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晚上，费烈拉司令和吉姆政委来了。外面，浓雾飞动，屋里大家围在火炉和两位旅部来人旁边，这两位给大家递烟直到烟盒空了。两人说话很少，费烈拉很粗壮，棕色胡子，戴着阿尔卑斯帽，眼睛明亮、冷漠，总是半睁着眼偷看。吉姆瘦高个，长脸红润，轻轻地咬着胡子。

费烈拉是一位工人，出生在山里，表情冷漠，思路敏捷，现在听大家讲话，发出同意的微笑，但也坚持自己的主张：全旅部队如何布阵，如何分配重武器，何时使用迫击炮。对他来说，游击战争必须像机器一样准确、完美。这是在工厂里培养出来的革命抱负。把它运用在了如指掌的山区，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吉姆是一位大学生，对前因后果要求明确肯定，合乎逻辑，脑子里充满疑问。对人类有极大的兴趣，因此，他学医，因为知道一切事物的解释都存在于细胞的运动中，而不在哲学的范畴中。将来要做脑科医生，一位精神病科医生对人是不热情的，因为看人的时候总是盯着不动，好像要看出入家的思想的根源。突然，提出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漫无边际，问人家的童年，或别的事情。然后，在人后面，是各阶级前进的大机器，它由每天的行为举止来推动。其他举止会烧掉而留下痕迹：这就是历史。一切都应该合乎逻辑，人们应了解一切，在历史中和在头脑中一样。在这个和那个之间有一个跳跃，一个盲区，这里集体理性以可怕的偏离和未想到的联系把它变成个人理性。吉姆政委每天背着那支乏味的斯坦枪在各个支队里转，与政委们、指挥员们交谈，研究每个人，分析这个或那个人的立场，把每个问题分成几个因素，A，B，C……要求一切都要清楚，在他身上和在别人身上一样，一切都要清楚。

现在，战士们围在费烈拉和吉姆周围，打听有关战争的新闻。离前线远的，离前线近的，还有他们自己战斗的新闻。费烈拉说对盟军不应该有任何期望，认为游击队单独干也能战胜敌人。然后，通报当天的大新闻：一支德国纵队正向山谷前进，扫荡整个山区：德国人知道他们营地的地点，要把这些地区变成焦土。拂晓全旅都要埋伏在各个山头，其他旅也来支援。德国人必将遭到枪林弹雨的伏击，撤退回营。

这时，战士们行动起来，摩拳擦掌，慷慨激昂，在他们看来，战斗已经开始。表情严肃坚强，叮叮当当拿起自己的武器。

“德国人是看到火光才来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个战士说。德利托在稍远一点站着，光线照着他垂下的眼睛。

“大火，当然也是因为大火，但还有别的原因。”吉姆说，慢慢吸了一口烟。其他人一言不发，德利托只是抬抬眼睛。

“我们有一个人叛变了。”吉姆说。这时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像风吹进骨头一样，一种寒冷潮湿的背叛气氛，营房里每次听到这种消息都是这种气氛。

“是谁?”

“佩莱。他到黑色旅那里去了。他一个人去的，没抓到他。他让人处死了我们在狱中的四位同志。他帮助审讯我们被抓的每个人，告发每个人。”

这种消息使人有一种盲目的失望，妨碍人们去思考。几天前，佩莱还和他们在一起，还说：你们听着，我们要打击！那次有点怪，在他们后面没听到他着凉感冒的呼吸，但他仇恨第二天战斗中要用的机枪。现在，佩莱在下面敌人的禁区内，戴着有头颅徽记的黑帽子，佩带漂亮的新式武器，再也不用怕扫荡了，总是愤怒地闪动着凉感冒的小红眼睛，舔着口干舌燥的嘴唇。这是对他们，对他昨天的同志们的愤怒。这种愤怒没有仇恨或积怨，就像同志们玩以死打赌一样。

突然，皮恩想到自己的手枪。佩莱熟悉沟周围的所有小路，好把姑娘带到那里。可能他也找到了那支手枪，现在挂在他的黑色旅制服上，抹上油铮亮，像他带的武器那样。或者是另外一码事，他编造说熟悉蜘蛛筑巢的地方，是为了去城里，背叛自己同志，受赠获得新式的德国武器，那些武器射击时几乎无声。

“现在应该杀了他。”同志们说。好像同意他命该如此，也可能眼下更愿意他第二天又回到他们中间来，带着新式武器继续在那个悲伤的游戏中和他们交替着或做战友或做敌人进行战斗。

“红狼已经下山到城里组织爱国行动小组与他斗争。”费烈拉说。

“我也要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费烈拉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准备好第二天的战斗，这是一次决定性战斗，大家散去分配各小队的任务，准备武器。

费烈拉和吉姆把德利托叫到一边。

“我们收到了关于火灾的报告。”他们说。

“是这样的!”德利托说。他不想为自己辩护，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有人对火灾负责吗?”吉姆问。

“都是我的过错厂德利托说。

他们两人看着他，表情严肃。德利托想最好离开部队隐居在自己知道的一个地方等待战争结束。

“你有什么要解释吗?”他们耐心地等着。

“没有，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可能说：“滚吧!”或者：“毙了你！”相反，费烈拉说：“好了。关于这件事以后有时间再谈，现在要作战。你行吗，德利托?”

德利托黄眼睛看着地：“我病了。”

吉姆说：“尽快治好，明天。明天的战斗对你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想想吧!”

他们一直看着他，德利托觉得越来越希望让他离开。

“我病了，病得很重。”德利托重复。

“行了，”费烈拉说，“明天你们要坚守朝圣者山的山头，监视从桥墩到第二个山谷地区，听明白了?然后，再转移，等待命令。小队与小队之间要分开，需要的时候，机枪和射手及其他战士能够转移。所有人都必须参加战斗，任何人不得例外，包括司务长，厨师。”

德利托听着布置，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

“任何人不得例外，”他重复道，“包括厨师广他让自己听明白。

“明天拂晓，大家都在山头上，明白了吗?”吉姆咬着胡子看着他。“要听清楚，德利托。”

话音中像是带有爱心，但由于战斗的严重性，语调很有说服力。

“我病了，”德利托说，“病得很重。”

吉姆政委和费烈拉司令员走在黑暗的山路上到另外一个支队去。

“你相信这是一个错误吗，吉姆?”费烈拉问。

吉姆摇头，说：“这不是错误。”

“是个错误!”司令员说，“你的想法是错误的，让不太可靠的人组成一个支队，让更不可靠的人当指挥员。你看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把他们分开，混在可靠的人中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样更容易指挥。”

吉姆继续咬着胡子，说：“对于我，这是我最满意的支队。”

费烈拉差一点急起来。他抬起冷漠的眼睛，挠着头：“吉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是一个突击旅，不是实验室?我知道你有科学上的满足要检查一下这些人的反应。要他们都守纪律，一部分人是无产者，一部分人是农民，还有你说的半无产者……我觉得你应做的政治工作是把他们混在一起，让没有阶级觉悟的人有阶级觉悟，达到有利的团结……不考虑军事上的效果……”

吉姆很难表达清楚，直摇头：“历史，历史!大家都在战斗，他们身上有同一种渴望，不，不同的渴望，每人有每人的渴望。但是现在都一起战斗，大家一样，也很团结。另外，有德利托，有佩莱……你不明白他们的价值……他们，也有同一渴望……一个心血来潮足可以拯救他们或失掉他们……这是政治工作……给他们一种观念……”

吉姆和大家讨论时，分析形势时，显得极其清楚、辩证。但现在两个人交谈，要阐明自己的观点，还真费劲!费烈拉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好吧，就给他们这种观念，让他们清楚一点，照我说的。”

吉姆吹吹胡子，说：“你看，这不是一支部队，不能对他们说：这是义务。这里，你不能谈义务，不能谈理想：祖国、自由、共产主义。他们也不愿意听人讲理想。理想很好大家都该有，另一部分人也有理想。你看见当那个极端主义的厨师说教时发生什么事?大家喊着反对他，打他。他们不需要理想、神话、喊万岁，他们就是这样行动、战斗、不喊万岁。”

“那为什么?”费烈拉知道为什么战斗，他什么都清楚。

“你看，”吉姆说，“现在，各个支队开始静静地进入阵地，他们也知道明天可能有死人和伤员。告诉我，是什么推动他们过这种生活?是什么推动他们去战斗?你看，我们有农民，这里山区的居民。这对他们是很容易的。德国人烧房子、抢奶牛。他们的战争是最原始的人类战争，保卫祖国，农民们有祖国。这样，他们就站在我们一边，年老的和年轻的，带着他们的破枪和老起毛的猎服。整个地区都拿起武器。我们保卫他们的祖国，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祖国就变成一个严肃的理想，超越了他们，又变成斗争本身。他们甚至牺牲房子、奶牛，还是继续战斗。而对另一些农民来说，祖国仍然是一个自私的东西：房子、奶牛、收获。为了保留这一切，他们就变成了奸细，法西斯分子，整个地区变成了敌人……另外，工人，工人有争取工资、罢工、劳动和手挽手斗争的历史。工人是一个阶级，知道在生活中有更好的东西，应该为这个美好的东西而斗争。他们也有个祖国，一个尚需征服的祖国，他们战斗就是为了征服它。城市有工厂，以后将是他们的。他们已经看到厂房上有红色标语，烟囱上飘着红旗。他们身上没有多愁善感。明白现实和改变现实的方法。另外，还有某些知识分子或学生，人数很少，散布在各地，他们有思想，但思想模糊不清，经常是错误的。他们有一个由词汇，充其量是由几本书构成的祖国。但是通过战斗他们发现词汇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们在人类斗争中发现新事物，并且这样战斗着，却不提问题，直到找到新词汇，又找到已变化的古老词汇，其意义是不受怀疑的。另外，还有谁呢?外国俘虏，从集中营逃出来并来到我们这里。他们是为真正的祖国而战争，想回到遥远的祖国去，正因为遥远才是祖国。这完全是一种象征的斗争，一个人为了杀德国人，应该想到不是这个而是另外一个德国人。玩一种使头脑畸形的调换位置游戏，其中每件事或每个人都变成一种中国皮影，一种神话，你懂这些吗?”

费烈拉卷着自己的棕色胡子，他对这些一窍不通。

“不是这样。”他说。

“不是这样，”吉姆继续说，“这我也知道，不是这样。因为，众所周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一种渴望。德利托支队：小偷，宪兵，军人，黑市交易者，流浪汉。这些人在一起成为社会的弊端，在扭曲中挣扎。他们没有任何东西要保卫，没有任何东西要改变。他们或是身体有缺陷，或是固定不变，或是狂热着迷，他们像被绑在磨石机的轮子上，不可能产生革命理想，或者产生缺陷，即愤怒和屈辱的产物，表现在诸如极端主义厨师的冗长空话中。那么，他们为什么战斗?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祖国，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臆造出来的。但是，你知道他们身上有勇气，也有怒气。他们的生活受到损害，他们的街道又黑又暗，他们的家破烂不堪，他们从小就学会污言秽语，总对人使坏。只要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只要走错一步或心血来潮，就会使他们走到另外一方去，像佩莱，到了黑色旅，用同样的疯狂，怀着同样的仇恨开枪射击，对他们来说，射击这些人或射击那些人都没有什么两样。”

费烈拉哼哼唧唧：“因此，我们的人的思想……和黑色旅的思想……是同样一回事?……”

“同样一回事，你懂我想说的话，是同样一回事……”吉姆停住，用一个手指像是拿着标志指着，说：“是完全相反的同样一回事，因为在这里是正确的，在那里就是错误的，在这里解决了某个事情，在那里就强化压迫。压在德利托支队战士们身上的负担，压在我们所有人，你，我，身上的负担，我们身上具有的古老疯狂都发泄在射击，发泄在被打死的敌人上，这和使法西斯分子射击的疯狂是一样的，这疯狂使他们用纯化和解救的同样希望去杀人。于是，就有了历史。在历史上，我们是解救的一方，他们是另一方。我们这方，什么也不会失去，不管是行为还是射击，尽管和他们的相同，懂我的意思吗?和他们一样的失去了。这一切如果不是用来解放我们，解放我们的子女，那就将用来建设一个宁静的，不再有愤怒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们可以不做坏事。另外一部分是失去的行为，无用的疯狂，尽管曾胜利过，但还是失去了无用了，因为不能成为历史，对解放无用处，只能用来重复和延续那种疯狂和仇恨，直到二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以后，我们和他们再继续战斗，眼里冒着同样的无名仇恨，可能自己还不知道。我们是为了解脱，他们是为了当奴隶。这就是斗争的意义，就是超越各式各样的官方意义的真正的全部的意义。基本的无名的人类解脱的推动力来

自于各种屈辱：工人来自于剥削，农民来自于无知，小资产阶级来自于抑制，被蔑视的人来自于腐败。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还要利用人类贫困，利用它来反对人类贫困，获取我们的解脱，就像法西斯分子利用贫困来延续贫困和利用人来反对人。”

在黑暗中，能看到费烈拉的蓝眼睛和棕胡子，他直摇头，他不懂什么渴望：他做事准确像机械工，实用像山区居民，斗争对他来说是一部准确的机器，他丁解这部机器的性能和作用。

“看来是不可能了，”他说，“你满脑子无稽之谈，看来你不可能当一个称职的和用清晰语言向群众讲话的政治委员了。”

费烈拉不懂，吉姆也不遗憾，对费烈拉这样的人讲话应该用词确切，应该说：A，B，巳对于他们，事情要么是要么否，不存在是否不清的地方，但是吉姆不计较这些，因为觉得自己比费烈拉强，他的目标是：能够像费烈拉那样思考，除了费烈拉的事实以外，没有别的事实，其余的一切都没有用。

“好吧。我向你告别。”两人来到一个岔道口。现在费烈拉要去“腿”那里，吉姆去“闪电”那里。这天夜里，战斗之前他们要视察所有支队。他们分手了。

其余的一切都没有用。吉姆一个人走在小路上，肩上背着那支斯坦枪像根破拐杖。其余的一切都没有用，树干在黑暗中像人一样。人总是把自己在儿童时代的恐惧一辈子都埋在心中。“可能，”吉姆想，“如果我不是旅部政委，我也会害怕。到了不再害怕的境地，那是人的最终目标。”

吉姆和其他政委分析各支队情况时，逻辑性很强。但是，一个人在小路上一边走一边思考时，事情又成为神秘的不可思议的，人的生活充满了奇迹。我们的头脑中也充满奇迹和魔力，吉姆想。他不时地觉得好像走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就像小吉姆在吉卜林的那本令年轻人百读不厌的书中的印度一样。

“吉姆……吉姆……谁是吉姆?……”

他为什么夜里走在山路上，为什么准备一次战斗，为什么在他这个富人小孩忧郁的童年之后，在他这个腼腆青年枯燥的青年期之后，还要制服活人和死人?有时候，他觉得自己被愤怒的失衡所折磨，行动起来歇斯底里。不，他的思想是合乎逻辑的，可以透彻地分析每件事情。但他不是个平静的人。他的父辈们，那些创造财富的资产阶级父辈是平静的人。知道自己要求的无产阶级是平静的人，现在在家守夜放哨的农民们是平静的人，决心已定、勇猛机智地作战的苏联人是平静的人，这不是因为好玩而是因为需要。布尔什维克!苏联可能已是个平静的国家，那里可能已经没有人类贫困。他，吉姆，永远不得平静吗?可能有那么一天所有人都是平静的人。我们不再懂许多事情，因为我们一切都懂了。

但是，这里，人们的眼睛模模糊糊，脸脏，没刮胡子，吉姆喜欢这些人。为解脱他们而工作。德利托支队的那个孩子叫什么?皮恩?他笑的时候，有雀斑的脸上还带着怒气……都说他是一个妓女的弟弟。他为什么战斗?他不知道他战斗是为了不再是一个妓女的弟弟。那四个“南方佬”连襟战斗是为了不再当穷移民，“南方佬”，被人看成是外人。那个宪兵战斗是为了感到自己不再是宪兵，是纠缠人的臭警察。还有表兄，健壮高大，又温和又冷酷。表兄……大家说他要报复背叛他的女人。我们每人都有别人不知道的创伤。我们战斗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创伤。还有费烈拉，可能还有费烈拉：他气愤不能使全世界像他想的那样前进。红狼，不：对红狼来说，他要求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应该让他要求正确的东西，这是政治工作，是政治委员要做的工作。要学会要求的东西是正确的，这也是政治工作，也是政治委员要做的工作。

吉姆想，有一天，我也不明白这些事情了。在我身上一切都是平静的，我将用另外一种方法，可能更正确的方法弄明白这些人。因为：可能?好吧，到时候我不再说可能，我身上不再有可能了。我将让人枪毙德利托。现在我和他们、和他们的缺陷连的太紧了，

也和德利托连的太紧了：我知道德利托应该非常痛苦，因为他不惜一切蛮横固执，世上没有比干坏事更痛苦了。我小时候有一天关在房间里两天不吃饭，我非常痛苦，但还是不开门，最后他们用梯子从窗户进来领我。我非常希望被人同情。德利托亦是这样。但他知道我们将枪毙他，他愿意被枪毙，人们有时有这个愿望。佩莱，这时候佩莱会干什么?

吉姆走进一片落叶松林，想着山下城里的佩莱，戴着有头颅徽记的帽子，在宵禁时到处巡逻。佩莱可能是一个人，带着错误的无名的仇恨，干着受良心责备的背叛行为，为了自我辩解他变得更坏。宵禁时他会愤怒地向猫开枪。市民们被枪声惊醒从床上跳下来。

吉姆想到德国人和法西斯纵队，他们也许正朝山谷前进，拂晓时，山顶上会给他们带来伤亡，这是一支失去能力的纵队。现在一个士兵一边被卡车的震动惊醒，一边想：我爱你，凯特。六七个小时以后，他将死去，是我们杀死他的。也可能他没想：我爱你，凯特。但结果一样，他想的和做的都失去了，被历史抹掉了。

而我走进一片落叶松林，每一步都是历史，我想：我爱你，阿德利亚娜，这是历史，有伟大的结果，我明天将作为一个今夜想过“我爱你，阿德利亚娜”的人参加战斗。我也可能做不了大事，但是历史是由无名小事构成的，明天我可能死，甚至是在那个德国人之前死，但是我死前做的事情和我的死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现在我建立的所有思想将影响我明天的历史，影响人类明天的历史。

当然，我现在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幻想，而是要思考进攻的细节、部队和武器的配备，我太喜欢继续想那些人了，研究他们，在他们身上有所发现。比如，“以后”他们干什么?在战后的意大利他们能认出由他们做的某些事情吗?他们懂得这种制度吗?用这种制度是为了继续我们的斗争，一种不同于解救人类的长期斗争吗?红狼能懂。我问：谁知道怎么做才能将它运用到实践中?他有创

造才能又有冒险精神，不可能再使用人的攻击和逃跑的方法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和红狼一样。然而也有人带着自己的无名渴望重新变成个人主义者，因此是没有收获的。堕落犯罪，成为失去渴望的一架大机器。忘记历史有一天曾在他们旁边走过，曾通过他们咬紧的牙齿呼吸过。前法西斯分子将会说：“游击队员们!我以前跟你们说过!我立刻就懂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懂，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

吉姆有一天会平静下来，现在在他身上一切都清楚了：德利托，皮恩，卡拉布里亚四连襟。他知道对这些人和对那些人如何工作，既不怕也没怜悯。有时候夜间走路时，他头脑中有很多思想迷雾，就像空中的浓雾，但他是一个会分析的人，会向支队政委们说“A，B，C’，，是个“布尔什维克”，一个能掌管大局的人。我爱你，阿德利亚娜。

山谷浓雾密布，吉姆走上一段石子路山坡，像湖岸一样。落叶松从雾中显出来像拴船桩。吉姆……吉姆……谁是吉姆?旅政治委员觉得自己是儿时读过的中的主人公：吉姆，英国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儿，和老“红色喇嘛”周游印度，为了找到净化河。

两小时前他还和德利托那个混蛋及妓女的弟弟谈话，现在来到“闪电”支队，全旅最好的支队，其中有俄国人小队，都是从边境修筑工事时逃来的俘虏。

“谁在那里!”

是哨兵：一个俄国人。

吉姆说了自己的名字。

“有新闻吗，政治委员?”

是阿列克谢，俄罗斯农民的儿子，学工程的。

“明天有战斗，阿列克谢。”

“战斗?消灭一百个法西斯分子?”

“我不知道消灭多少，阿列克谢，我也不太清楚有多少人活着。”

“盐和香烟，政治委员。”

“盐和香烟”是给阿列克谢印象最深的意大利语句子，他经常重复，就像一句口头禅，一句问候语。

“盐和香烟，阿列克谢。”

明天有一次大仗，吉姆是平静的，他将说：A，B，C。他继续想：我爱你，阿德利亚娜。这，不是别的，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