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重庆老康
|类型:耽美·同人
|更新时间:2017-08-3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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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问我还需不需要利用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如果不需要,他就一个人承担房租。
其实在这之前,也是弟弟一个人在承担办公室的房租,我根本就没有为“公司”创造过一分钱的效益。
我想了想说,不管我利不利用这个办公室,我都承担一半的办公室租金。也许我暂时付不出租金来,但账要记在我头上,只要我有钱了,我会还上。
弟弟同意了。
分家其实很简单,没有别人想象的复杂。
结果是,我分得公司的债务1200元,另加我生病花的六千多元,共计8000元的债务。
弟弟死活不要我承担公司的债务,另外我生病的钱他也帮我承担了一些,实际上我的债务为5000元。
分家结束,我的心情蛮复杂。
多年前,弟弟高中还没毕业,我就把他带到c市,两兄弟相依为命;如今前途迷茫,我们却要各自飞了。
挣钱的方向在哪里?
2006年1月27日星期五多云
春节快到了。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我回到了“家”。
我已身临绝境,无处可去。在我和周媛没有正式讨论婚姻是否存续之前,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回“家”。
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和周媛见面了,她看见我,表情很复杂。
我曾跟周媛说过,在我回家的时候我会把保费带回去,我食言了。周媛没有提保费的事情,岳母也没有提。
我也不提。提什么?又拿不出钱来。
2006年1月28日除夕星期六多云
按照习俗,大年初一有很多亲戚将到岳母家来,其中有周媛的两个表姐夫,一个表妹夫。
我岳父兄妹三人,但他们的后代却是清一色的女儿。
除我之外,他们姐妹的老公都不错。
因为要准备初一的伙食,除夕这天很忙,周媛和她父母在厨房进进出出。我有几次想过去帮帮忙,岳父都示意让我自己休息。
我感觉我像一件多余的家具,不管摆放在哪里都不太合适,于是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像客人一样。
岳母提议让周媛去给我买一套衣服,说都过年了,我身上的衣服还这么旧,还说新年新气象,图个好彩头。
我敏感地想到明天要来客人了,我这一身旧衣服会杀风景。
我承认我很敏感,自从我的处境衰落以后,我就变得非常敏感了,常常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这大约是落魄者的通病。
周媛给了我300块钱,让我自个儿去买。
我拿着钱,牵着儿子的手上了街,想象着明天热闹的情景。
我可以包装得人模狗样,但如果有人问起我的事业,我该怎么回答呢?
大家都是有事业的人,而我,却是太阳下那片最明显的阴影。
街上挂满了灯笼和彩灯,一派节日的景象,但我却一片萧瑟。
在一个卖烟花爆竹的摊点,儿子赖着不肯走,我由着儿子的性子,给他买了120块钱的烟花。
没有买衣服,我牵着儿子的小手回到了家。在进门的时候,我把手机举在耳边,假装大声地通着电话。
我把剩下的钱还给周媛,说我有一个重要的朋友从上海过来,要和我谈合伙做生意的事情,我得马上走。
岳父岳母没有做声,他们肯定知道我是不愿意见那些亲戚——感谢他们没有戳破我的谎言。
周媛把剩下的那一百多块钱重又塞到我手里,我转身出了门。
儿子的哭闹声从门缝里传出来,我轻轻地嘘了口气。
2006年2月3日正月初六星期五阴
春节那几天我是在弟弟的出租房内度过的,弟弟回老家去了。弟弟走之前,我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把我们的窘境告诉父母。
屋子里有米,有面,还有油。床边摇晃的写字台上,还有一台拼凑起来的没有机箱的电脑,弟弟平时用它看电视。
白天,我基本上是躺在床上看电视,饿了,下点儿面条吃;晚上,我会一个人在街上徘徊,看街上绚丽的烟花。偶尔,我会想象儿子放烟花的样子。儿子胆小,多半是周媛在放,儿子只是在旁边拍着手欢笑吧?
这样的春节,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呢?
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我对未来的思考。
我没想过怎么发财,我在想怎么生存。
春节只有几天,如果想生存下去,我最终得走出弟弟的出租房。
我在想,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吗?不是,肯定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
或者,在关键的时候我失误了。
我觉得我人生的分水岭是读了那个中专,这件事让我无法回头。
读中专之前,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淡,了无生气,但很真实。即便我混得不好,也没有人说什么,反正都是农村人,没啥混得好与不好的。
读书之后,一切都变了。
按惯例,读了书之后是应该混得好的,用一个成语来说,叫拾级而上。
如果你没有拾级而上,你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目光:他读了这么多书,咋混成这样?
记得以前,我和同事们开玩笑说:“我有退路,我还可以回家种田。”
的确是玩笑,因为我知道我回不去了。如果我读书后再回去种田,那肯定是特大新闻,我受得了,我的家人受不了。
所以,一旦有人认为你混得不错,你就必须得混好。
很多情况下,人真的不是为自己而活。
和民工比一比
2006年2月7日正月初十星期二多云
春节一天一天地过完,我的惶恐一天一天地增加。
春节给了我一种平等的待遇,那就是大家都停止了前进的步伐,都在放任自己的慵懒。
春节过后,大家都会重新上路,我的路在哪里?
渣土运输我不能再干了,至少眼下不能再干了。随着我对渣土运输的深入了解,我知道这碗饭不好吃。
尽管我拉到过业务,但我不能用偶然事件来预测成功的必然性。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有能力支撑到下一个工地业务的来临。
我没钱,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以前还可以勉强依靠一下弟弟和周媛。现在不行了,一是他们没钱;二是即便他们有钱,我也开不了口。
另外,病后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总是感觉力不从心。
没钱,身体还不好,并且连挣钱的方向都没有,我对生活绝望了。我的心情很灰暗,但我得活下去,为自己,为我的家人,也为一个男人的名分。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去当民工。
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假如,我的那些善良的乡邻知道了我在当民工,会怎样看我?
但很快我就释然了。除了当民工,似乎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活着才是硬道理。
以前,我会觉得自己和民工不是一路人:我是读过书的人,民工是大老粗,我不屑,也不能与他们为伍。
但是,民工有饭吃,有衣穿,脸上有笑容,心里有安宁,这些我有吗?没有,所以我连民工都不如。
本来就已经比不上民工了,还有什么怕当民工的?
所以,我决定去当一名民工。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很平静,就像一只气球,我已预见到它将被吹破,现在,它终于破了。
想想很好笑,三年前,我还在上市公司上班,人模人样地拿着不菲的薪水;三年后,我一贫如洗,决定去当一个民工。
这就是人生,波峰浪谷,汹涌澎湃,没有一马平川。
我原来一直在小城市打工,后来听说c市比较大,机会多,我才单枪匹马来到c市。
我清楚地记得我刚到c市的情景。我像个乡巴佬一样提着简单的行李,在街头茫然四顾。最终花十块钱在一个旅社住了下来,然后就开始了我在c市的寻梦之旅。
初到c市,不知如何立足,加上身上没啥钱,我对工作没有任何的挑剔,只要有个工作就行,所以我在第三天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电子企业做销售。
这是一家专门销售摩托车电子配件的公司,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其中六个人做销售,主要是到摩托车配件市场联系业务,让那些摩配门市到我们这里拿货。
公司给我们几个销售人员规定了销售任务,如果能够完成,会有一定的提成。
我刚进入公司就感受到了公司的矛盾,主要是几名老员工对老板的意见很大。他们说老板朝令夕改,反正就一个目的,让你拿不了几个钱。
因为我刚到公司,对这个行业也不熟悉,本着好好干活混口饭吃的目的,专心于我的本职工作,即便是节假日,我考虑的也是工作方面的事情。
这并非我特别敬业,而是我对c市不熟悉,除了工作,我找不到更多的方式来打发时间。而对于提成等涉及收入方面的事情,我不是不关心,而是我认为既然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上,那就只能按别人的规则来执行。抱怨有什么用呢?只能增加心理负担。
我在这家公司干了三个月,虽然业绩并不突出,但因为积极肯干,仍然获得了老板的信任。不久,老板主动给我加了工资,并任命我为销售部经理。
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只是来混口饭吃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获得了老板的赏识。
看来,一个人最强大的地方不在于能力,而在于没有要求。当你不挑剔,没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就是你的才华展现得最潇洒的时候。
销售部经理实质上还是一名销售员,但因为有了这个称号,我干工作更加卖力,老板也更加信任我,逢人便夸我是他的得力干将。渐渐地,我在业内有了一定的名气,有好几家大公司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加盟他们公司。
我没有走,虽然我没挣到什么钱,但老板对我不薄,时不时地充当我的宣传员,我很感谢他。
但我还是走了。广州的一个公司要在c市成立办事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负责人,在老板的推荐下,我成了这家公司的驻c市办事处主任。
老板推荐我到这家公司是有原因的。因为这家公司是老板的供应商,他希望我当这个办事处主任能给他带来方便。
办事处一共五个人,主要做产品的渠道建设,合同签订后由公司直接发货。所以办事处的职能实际上还是销售。
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美差。
我仍然秉承我在原来那个公司的做事风格:尽力,尽职。
在办事处,我接触了很多大的摩托车成车厂,也接触了很多大老板。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大老板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谦和,不摆架子,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相反,好些管理人员却喜欢摆谱,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好像离开他地球就不能转了。
如果觉得别人都不错,那他本人也一定混得不错;如果觉得别人都不行,那他本人也肯定混得不行。在和这些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似乎发现了这个规律。
在我担任办事处主任近一年后,我们公司被同行业的一个上市公司收购了。收购消息刚传出的时候,我们办事处的人都很忐忑,既充满期待,又害怕被淘汰。
我也一样,但我还是要求办事处的员工继续做好每一天的工作。我说,也许我们都会被新公司辞退,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懈怠的理由,好好干,接受新公司的挑选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这话听起来像套话,但你不能否认这个道理。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陆续接到新公司各分管部门的电话,有人事部的,也有业务部的,似乎有填不完的表格。我总是尽力配合,尽力表现。
其间,我到新公司去开了一次会,向公司分管副总汇报了办事处的工作。我没有刻意表现自己的能力,在这些老江湖面前,表现能力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你只需要就事论事就行了。
有两个员工找好了新的去处,辞职而去。我也在留意一些招聘信息,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办事处不会存在太久。
我曾想过回到原来的老板那里去,我和他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假如我要回去的话,我想他不会拒绝。但我不想回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都希望越混越好,而不愿意又回到起点。
一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我们办事处要和上市公司在c市的分公司合并,令人意外的是,公司领导竟然宣布由我出任分公司总经理。
像我这种文凭不高的人,能够一跃成为上市公司的中层干部,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开始有些飘飘然了,并深信自己的能力不差。
就任分公司总经理后,我感觉自己的权力更大了,我性格中轻率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很多不应该由我表态的事情,我也自以为是地表了态。这样的表态多了,便渐渐地力不从心。
有一次,一个经销商找我报销广告费,一共三万多元。我平时很信任这个经销商,就按他报的数字给报销了。后来总公司派人来审计的时候,查出了这笔广告费有问题,我立即陷入了困境。
公司已经不太信任我了,专门派人来审计我的所有支出。
我的确没法保证我的每一笔开支都合情合理,但我问心无愧。审计结束后,我被告知没有什么大问题,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但我仍然被辞退了,理由居然还是涉嫌虚报支出。
也难怪,像我这样的小中专生,在公司又没背景,因为偶然的机遇获得了这样的职务,本来应该如履薄冰,小心做好每一件事情,逐步获得公司的信任,但我没有把握住机会,成了杀给猴看的那只鸡。
被上市公司辞退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光环和荣誉在瞬间消退,从此我步入低谷。
三年后的今天,我仿佛又回到了刚到c市时的情景,没有朋友,没有要求,只想混口饭吃。
但我还能逐步翻身吗?
不知道,先干好民工再说。
从五块钱开始
2006年2月9日正月十二星期四阴
今天,弟弟从老家回来了,带回来几块腊肉,紧挨后腿部分的,猪身上最好吃的肉。
母亲亲手腌制的腊肉吃起来很香。母亲总是想着儿子,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子。而我,带给了母亲什么?
我没有告诉弟弟我决定去建筑工地,没必要说。
我给周媛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的未来会好起来的,请她坚持,如果坚持不下去了,可以离婚。
我想,她看见我的不仅仅是贫穷,还有怯弱。
我开始急不可耐地出去寻找建筑工地。
我想找一个偏远一点儿的工地,为的是避免碰见熟人。
春节刚过完,建筑工地一般开工都比较晚,所以我并没有找到活干。
我只能住在弟弟那里,晚上两兄弟挤在一个铺上。
2006年2月10日正月十三星期五阴转多云
早上,我来到一个叫a的建筑工地,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有些矮胖,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地上的“咚咚”声。
他咋呼着问我做啥子,我老实回答说来看工地开工没有,想来找点儿活干。
我被他当成了骗子,他说我不像民工。
我诚实地告诉他,我之前的确不是民工,但现在处境很差,想到工地混口饭吃。
他仍然不信,独自跑到工地门口张望着。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问我是否真的想挣钱。
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让我跟他走。
我想他刚才可能是到工地门口去找搬运工了。因为刚过春节,很多农村来的搬运工都还没就位,找不到人,所以才让我帮忙。
工地上一般都有材料室。他把我带到那里,让我把一个纸箱搬到另外一栋楼的一个房间。
第一下我差点儿闪了腰,没想到纸箱如此沉重。
他在旁边笑着说:“这里面装的可是铁家伙。”透过纸箱的缝隙,我看见里面全是钢膨胀螺钉。
这一纸箱螺钉至少有七八十斤重,虽然只有百十米的距离,但我中途歇了好几次才搬到目的地。
事后,他给了我十块钱。
他说如果是普通的搬运工,他只会给五块钱。
也就是说,另外五块钱包含着一些其他方面的意思,也许是怜悯,也许是他觉得不好意思。
我退给他五块。
我只想做个普通的搬运工,挣一份普通的钱。
被人为地拔高,后果很严重。
我向他打听工地什么时候开工,请他帮我介绍一下工头,我说我什么都能干,不怕吃苦。
交谈中,我得知他姓陈,大家都叫他老陈。他是很朴实的一个人,工地的主体框架包工头的亲戚,负责材料这一块。
老陈说恐怕没有哪个工头会收我,因为我看起来很文雅,不像干活的料。
我很失望。原本,我以为当一名建筑工人很简单的,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以干。
现在我才明白,每一个群体都有它自己的轨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轨道的,尽管,看起来很简单。
他突然说:“你其实可以安装桥架,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大喜过望,想递一支烟表示感谢,见他抽的是十块钱一包的烟,就没有递。
他递烟给我抽,我推说不会。
我对桥架安装工充满了憧憬,尽管我确信那不是我终生的工作。
2006年2月11日正月十四星期六晴
工地要农历正月十六才开工,没想到我今天就接到了老陈的电话。老陈要我给他帮个忙,到机电市场买30根l20的镀锌管送到工地去,给我20块钱一根,含我的力钱和运费。他走不开,工地现在又没几个人,便想到了我。
他说他以前买过,185元一根。
一根赚15元,30根可以赚45元。但他要我先垫钱,到了工地上再给我。
我说我没钱垫。老陈说你让卖管子的跟你一起到工地来收款。
这样我就到了机电市场,问了一下价格。厚度不同,价格也不一样,从十来块钱的到十七八块钱的都有。
我打电话问老陈到底要哪一种,老陈说一般的就行,不用太好。
我不放心,又让卖镀锌管的老板和老陈通了电话,确认了他要的型号,才让卖镀锌管的老板备货。
镀锌管谈定14元一根,一共420元。说好老板免费送货。
到了工地上,我给老陈说14块一根,我的力钱让他看着办。
老陈付了420元的货款,另外给了我50元的工钱。
其实,我完全可以和卖镀锌管的商量好,找老陈收600块钱,但我没有这样做,不是我品德高尚,而是我有求于老陈。
2006年2月15日正月十八星期一晴
正月十六,在老陈的介绍下,我到a工地做了一名桥架安装工人。我们安装桥架是分段承包,三个人一组,安装一米10块钱。理论上一个组一天可以安装50米,但实际上一天只能安装30米的样子,因为像转角的那些地方是很费时间的。
这么算下来,一个人一个月不就可以挣三千多块吗?不是的,有时得等材料,不是每天都有活干。
和我一个组的是老刘和小张,开始他们不愿意和我一组,说我不是干活的料。我向他们承诺,可以把最累的活给我干,他们才愿意。
最累的活是打眼,用电锤在墙上打眼。
电锤拿在手里就像一把冲锋枪,一摁开关,钻头就“呜呜”响。
看起来很好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桥架是吊装,电锤得举过头顶。一个眼还没打完,我的手已经酸得像不是自己的了。
还有灰尘也不断往眼睛里钻。
但我得咬牙坚持,我承诺过我干最累的活。
我打一个眼,然后狠狠地甩一甩手,又接着打第二个。第一天,我打了近百个眼,双臂已经痛得抬不起来了。
那晚,我没有回弟弟那里,就挤在老刘他们的工棚里。
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
我能挣钱了
2006年3月14日星期二晴
自从干上桥架安装后,我就很少回弟弟那里了。我对弟弟说我在外面做事,至于做什么,我没跟弟弟说。
工地有时没材料,闲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找老陈摆龙门阵。老陈说我现在真的像个民工了。
有时,老陈忙不过来的时候,会让我去帮他买点材料,钉子、水泥、铁锹,等等,很杂。
大多数时候,我会如实跟老陈说花了多少钱,有时我也会报假账,挣个顺手钱。
帮忙帮多了,我发现老陈对材料的价格并不完全清楚,都只晓得一个大致的价格。也难怪,工地上杂七杂八的材料那么多,老陈又不是电脑。
但他常自吹他对材料的价格非常熟悉。
现在我和老陈已经很熟络了,我会笑着向老陈要烟抽。老陈总是整盒烟都扔给我,让我自取。我取一支,然后又扔回去。
做着事,日子就过得快。
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我结了一千六百多块工钱。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能挣钱了,能养活自己了!
这是我从上市公司离职后挣的第一笔工资,虽然我搞渣土运输也挣过两千多块钱,但现在这个钱感觉更踏实。
我和老刘、小张保持着良好的团队合作,所以我开口找他们借钱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凑足了4000块钱,我想回趟“家”。
我要把这4000块钱交给我的岳母。不知道那保费最后是怎么处理的,不知道她的卖保险的朋友有没有在背后议论过她。
我得看看周媛,也许她已经决定和我离婚。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儿子了,他想我吗?
我在工地洗了个澡,找老刘借了一件干净衣服(他身材和我差不多)。在工地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破烂的小卖部里,我给儿子买了盒4块钱的优酸乳,用塑料口袋提着。
我顺便照了一下镜子,与以前相比没啥变化,只是皮肤稍微粗糙了些。
回家的时候是晚上,我估摸着岳母他们吃完饭才回去。
我推开门,迎过来的是诧异的目光。儿子跑过来,亲热地叫着爸爸,随后高兴地喝着优酸乳。
周媛默默地看着我,无话可说。
岳母接过我递过去的钱,说给多了,要找给我。我没接。
我们尴尬地在沙发上坐了一阵,岳父起身到书房去了。自从退休后,他就喜欢上了电脑,没事就在电脑上捣鼓一些东西。
岳母要把儿子带到楼下去玩,儿子不干,她只好独自下楼了。
我和周媛就这样坐着,谁也不开口。儿子在我们之间晃来晃去,笑着闹着,一家人看起来似乎很和谐。
周媛始终沉默着,我也无从开口。
我说什么呢?我该告诉她我在建筑工地当民工?
按照常规,城市女孩嫁的老公不应该是当建筑民工的,再不济也得是个白领啊。
但我确实是个民工。
终于,我开口对周媛说,希望她能给我一点儿时间,我的境况会好起来的。
还是沉默。
良久,我站起身,抱着儿子亲了一下,拉开了门。
遇见一个上了大学没脸回家的人
2006年3月20日星期一晴
从家里回来后,我又回到建筑工地,继续我的安装工生活。
白天蓬头垢面,晚上鼾声如雷。
我已完全融入工地的生活,不论形象还是语言,都与民工一般无二。并且,我早已不用通过专门干重体力活来表现自己了,重活都是轮流干。
平时没事,大家就在一起摆龙门阵,天马行空,无所顾忌。
我与老刘和小张已经相处得很不错了。他们曾多次问我过去是干什么的,我都说我过去在外地打工。他们又追问我在外地打工时干什么工种,我想了一下,说是干仓库保管工作。
老刘说:“那是好工作,不会日晒雨淋的,难怪长得比我们白一些。”
小张取笑老刘说:“你别自卑啊,你也有白的地方啊,屁股不就白嘛。”
老刘就瞪着小张骂,说:“你小子敢拿我开涮?哪天晚上去搞你老娘。”
我有些假正经,很少和他们开玩笑,只是在他们说荤笑话的时候在旁边乐。
那是一次工余,我们仨在外面买了两斤老白干,就着一碟花生米喝酒。喝到微醉的时候,老刘问小张:“耍朋友没有?”
小张说:“没有。”
老刘一本正经地说:“是不是你那方面功能不行啊?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别看是体力活,现在我还干得下来。”
小张就哈哈地笑,说:“老刘,你那熊样也就嘴巴说说还行,这些事还得我们年轻人来。”
小张欺负老刘认不了多少字,拿起石块在地上写了“卧室无柜”四个字,问老刘道:“这几个字怎么念?”
老刘说:“别看我是文盲,这几个字还是认识的。”
于是老刘要大声念出来。我不忍心老刘被涮,悄悄在老刘耳边说了意思,老刘笑着破口大骂,句句直达生殖器。
工地生活就是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过后,总是需要一些粗鲁来放纵一下。
不粗鲁不是汉子。
偶尔,我们也在一起打打牌,在争执中消磨时光。
我们都在工地吃伙食,由于我们的体力消耗比较大,而工地食堂的米糙,肉食也不多,我们总感觉吃不饱。所以在大家都空闲的时候,会到一个紧邻工地宿舍的小餐馆去“打平伙”。“打平伙”这个词我很小就听说过了,实际上就是aa制的意思,不过现代人都愿意说aa制,不愿意说“打平伙”,其实两者是一样的意思。“打平伙”的语意比aa制丰富得多,它还包含着联络感情的意思。
今天晚上,我们又到那个餐馆去“打平伙”,点了一份腊排骨,吃到后来,还剩一根排骨在盘子里。我很想把它“咪西”了,但碍于只剩一根了,便不动筷子。在我鼓足勇气想把它收为己有的时候,突然餐馆的灯闪了一下,熄灭了。工地的供电就是这样,时不时停电,但似乎只过了几秒钟的时间,又突然来电了。在灯亮的那一瞬间,我看见老刘和小张的两双筷子都在夹那排骨。我不由得笑了。老刘和小张有些不好意思,还是老刘老到,嘿嘿一笑,说:“我正准备帮你夹过去,没想到你自己动手嗦。”
这就是我的工地生活,有点苦,有点累,但很充实。有时居然还有点简单的快乐。
2006年3月26日星期日晴
昨天晚上,我被一阵忧伤的口琴声惊醒。
或许因为自己的处境,我对忧伤的东西总是很敏感,这太容易激发我的共鸣。我顿时睡意全无,在口琴声中遐想起来。
曾经,我也爱吹口琴。记得读初中的时候,班上一个同学有一只口琴,那几乎是班上唯一的音乐器材。大家都争着借来吹,一个同学刚从嘴边拿下来,另一个同学马上就抢过去了,全然不顾人家的口水还沾在琴身上。
我就是在这种半借半抢的气氛中,学会了吹口琴。记得有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和一个同学借了口琴来到学校外的油菜花地里,躲在油菜花深处,一人一曲吹起来。音符在菜花地里流淌,青春在菜花地里燃烧。
这是一种惬意的记忆,屈指数来,已经过去快20年了。
在这样寂寞的夜里,工棚的鼾声此起彼伏,梦呓和磨牙声交替出现,一切了无生趣。只有琴声,带给了我美好的遐思。
我披衣起床,步出工棚,循着琴声走去。在工地门口的马路边,一个黑影坐在一个小土堆上,轻轻地吹着一首怀乡曲: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么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
我的眼睛慢慢地湿润了。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工地上当民工,他们会做何感想呢?
琴声慢慢停下来时,我看见那影子一抖一抖的,似乎在哭泣。
我走过去,轻轻地问:“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不回家?”
影子似乎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借着远处昏暗的路灯光,我看见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一缕头发搭在脸上,乍一看,像电影里的鬼影一样。
女子别过头,把头埋在膝盖上,一声不响。
“夜深人静,你一个单身女子,难道就不怕坏人吗?”我又问。
“怕什么!我还担心遇不到呢。”女子没好气地回答。
我想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了,不然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我说:“妹子,你不要说气话,问题不是说气话就可以解决的。”
女子不做声,呆呆地坐在那里。
随后我不论问她什么,她都不理不睬。
我准备离开了。我想她大约是和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借琴抒情,对这些儿女情事,我无意掺和。
我说:“我走了,你自己当心些。”
那女子突然叫我:“大哥,陪我说说话好吗?”
我说:“好啊,大哥被你的琴声惊醒,睡意全无,乐得有人和我说话。”
我慢慢蹲下身子,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燃,等她开口。
女子说她叫小玉,去年七月从c市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一直没找到工作。昨天早上,她住的出租房的房东来找她收房租。她已经欠了三个月房租了,但她实在没钱给,房东就把她赶了出来,还把她的毕业证扣下了,说不把房租补齐,就不把毕业证还给她。她今天出门四处借钱,没有借到,不知该怎么办了,便坐在这里打发时间。
我说:“你的那些同学呢?可以找同学们想想办法啊。”
小玉说:“班上好多同学都没找到工作。有的回老家去了,有条件稍微好点儿的,我都找他们借过钱了,到现在都还没还,已经不好意思再借了。”
我说:“那你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啊,要不到你同学那里去挤一挤,也强似待在这里啊。”
小玉叹了口气,说:“同学有同学的难处,再说,我也不想去麻烦他们。”
我说:“要不回老家?好歹还可以混口饭吃呢。”
小玉说:“本来不想回去,但现在看来,可能真的只能回家了。唉,这大学啊,不如不读。”
我劝她:“不要这么灰心,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挺过去了,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
小玉沉默不语,低头摆弄着手里的口琴,说:“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
我摸了摸兜儿,兜儿里只有三块钱,我说:“你先等等,我马上就来。”
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工棚,摇醒老刘,问他身上有多少钱。
老刘睡眼惺忪,问道:“你要钱干什么?是不是去找马子?”
我说:“别管这么多,先给我拿点儿钱。”
老刘摸索着递了50块钱给我。我来到小玉身边,对她说:“这是50块钱,对面不远有一个小旅馆,你去住一晚,先对付过今晚再说。”
小玉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过了钱。
我突然想起我们平常“打平伙”的那个小餐馆似乎要招一个服务员,便问小玉愿不愿意去。
我其实只是随便这么一说。我想小玉堂堂大学生,再落魄也不会愿意到餐馆去打工,更何况还是一个工地的小餐馆。
没想到小玉同意了。她说读了这么多年书,没脸回家,只要能混口饭吃,干什么都愿意。
这样的想法,与我当初决定到工地当民工时的心态何其相似啊。
我应该有个像样的事业
2006年3月28日星期二多云
小玉到餐馆上班了,工资是450块钱一个月,包吃,晚上就住在餐馆里。待餐馆打烊后,用几张板凳拼一下,上面搁几块木板,铺上被子凑合着睡。
我跟工友们说小玉是我亲戚,请大家多关照,不许欺负她。
小玉叮嘱我,叫我不要说她是大学生。她说一个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工,她脸上挂不住。
我理解她,大学教给了她知识,也教会了她虚荣。
小玉开始对我存有一种报恩的心态,总觉得欠了我很大的人情。我告诉她,我也曾这么困难过,在我困难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人帮帮我,哪怕只是一声安慰也是好的,所以用不着对我客气。
只是我没有告诉她,我现在依然困难着。
2006年4月10日星期一晴
小玉说,我和其他民工不一样。她说我身上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像个有点儿文化的人。
我就淡淡地笑,心里却有些温暖,似乎有一种被读懂的感觉。
说实话,虽然我学历不高,但勉强可以算个读书人。在工地,和这些粗放的民工在一起,我觉得我是孤独的。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挣钱,然后寄回家。攒得多了,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一下,或者添置一两件像样的电器。
我的想法不一样,我知道当民工是权宜之计,我应该有一个像样的事业。但是,我的事业在哪里?假如不当民工了,我能干什么?
这是一种挣扎的状态,既不甘心,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所以我常常羡慕老刘他们,有活就干,有酒就喝,啥来了就迎接啥,爽爽快快。
这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可是我无法融入,只能旁观,或者欣赏。
2006年4月28日星期五晴
小玉到餐馆上班后,我有时会去找她说说话。或许她的心情和我有太多的类似,所以我们之间很谈得来。
小玉叫我大哥,我也把她当自家妹子一样看待。
有时,我会把她的口琴借来吹,排遣一下内心的寂寞。
前天,我问她:“口琴多少钱买的?”她说:“是一个高中同学送的。”我开玩笑说:“男同学吧?”小玉就不好意思地笑。
我说:“难怪房东赶你出来时,你什么都不带,单单带了这只口琴,原来是定情物嗦。你这么困难,怎么不去找你那男同学一起想想办法?”
小玉说:“他还在读书,在上海,今年才大四。”
我点点头,说:“你看看,那天晚上你说什么气话来着?假如叫你那男同学得知了,不气死才怪?”
小玉说:“有时候我真这么想过,把自己卖了,换点儿钱回报父母。”
我说:“别说傻话!好好干活,好好挣钱,好好生活。”
今天,到了小玉发工资的时间,她把我给她的50块钱还给了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不是我在意这50块钱,而是我不想增加她的心理负担。
不欠人情,就没有负担。
有现货的就是我“表哥”
2006年5月8日星期一晴
a工地有几个施工单位同时施工,每个施工单位都有老陈这样的角色。每逢有空,我就会和他们聊天,渐渐地大家都混熟了。
我发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自以为什么都很懂。其实很多东西他们都是一知半解,比如材料价格,有部分材料的价格我了解的都要比他们的低。
他们并不专业,只是,他们大都与施工单位的包工头有些关系,才被安排做这份工作。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我蠢蠢欲动,因为我看到了市场价格和工地价格之间的差别。
我说了我本来是一个农民,天生就有一些小农意识。当我看到鼻子尖上的利益的时候,原谅我动了一点儿心思。
但我不敢轻举妄动,三年多来,我受够了没有收入的滋味。虽然我仅仅是个民工,但我仍然很珍惜这份工作。要知道,这工作还是在老陈的介绍下才得到的。
所以我还得老老实实地做我的安装工,我不想失去生存的机会。况且,我还欠着老刘和小张的钱。
但是,我知道我总会抓住某个合适的机会的。
2006年5月11日星期四晴
前几天,我们在工地闲了三天了,材料一直没到。听老陈说,厂家生产忙不过来,至少还要等十天才发得出货。
老刘和小张在抱怨这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了,我却打起了主意。
我对老陈说我有一个远房表哥以前在开桥架厂,看他那儿有没有货。我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皮都不眨一下。
老陈说这种大的材料他做不了主,要由董总决定。
董总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单位的包工头,瘦瘦的,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据说是学建筑专业出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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