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派尔先生由一个高尚的马车夫委员会协助着，处理老维勒先生的事务

“塞缪尔，”维勒先生在举行葬礼以后的第二天早上叫他的儿子说，“我找到了，山姆。我想一定就是在那里嘛。”

“我想什么在什么地方？”山姆问。

“你后娘的遗嘱呵，山姆，”维勒先生答。“依据这个，我昨天对你说过的处理钱的办法，就可以实行了。”

“什么，她没有告诉你遗嘱放在何处吗？”山姆问。

“一点儿也没有，山姆，”维勒先生答。“我们是在磋商一些不同的小意见，我鼓励她打起精神来，所以我忘掉问这事了。我不知道，若没有忘掉的话，我会不会就问她，”维勒先生接着说，“因为，你一面服侍病人，一面却转他们的财产的念头，那是很古怪的事情呵，山姆。那就仿佛你把一个摔下马车的外座乘客拉起来的时候，一面却把手伸进他的口袋，一面叹气问他觉得如何了，山姆。”

用这比喻说明了他的意见之后，维勒先生打开皮夹，拿出一张污垢的信纸来，那上面乱糟糟写着许多字。

“这就是那文件，山姆，”维勒先生说。“是在酒吧间壁橱里顶上一格的一把小小的黑茶壶里找着的。她没有结婚以前总把钞票藏在那里，塞缪尔。她揭开盖子拿钱付账，我看见过。可怜的人，她把家里所有的茶壶都装了遗嘱也不会使她觉得什么不方便了，因为最近她真是难得拿什么钱，除非开节制晚会的时候，他们要喝茶来戒酒！”

“那上面怎么说2”山姆问。

“就是我告诉你的，我的孩子，”他父亲答。“两百镑‘减价统一公债’给我丈夫前妻的儿子，塞缪尔，我其余的一切种类的财产都给我的丈夫汤尼维勒先生，我已指定他做我的遗嘱的唯一执行者。”

“就是这些吗？”山姆说。

“就是这些，”维勒先生答。“有关系的就是我和你两个人，我们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想不妨把这张纸烧掉算了。”

“你干什么呀，你这呆子？”山姆说，夺过遗嘱来，因为他父亲完全不懂事的样子拨拨火就准备把说的话付诸实行了。“你倒是个好执行者，你。”

“为什么不是？”维勒先生问，严厉地掉过头来看看，手里拿着拨火棒。

“为什么！”山姆叫，——“因为还有证明、检验和宣誓等等的手续必须要办哪。”

“你这话是当真？”维勒先生说，放下拨火棒。

山姆仔细地把遗嘱扣在旁边的口袋里，同时做了一个眼色，表示他说的是全是真话，而且很认真。

“那么我告诉你吧，”稍为想了一下之后维勒先生说，“这是那个大法官大人的知己朋友的差使了。一定要请教派尔，山姆。他是解决法律上的难题的人。我们马上把它送到破产法院去吧，塞缪尔。”

“我向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昏头昏脑的老家伙！”山姆发火地喊。“中央刑事裁判所，破产法院，不在场的证明，他的脑子总想着许多的胡说八道！你还是把出门的衣服穿好，进城去办正经事，可不要站在那里讲你完全不懂的大道理吧。”

“很好，山姆，”维勒先生答。“任何能够把问题早点解决的事我都同意的，山姆。不过，注意这一点，我的孩子，只有派尔——只有派尔才可以做法律顾问。”

“我不找另外的人，”山姆答。“那么，现在你可以走了吧？”

“等一下，山姆，”维勒先生答。他靠那挂在窗子上的一面小镜子的帮助，扣好了披肩，现在正努力在向他的上衣里钻。“等一下，山姆；你到你父亲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就不会像你现在这么轻而易举钻到你的背心里去了，我的孩子。”

“若我不能这么容易地钻进去，我根本就不穿，”他儿子说。

“你现在是这样想，”维勒先生说，显出上了年纪的人的庄重神情，“但是你会发现，你变胖了些的话，你也就聪明些了。胖和聪明，山姆，始终是一道长的。”

维勒先生发表了这个没有错儿的金科玉律——多年的切身经验和观察的结果——身体灵巧地一扭，就钻到上衣下面完成了任务。歇了几秒钟透过气来之后，他用胳臂肘擦了擦帽子，宣布他已经准备好了。

“四只脑袋比两只好，山姆，”他们坐着双轮轻马车向伦敦去的时候，维勒先生说，“因为这样一笔财产对于搞法律的绅士们具有很大的诱惑，所以我们要带两个朋友去，假如他搞什么鬼的话马上就可以揍他；找两个那天送你到弗利特去的朋友吧。他们是再好不过的判断家，”维勒先生用半耳语的声音追加说，“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好的马的判断家。”

“对于律师也是吗？”山姆问。

“对于牲口能够加以正确判断的人，对于所有东西也就能够加以正确的判断，”他父亲答；口气如此专横果断，使得山姆不想辩驳了。

为了实行这值得注意的决定，就邀请那位长着雀斑面孔的绅士和另外两位很肥胖的马车夫来帮忙——都是维勒先生选中的，也许是为了他们的肥胖因而产生的聪明吧；——请好之后，大家进了葡萄牙街的一家酒店，从那里打发人到对街的破产法院去请所罗门派尔先生马上来。

传达消息的人幸运地发现所罗门派尔先生刚好在法庭，正在吃一块阿贝纳雪饼干和一条干腊肠这样的冷点心——因为生意很冷清。消息刚一低声送进了他的耳朵，他马上就把点心塞进口袋里的许多业务文件中间，很敏捷地赶到对街，他走到酒店里面的时候，送信的人还没有从法庭里出来呢。

“绅士们，”派尔先生说，触帽致敬，“我听各位指教了。我不是恭维你们，绅士们，但是世上任何其他的五个人都不能叫我今天走出法庭来的。”

“这么忙呵，呢？”山姆说。

“忙！”派尔答：“我快忙得不可开交，就像我的朋友已故的大法官大人在上议院听了控诉出来老是对我说的。可怜的家伙！他真是很易疲劳；他老觉得那些控诉令他吃不消。我真不止一次想到他会被它们压得爬不起来呢；的确的嘛。”

说到这里，派尔先生摇摇头，住了嘴；老维勒先生听了他的话，用胳臂肘暗暗地碰碰他邻座的人，教他注意这位代理人的上层关系，于是问他，那种繁重的职务是否对于他的高贵的朋友的体格发生什么永久的影响。

“我认为他从来也没有彻底恢复健康，”派尔答：“事实上，我确信他从来没有。‘派尔’，他曾经对我说过许多回，‘你到底怎么受得了你做的那种强脑力工作，在我真是不能理解的秘密。’——‘唔，’我常这样回答，‘我拿生命起誓，我也几乎不清楚我是怎么搞的。’——‘派尔，’他接着说，叹着气，并且带点儿妨忌看着我——那是友善的访忌，你们知道，绅士们，不过是友善的妨忌呵；我根本不介意的——‘派尔，你是个不可思议的人；不可思议的人。’啊！绅士们，你们会很欢喜他的，假使你们认识他的话。给我三便士的甜酒，我的亲爱的。”

声调里带着抑制住的悲伤，对女侍者说了最后那句话，派尔先生就叹一口气，看看他的鞋子，又看看天花板；这时候甜酒来了，他就全喝掉。

“尽管如此，”派尔说，拉了一把椅子靠桌子坐下，“一个干法律这一行的人，在别人需要他的法律援助的时候，是没有权利想到个人友谊的。且说，绅士们，自从我们上次在这里分手之后，我们都为一件极其悲哀的事情哭过了。”

派尔先生说到哭字的时候掏出一块手绢来，但是他没有把它用在其他的用途上，只是擦掉沾在嘴唇上的一点儿甜酒。

“我是在《广告报》上面看到的，维勒先生，”派尔接着说。“哎呀，还不足五十二呀，哎呀——想想吧。”

这种表现“用心思的精神”的话是对长着雀斑的绅士说的，因为他的眼光碰巧给派尔先生碰到；长着雀斑的人对平常事物的理解是迟钝的，他听了那话，不安地在座位上动着，发表意见说，就针对事实而言，天晓得事情怎么竟变成了这样；这句话，里面包含了那种难于争辩的、微妙的定理，没有谁提出异议。

“我听说她是一个很贤慧的女人，维勒先生，”派尔用同情的态度说。

“是的，先生，她是呵，”老维勒先生答，不情愿用这种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总觉得，由于那位代理人和大法官大人的深刻友情，对于上流社会的一切一定是最了解的。“她是很贤慧的女人，先生，当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那时候，先生，是一个寡妇。”

“哪，这才怪呢，”派尔说，带着悲哀的微笑四面观看：“派尔太太也是一个寡妇。”

“那是很奇怪的，”长着雀斑的人说。

“唔，那是奇怪的巧合，”派尔说。

“一点也不奇怪，”大维勒先生粗鲁地说。“寡妇结婚的比单身女人还多。”

“很好，很好，”派尔说，“你说得非常对，维勒先生，派尔太太是一个极其风雅的多才多艺的女人；她的风度是我们的邻近普遍赞美的主题。看见她跳舞的时候我很得意；在她的动作中间，有种如此坚定、高贵而又非常自然的风度。她的举动真是天真烂漫——啊！得了，得了！原谅我问一句，塞缪尔先生，”代理人用比较低的声音继续说，“你的后母高不高？”

“不很高，”山姆答。

“派尔太太是高个儿，”派尔说，“一个堂堂的女子，有高贵的身材，还有那只鼻子，绅士们，生得又有魄力又威严。她很爱我——很是——而且很是关切；她的舅舅是一个法律书籍商人，因为八百镑破了产。”

“唔，”维勒先生说，他在这场讨论时有点不耐烦起来，“说正事吧。”

这话在派尔听来是音乐。他脑子里原来就在转念头，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办，还是不过请他来喝一杯掺水白兰地，或者分享一碗五味酒，或者诸如此类的职业上的客套而已，现在这疑惑却解决了，而他并没有表现出一点儿急于要解决的神情呢。他把他的帽子放在桌上，眼睛里闪着光说：

“什么事情呢——嗯？是哪一位绅士要过法庭的关吗？我们得要拘捕的，友善的拘捕就行了，你们知道；我想，我们这里大家都是朋友吧？”

“把那文件给我，山姆，”维勒先生说，从他那似乎对这场会晤很感兴趣的儿子手里接过遗嘱来。“我们所需要的，先生，是这个玩艺儿的检查。”

“检验，我的亲爱的先生，检验，”派尔说。

“唔，先生，”维勒先生答，粗鲁地，“检查和检验完全是一样的；倘若你不懂的话，先生，我相信我可以找到懂的人。”

“不生气吧，我希望，维勒先生？”派尔温和地说。“那么你是执行者，”他接上说，把眼睛对文件上一瞥。

“是的，先生，”维勒先生答。

“这几位绅士呢，我猜是承受遗产的人吧，是不是？”派尔问，带着祝贺的微笑。

“山姆是接受遗产的人，”维勒先生答：“这几位绅士是我的朋友，是来监察的；——算是公证人。”

“啊！”派尔说，“很好。我不会反对，的确的嘛。我要向你要五镑再开始办事情，哈！哈！哈！”

经过委员会的批准，这五镑可以先付，维勒先生就拿出了钱；随后，就来了无关紧要的长久的讨论，在这中间，派尔先生使那些监察的绅士极其满意，因为他表示说这件事要不是交给他办的话，一定会完全出了问题，理由他没有明白说出，然而无疑是充分的。迅速处理了这个要点之后，派尔先生就破费那笔财产，用三块排骨和啤酒同酒精的混合液提起精神；随后大家动身到民法博士协会去。

第二天，又去了民法博士协会一次，一位做证人的马夫引起了很大的骚乱，原因是他喝得烂醉，除了粗俗的骂人话什么都不说，使一位代理人兼代表人大受侮辱。第二星期，又到民法博士协会去了几次，另外还到遗产税局去了一次，并且谈判租地权和营业权的处理，并且取得批准，还要清点存货，点心要用，正餐要吃，以及如此之类的有益的事情要做和大堆的文件要办，因此，所罗门派尔先生和那学徒外加蓝色公文口袋，全都变得那么胖，差不多谁都不认得他们就是几天前在葡萄牙街徘徊着的那个男子、那个孩子和那个口袋了。

好不容易这一切重大的事情处置好之后，就定了一天出卖和转让股票，并且因此要拜访一位住在英格兰银行附近什么地方的股票经纪人威金斯弗赖夏老爷，他是所罗门派尔特别介绍的。

那是一个节日，所以大家都打扮得很漂亮。维勒先生的高统靴是新擦的，衣服是特别整理过的；脸上长雀斑的绅士在钮扣洞上戴了一朵带几片叶子的大天竺牡丹；他的两位朋友的上衣都装饰了用桂花树和别的长绿树扎起来的花球。三人都严谨地穿了假日服装；那就是说，他们都一直裹到下巴下面，并且能穿多少衣服就穿了多少，那是并且曾经是，自从驿站马车发明以来，一个驿站马车夫的最理想的盛服。

派尔先生在约定的时间在碰头的老地方等着；他也穿一件干净衬衫和戴了一副手套：前者因为老洗的原故，领子和袖口已经磨得很破了。

“差一刻两点，”派尔说，看看酒店的钟。“假使两点一刻我们到弗赖夏先生那里，那就是特别适合的时间了。”

“喝一点啤酒的话，你们觉得如何，绅士们？”脸上长着雀斑的人提议说。

“再来一点冷牛肉，”第二个马车夫说。

“或者是牡蛎，”第三个说，他是一位哑嗓子的绅士，两条大粗腿撑持着他的身体。

“听呀，听呀！”派尔说：“为了祝贺维勒先生获得他的财产呵，呃？哈！哈！”

“我完全同意，绅士们，”维勒先生答。“山姆，拉铃。”

山姆照着做了；黑啤酒、冷牛肉和牡蛎不久就上来了，马上绝不辜负地被吃掉了。每人都很活跃地参与了一份，所以要替他们分一个高下，那几乎是不公正的；不过，若说有一位比别人表现了更多的力量，那就是那位哑嗓子的马车夫，他吃了国定度量衡一品脱的醋和牡蛎，而且不动丝毫声色。

“派尔先生，”大维勒先生说，搅和着一杯掺水白兰地，牡蛎壳收拾掉以后每位绅士面前都放着一杯：“先生，派尔先生，我本来打算提议喝点酒开开玩笑，可是塞缪尔对我捣鬼话说——”

带着安闲的微笑静静地吃了他的牡蛎的塞缪尔维勒先生，这时用很高的声音大喊一声“听”！

“——他捣鬼话说，”他父亲接着说下去，“不如把酒献给你，祝你成功和发财；并且谢谢你把这事情解决得如此好。祝你健康，先生。”

“别忙，”脸上长雀斑的绅士插嘴说，突然来了劲，“你们眼睛都看着我，绅士们！”

说着，脸上长雀斑的绅士站起身来，别的绅士们也就站了起来。脸上长着雀斑的绅士对大家看一番，慢慢举起了手，因此，每个人（包括脸上长着雀斑的人自己在内）吸了一大口气，各自把平底大杯举到唇边。片刻，脸上长着雀斑的绅士的手已经放了下来，并且每只杯子也都空空地放下了。这动人的仪式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可能描写的；既高贵、庄严，而又感人，综合了一切堂皇的因素。

“唔，绅士们，”派尔先生说，“我所能够说的就是，这种信任的表示，对于一个干法律这一行的人必然是很可以告慰的。我不愿意说任何可能仿佛很自负的话，绅士们，但是我非常高兴，为了你们自己的原故，你们来找了我：如此而已。若你们找了这一行里面什么低三下四的人，那我确信，而且我保证那是事实，你们早已陷入绝境中了。但愿我的高贵的朋友能够活着看我处理了这件案子；我说这话绝非出于自负，但是我想——然而，绅士们，我不来麻烦你们了。通常在这里可以找到我的，绅士们，不过若我不在这里或者对面，那么这是我的地址。你们会发现我的条件是又便宜又合理的，没有人比我更照顾当事人了，而且，我想我对于这一行还懂得一点儿。若你们有什么机会把我推荐给你们的朋友，那么，绅士们，我非常感激你们，他们知道了我之后，他们也会感激你们的。祝你们健康，绅士们。”

这样表白着他的感情，所罗门派尔先生放了三张写了字的名片在维勒先生的朋友面前，于是又看看钟，说该是动身的时候了。根据这个暗示，维勒先生就付了账，于是，执行者、承产者、代理人和公正人，一同出发，上市区去。

股票交易所的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的办公室是在英格兰银行后面一条胡同里的二层楼房上；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的公馆是在苏雷的布列克斯顿；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的马和马车是在不远的一个马车行的马厩里；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的当差到西头去送什么东西去了；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的文书吃饭去了；所以，威金斯弗赖夏老爷在派尔先生和他的同伴们敲账房的门的时候亲自喊了声“进来”

“早安，先生，”派尔说，鞠着躬。“麻烦你，我们想转让一小笔股票。”

“啊，进来吧，好不好？”弗赖夏先生说。“坐片刻；我马上就奉陪。”

“谢谢你，先生，”派尔说，“不急啊。请坐吧，维勒先生。”

维勒先生坐了一张椅子，山姆坐了一只箱子，公正人们坐了他们所能弄到的，并且带着那种吃惊的尊敬望着贴在墙上的日历和一两张纸头，仿佛它们是古代大师们的最佳的作品。

“行，我可以和你赌半打红葡萄酒；来！”威金斯弗赖夏老爷拾起被派尔先生的来临暂时打断了的话题。

这话是对一位很时髦的青年绅士说的，这人的帽子歪着戴到右边的颊鬓上，正倚一张写字台用一把簿记尺拍打着苍蝇。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用办公室板凳的两条腿支持着身体的平衡，用一把铅笔刀戳着一只封缄纸盒子，时常很熟练地戳进贴在盒子外面的一张小小的红色封缄纸的中心。两位绅士都有非常开阔的背心和非常挺的领子，非常小的靴子和非常大的戒指，非常小巧的表和非常粗大的表链，以及匀称的裤子和洒了香水的手绢。

“我一向不赌半打，”另外那位绅士说。“我要赌一打。”

“成，西麦利，成！”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

“上等的，注意，”另外那位说。

“当然，”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答；用一支金套子的铅笔在一本小簿子上记了下来，另外那位也用另外一支金套子的铅笔在另外一本小簿子上记了下来。

“今天早晨我看见一张关于包福的告示，”西麦利先生说。“可怜的东西，他要被赶出屋子了！”

“我打对折和你赌十个金币，他会割断自己的喉咙，”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

“行，”西麦利先生答。

“且慢！我不干，”威金斯弗赖夏老爷深思地说。‘域许他会上吊呢。”

“很好，”西麦利先生答，又拔出金套子的铅笔来了。“我接受你那说法。总之——毁灭了他自己。”

“自杀，事实是，”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

“正是如此，”西麦利先生答，记下来。“‘弗赖夏——十金币对五金币，包福自杀。’我们说定在多长时间之内？”

“十四天？”威金斯弗赖夏老爷提议说。

“滚吧，不成；”西麦利先生答，停顿片刻，用簿记尺去打苍蝇。“一个星期。”

“折中吧，“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就算十天吧。””

“好，十天，”西麦利先生答。

因此，在各人的小簿子上记了：包福要在十天之内自杀，否则威金斯弗赖夏要给弗兰克西麦利十个金币；若包福是在这期间自杀了，弗兰克西麦利就要给威金斯弗赖夏五个金币。

“他破了产使我很伤心，”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他的饭菜呱呱叫。”

“还有他的红葡萄酒也特别好，”西麦利先生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厨子到拍卖场去，买点那种六十四的。”

“滚吧！”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说。“我的佣人也要去的。五个金币打赌我的人压倒你的人。”

“行。”

小簿子上又用金套子铅笔记了一笔；这时候，西麦利先生打死了所有的苍蝇和打好了所有的赌，就扬长而去，到股票交易所看看那里有些什么事。

威金斯弗赖夏老爷现在就屈尊接受所罗门派尔先生的指教，随后，填好了一些印好的表格，要大家跟他到银行去，他们就照办了：维勒先生和他的三位朋友怀着无限的惊奇瞪着眼望着这一切，而山姆是用一种什么都不能扰乱的冷静对待一切。

穿过一个一片喧哗的院子；经过两个装束配得上那滚动到角落里去的红色救火车的门房；他们走进了办理他们的事情的办公处，派尔和弗赖夏先生把他们留在那里站片刻，他们就上楼到“遗嘱部”去。

“这是什么地方？”脸上长着雀斑的绅士对大维勒先生悄悄说。

“‘统一公债’的衙门，”执行人用耳语声答复说。

“那些坐在柜台后面的绅士是些什么人？”哑嗓子的马车夫问。

“我想就是‘减价统一公债’吧，”维勒先生答。“他们是否‘减价统一公债’呀，塞缪尔？”

“嘿，你以为‘减价统一公债’是活人吗？”山姆问，有点轻视的样子。

“我怎么知道？”维勒先生反问：“我觉得他们很像就是了。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呀？”

“文书们，”山姆答。

“干么他们都吃火腿夹面包呀？”他父亲问。

“因为他们在办公吧，我想，”山姆答，“那是制度的一部分；他们在这里老那么做，整天！”

维勒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还没来得及想一想这种和国家的货币制度有关的古怪规矩，派尔和威金斯弗赖夏就来了，并把他们领到柜台的一处，那上面有一块圆形的黑色牌子，牌子上有特别大的一个字。

“那是什么意思呀，先生？”维勒先生问，使派尔注意那牌子。

“是死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派尔回答说。

“我说呀，”维勒先生说，转过身来对着那几位公正人。“这里有问题了。我们的第一个字母是V呀——这不行的。”

公正人们马上发表他们的决定意见，认为事情在这个字之下进行是不合法的；因此，那是完全可能会至少僵持一天的，要不是山姆采取了迅速的、然而初看上去是不孝的行动：他拉住父亲的衣襟，把他拉到柜台旁边，把他按在那里，直到他在两张证书上签好字才罢；根据维勒先生的写字习惯，那是那么繁重和费时间的工作，所以当它完成的时候，那承办的文书已经吃了三只里位斯顿苹果。

因为大维勒先生坚持把他的一份卖掉，他们就从银行走到股票交易所的大门口，威金斯弗赖夏老爷进去了片刻儿，就带着一张史密斯、培恩和史密斯的支票回来了；那是五百三十镑，就是第二位维勒太太的公债储金的结余，按当天的市价算给维勒先生的。山姆的两百镑转到了他的名下，于是，威金斯弗赖夏先生拿了付给他的佣金，不在意地丢进上衣口袋，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开头，维勒先生顽固地决定支票非兑换现款金铸不可；但是公正人们提醒他说，若那样，他就得破费钱买一只小口袋装钱回去了，因此他同意了接受五镑一张的钞票。

“我的儿子，”他们走出那银行业的铺子的时候维勒先生说，“我儿子和我，今天下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我希望把手头这件事尽快解决掉，所以，让我们就找个地方算一算账吧。”

不久找到了一个安静的房间，账目拿出来算了。派尔先生的账单由山姆负担了，有些费用公正人没有答应：但是，尽管派尔先生用许多庄严的誓言宣称他们对他如此吝啬了，但这却是一笔比他从来办过的不知多了多少倍的生意，他靠着这笔生意解决以后六个月的吃。住和洗。

公正人们享受了一杯酒之后，就握手告别了，因为他们当夜还得赶车下乡。所罗门派尔发现再也没有任何可进的了，无论在吃的方面还是喝的方面，就友善地告辞了，留下山姆和他父亲。

“喂，”维勒先生说，把皮夹收进衣服的边袋，“租地权的款子再加上这个，有一千一百八十镑了。喂，塞缪尔我的孩子，马头带过来向着乔治和兀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