，我从未在那边接过任何案子，所以我想和你聊聊，也许你愿意告诉我有关这类诉讼的具体情况。”

“当然可以，我十分愿意……”

“卡莱斯！”

就在这时，一个衣着亮丽的小个子大踏步地穿过厅堂，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笔挺的棕色细条纹西服，抢眼的棕色和红色相间的领带，锃亮的棕色皮鞋，那副昂首阔步的神情就好像他是这里的老板一样。

不过，他虽然不是这里的老板，但他以前的地位要比这儿的老板高出许多，吉米·格尔特，前纽约市市长．曾掌握过整座城市，他是一个来自丹敦的机灵人物，机会不错，于是就成了市长。

“真是个意外的惊喜！”达伦再次半站起身，握住了格尔特的手，“和我们一起吃点儿吧，吉米。”

“那就来一些甜点吧！”格尔特说着，坐了下来。

林赛，这位华尔街的大牌律师有些敬畏地看着面前的这两个人，一位是前纽约市市长，一位是全美最优秀的刑事大律师。我呢，倒对格尔特的自负和镇静颇为吃惊，要知道他正绯闻缠身，因渎职和受贿在接受凋查。

坐定之后，达伦为我们相互介绍。当说到我正在调查林德波夫一案时，格尔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当介绍到林赛时，这位前纽约市市长的模样和林赛初见达伦时一模一样。

自然所有和火奴鲁鲁有关的话题都被暂时放下了，达伦也不能和林赛继续讨论他感兴趣的律师事务了。我们四个人一边吃着乳酪饼，一边聊着林德波夫那件案子。

“听说赎金又降低了，”格尔特问道，“这是不是一场恶作剧呢？”

“很抱歉，先生，按照规定，我无权透露与案情有关的任何细节，”我回答说，“不过，老实说，我们这些参加调查的人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格尔特沉重地摇摇头，“我真为斯利姆难过。”斯利姆就是林德波夫。“要知道，小伙子，名声会带给人数不清的麻烦。”

“名声又有什么用处？要是不事先定好位子，吃饭时连位子都不会有，”达伦接过话茬，“我真看不出名声能带来丝毫的好处。”

“我有个好主意，”格尔特打断了达伦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音乐厅去看一场下午的音乐会呢？《为你而唱》是现在最热门的演出，而且我能弄到最好的位置，诸位觉得怎么样？”

达伦关切地转向林赛，“你觉得怎么样，乔治，你下午能走得开吗？”

“没问题。”林赛兴致勃勃地同意了。

于是，时髦精干的前市长甩下了他的随从和司机，让他们等在四十四号大街，带着我们三个人步行穿过莎敦路，赴往四十五号大街的音乐厅。

这是我第一次到百老汇看演出。不过，在此之前，我曾在兰德波夫路观赏过一流的表演。《为你而唱》是部搞笑的音乐剧，主要是有关总统竞选的内容，品味不是很高。其中，威克多·摩尔扮演愚笨的副总统，演得滑稽可笑，再就是一些漂亮的女演员还值得一看。尽管整场演出格调不高，这次音乐会仍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与台上的演出毫无任何关系。

格尔特，这位前市长，就像一名光荣的引座员，将我们带到了乐队前的贵宾席上。音乐厅里的观众开始有些骚动，后来，越来越喧闹，差点就欢声如雷了。格尔特沾沾自喜地站起来，转身向人们微笑致意。只可惜他表错了情，观众不是冲他来的，尽管乐队高声演奏着他亲自写作的歌曲《你在十二月里还会像在一月那样爱我吗？》。

观众的欢呼是朝着达伦的——他被认了出来。

不一会儿，达伦就被请求签名的人团团围住了。而格尔特对自己被忽视有些不满，却也无可奈何。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灯光变暗，演出开始后才停了下来。

我坐在达伦的一侧，他的那边依次是林赛和格尔特。在整场演出中，我只依稀记得乔治·格什夺得了利特则奖。除此之外，就算你用枪指着我的脑袋，我也无法哼出其中的任何一首歌——因为达伦一直在和林赛小声交谈着，这样的窃窃私语直到演出结束才终止。似乎达伦一直在向年轻的律师介绍着迈西一案的基本情况，还有一些他的想法等等。

在大幕最终落下之前，格尔特市长起身悄悄地走了出来。而我们三个，在终场后才缓缓地走了出去。我们迎着习习的凉风，在四十五号大街上慢慢地走着。

“你知道的，乔治，我已经退休很久了，有好几年没正式参加过开庭了。”

“可你还是这一行里最出色的。”

“谢谢你的夸奖，乔治。不过我想……”达伦有些欲言又止，“……老实说，我很希望能有个年轻人陪我一起去，我想知道，嗯……你可以和我一起去火奴鲁鲁吗？”

“我深感荣幸。”林赛迫不及待地答道。

“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我得先提醒你一下，律师费可不怎么高，也就比你路上的花销稍多一些。可我想，最重要的是，它能为你提供丰富的经验。”

“我很清楚这一点。”

“那么你愿意成为我的合作伙伴吗，先生？”

林赛爽快地伸出手，“荣幸之至。”

两个人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林赛说他得通知他的合伙人。达伦提醒他，如果林赛愿意的话，他可以携同夫人一同前往火奴鲁鲁，不过得在一周内到芝加哥和他碰面，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最后，林赛答应在一天后和达伦联系，以便达伦订船票。

就这样，林赛和我们分手了，在他开车回家后，我和达伦又回到了沙迪，在另一雅座内喝着咖啡，这次的咖啡里没掺酒精。

我先开了口，“我真是大开眼界。”

“一场不坏的演出。”达伦随声附和着。

“当然是场好演出。不过你知道我指的不是《为你而唱》，你根本连一眼都没看。”

达伦呷着咖啡，笑而不答。

“你最初邀请达利·马洛做合作伙伴时，他的开价是多少？”

达伦不得不开口了，“他要一万美金。”

“所以你找到了林赛，他既是华尔街有名的大律师，又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就是免费做你的合作伙伴，他也会愿意的。”

“不完全是这样的。我负责他在路上的花销。此外，他还会得到一些菲薄的薪水，最主要的是，他可以学到无价的经验。”

“他倒不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律师，”我摇着头，“对了，你又是怎样‘偶遇’市长的？”

“你是说这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的？”

“你难道不是在骗格尔特上当吗？我敢打赌，那家伙一定以为只要他帮你一个小忙，你就会帮他处理他那棘手的官司的。”

达伦毫不做作地耸耸肩。

“如果吉米先生得知在他受审时，你早已到了火奴鲁鲁，你猜他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市长先生偶然经过，停下来吃一些甜点，又在音乐厅里过了愉快的一下午，又有什么不好呢？”达伦揶揄地一笑，“不然的话，你也算得上同谋了。”

“你到底得了多少？”

“什么？”

“你说呢？当然是迈西这案子了。”

他琢磨了一下，知道最好别骗我，因为我是一名侦探，迟早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他那锐利的眼神在开口时变得十分柔和。他温和地说道：“三万美金——不过，我自己得负担全部的费用。”

我哈哈大笑，随后站了起来，打算离开了，“那老实说吧，我的大律师。假如你想让我为你干活的话，我得认真想一想呢。不过，每周我要得到一百美元的薪水，这不过是警察薪水的最高额。我想这不过分吧！”

“五十。”他开始和我讨价还价。

“七十五美元，外加全部费用。”

“我原本以为你是劳动阶层的朋友呢。”

“我当然是。可谁让我们身陷在这样一个不合理的恶劣体制中呢，它逼得我不得不在泥淖里挣扎，在天空中漂泊。”

“那么，五十美元，外加全部费用是我的最高开价了。”

“好吧，好吧，”我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最终，你还是成了环境和遗传因素的牺牲品，你无药可救了，彻底成了铁公鸡。”

他装出一副受伤的表情，“难道不是我来付账吗？”

随即，他又向我眨了眨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