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贤良美丽的女子爱德梅在打猎时落入了强盗之窝，为了不让来救他的父亲被害，她和17岁的强盗莫普拉约定，这一辈子只做他的女人，强盗带她逃回家。她激发他学习和阅读，让神父与哲学家教育他，培养他的文化素质。

《底牌》（英文名：C），又译作《牌中牌》。著名这推理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著的小说。故事简述的是四位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亚瑞妮·奥利弗太太、巴特尔警监、强尼·雷斯上校，在四名嫌疑人找出凶手，而每一位侦探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理由，侦探史上最公平的对决！

罗杰疑案(MR)，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罗杰·亚克洛伊命案、迷雾、谜情记、阿克罗德谋杀案，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成名作。本故事的写作灵感来源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姐夫和蒙巴顿勋爵，故事中的卡罗琳小姐和马普尔小姐形象类似，并被认为是马普尔小姐的雏形。从本书开始，阿加莎·克里斯蒂开始了与柯林斯出版公司长达50年的合作关系。

《沉默的大多数》是中国作家王小波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4期《东方》杂志的杂文，并于199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又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目前最新版由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7月发行。作者在该作品中倾注了其对中国民众命运的关注，以反讽和幽默的手法直面生活，从一个轻松的角度来解析身边复杂的事态。 《沉默的大多数》作者王小波，他所虚构的艺术之美，以及他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小波批评的对象有些还活得好好的。而到今天，这些话语、这些思想仍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我们从王小波的长盛不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还任重而道远。王小波的作品一直盛行不衰，王小波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创造出属于他的美，这美就像一束强光，刺穿了时间的阻隔，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刚刚开始识字读书的青年的心灵。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 书评： 十年，是一个小小的轮回，足够我们忘记许多人或者事，真挚的爱情都难以保持如此之恒久，但王小波凭着四卷文集，战败了时间。 1997——2007，在王小波离去的十年间，生活有何改变？无非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大家都老了十年。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上网费从一小时8元，降到了一个月80元，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论坛，QQ，MN，博客，口水横流，方显出话痨本色，网络上充满了喧嚣之声。如果说，十年前的网络是几头苍蝇蚊子嗡嗡嗡，现在的网络则基本上相当于仲夏夜的池塘，充斥了青蛙高分贝的聒噪。 十年前，王小波说，“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十年后，他的愿望有一部分得到了实现。托网络发达之福，说话的人比以前多了，声音也响亮，草根阶层开始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彪悍一点的像芙蓉姐姐，精明一点的像史上最牛钉子户，美妙一点的像超级女声，都喊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影响了公众。但不能忽略的是，上网费固然从一小时8元，降到了一个月80元，但是房价也从一平米1000元涨到了8000元，大家活得依然疲惫，许多人因此也就不怎么想说话，埋头挣钱要紧，大多数还是在沉默着。 从前，我也是个沉默的人。我在某机关做公务员，负责宣传，每天扛着一台摄像机，拍摄热火朝天修路的场面，回来后写篇小短文，“我市掀起了公路建设的新高潮”。然后送到当地的电视台剪辑播映。施工单位总是热情洋溢地招待我们，临走的时候再奉送土特产。我满怀着丰收的喜悦，打着酒嗝拎回家。收到的土特产如此之丰富，令我基本不需要光顾菜市场。这样幸福的日子过了好几年，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唯一的遗憾是，依照所掌握的汉字词汇而言，我似乎可以写点更有趣的东西，一味“高潮”来“高潮”去，自己都觉得冷淡乏味，心情遂渐渐坠入了低谷。 当时，正在修一条高速公路，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有各级领导来视察工程进度。某一日，听说交通部部长要来，局长便命令我扛着摄像机早晨8点就跑到边界去等着。等到10点，部长的车队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让我郁闷的是，这条路快跑到头了，车队也没停下来。那我岂不是白来了，还拍个鸟去。突然，部长的车停下了，他推开车门出来，走向路边。我大喜，动如脱兔，扛起摄像机向他冲过去，却见部长缓缓地解开了皮带，稀里哗啦地小便起来。那个场景很是壮观：一行人等纷纷走下车，效法部长，一泄为快。是日，春风骀荡，阳光明媚，众领导无私地给沃野施肥，定然为日后的大丰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只有我很郁闷，果然是拍了个鸟。 这个偶然事件，令我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怀疑，怀疑它是否有价值。我开始感到隐隐的不安了。后来，在书店里看到一本书《我的精神家园》，信手翻到了那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读完了，心里有一种遭了闪电般的震动。我摸摸日渐隆起的小腹，醒悟自己就是那种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觉得自己有必要跳出来，或许是掉入另一个猪栏，好歹有点变化。 我做过一些深感悔恨的事情，但永远都不后悔离开了机关，尽管丧失了免费的土特产，从此需要自己上街买菜。起码，我可以写这样的文章为生，总比伪装“高潮”有趣一些。一篇文章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简直近乎神迹。这个神迹在我的身上发生了。 当然，我对留在机关的人并无鄙夷之意。英国随笔作家查尔斯·兰姆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小会计，他克尽厥职，一直做到退休。任何一个饭碗，只能扣留某个人的肉体，却不能局限他的精神如天马行空般来去。中国人口如此繁多，大家都去做特立独行的猪，岂不是要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那种生活不适合我。 此种心态也是王小波所努力提倡。他绝不一味高蹈，总是在不遗余力地普及常识。所谓常识，其实是一种平和自由的心态，能够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报以宽容，能够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报以理解，能够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报以尊重。 除此之外，王小波还努力在普及“智慧”、“有趣”、“诗意”。你看看他的杂文就晓得，十年前他写下的东西，如今读来亦不过时。在此，我有个恳切的建议，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只读他的杂文便已足够，他的小说就不必碰了。尤其是《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白银时代》，汪洋恣肆，光怪陆离，若非训练有素的纯文学爱好者，很容易陷进云里雾里。 王朔复出，把文坛上的衮衮诸公骂了个遍。有记者问：“在你不写的那段时间，出来一个王小波，有人说把王朔盖了。”王朔答：“王小波是好样的，我也是好样的。我们不存在谁盖了谁的问题。王小波要是活着，我觉得他会更牛。他好并不意味着我不好，我们交相辉映可以吧。” 同王朔的痞气相比较，王小波的小说尽管很狂放，为人却是异常低调的。他的身上有一种干净的，甚至可以说是高贵的名士气，不是余秋雨那样的伪名士，他是真名士。 艾略特说过：“四月是一个残忍的月份。”死于四月的还有张国荣，他也依然被记得。每年的此时都有许多人在默默悼念这两个人。或许，他们都代表了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张国荣代表了美，而王小波代表了智慧。他说过：“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 十年的光阴就这么过去了，我依然记得，最初遭遇王小波的那种惊喜，因此满怀感谢，感谢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击破混沌，给我的头脑一点清明。 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19521997），男，汉族。当代著名学者、作家。他的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入围1997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 王小波是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之一，他是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他的作品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荒谬和苦难作出最彻底的反讽刺。他还做了从来没有人想做和做也没才力做到的事：他唾弃中国现代文学那种软以及伤感和谄媚的传统，而秉承罗素、伊塔洛卡尔维诺他们的批判、思考的精神，同时把这个传统和中国古代小说的游戏精神作了一个创造性的衔接。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特别是他的时代三部曲。时代三部曲是由三部作品组成，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整个三部曲系列中，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

《谋杀启事》讲述的是：在平静的生活中找寻一点刺激不是容易的事，因此每到星期五，大家都看无聊的报纸，直到把犄角旮旯里所有出售、征婚等启事都翻看议论一番，才算是又度过了有点小乐趣的一周。但是，这个特别的周末，这点小乐趣被一个非常刺激的话题代替——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谋杀启事，预告将有一场神秘的杀人游戏。那么是谁发布这惊人的消息？又为什么要发布呢？为了有趣？为了刺激？还是真的存在暗藏的危险……

《无人生还》（N，1939年发行时书名为LN，后改为L），又译《十个小黑人》、《童谣谋杀案》、《孤岛奇案》、《十个小印第安人》、《一个都不留》、《孤岛十命》等，是著名的英国推理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也是她生涯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被认为是历史上成就最高的推理小说之一，出版于1939年，全球销量超过一亿册。被改编成多部影视、戏剧、漫画、游戏作品。

《历史的经验》重在其中经义的阐发，并将近一百五十则历史故事，铺注于原经文之后，供读者经史相参，从中悟得创业待人的道理。1990年我社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历史的经验》二册合为一册（分上、下编），以《历史上的智谋》为名，改排出版，以供研究。1992年恢复原名再版。如今刊出的是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月的最新版。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1960年出版。全书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淡的哀愁与沉沉的想念，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可视作她的代表作。导演吴贻弓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获得了巨大成功，还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项大奖，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為了逃避現實而不斷沉淪，以毀滅、卑屈、落寞、矛盾的方式自我放逐，雖然狀似消極墮落，然而內心卻隱藏著對人生的積極渴望，也因此當我們重新檢視自己時，會看清人性的真實與希望，發現生命的價值與喜悅&;太宰治是是日本當代文學最富聲望的天才作家，一生忠於自己的想法，以自我毀滅、否定的方式，呈現人性的真實。

《英儿》是一部真切的情爱忏悔录，书中主人翁与作品同名。全书以女主人公英儿和顾城的相恋为缘，出走为因，迭展开，淋漓尽致，表现了一个现代离世者的极端心理和异常恋。 《英儿》是顾城与妻子谢烨合作的小说。作为一个诗人，这是顾城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绝笔之作。这本书写完不久，顾城就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英儿》是一部真切的情爱忏悔录，书中主人翁与作者同名。全书以女主人公英儿和顾城的相恋为缘，出走为因，迭展开，淋漓尽致，表现了一个现代离世者的极端心理和异常恋。 在顾城的笔下，性爱变成了诗意般的境界，带给你一种从没有过的感受，充满了新奇和美丽，像孩子一般的天真、纯洁，没有了动物原始的冲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你会诧异和新鲜，性爱居然还可以这么写。这正是这本书带给人最新奇的感受和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顾城的这本《英儿》是用诗体化的语言写成的，跳跃性极大；从另一个角度讲，更像一个人的呓语，很多时候你无法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需要仔细去阅读，如果不懂也没关系，体会到他的意境就可以了。 顾城在小说中穿插了他的一些诗歌和他画的一些画。画看起来像是国画的工笔，虽然不知道那美丽的抽象的图画具体是什么，但依然被画的线条和构图所吸引。 《英儿》太真，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有不好的东西，可是让人又觉得它美极，简直是给了文学审美和整个美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登峰造极、难以言尽的宝库。《英儿》的形式太美了，是梦，是真，是水，是云，是风，是雨，是树，是花，是小说，又是诗，既规整又自由，既伤残又完美，是自然化育出来的美的舒卷自如的表现。它是世界文化画廊里的又一个放射玫瑰色霞光的奇峰。文学的形式美的全面和最高的追求似乎不过如此。 1993年10月8日，新西兰激流岛，诗人顾城的妻子谢烨死于顾城之手，而后，顾城自缢身亡。顾城的“遗腹子”《英儿》不久问世，如同顾城梦呓般的心灵独白，悲剧的所有答案都可以在此寻到出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人离开我们十年有余了，那个蕴涵着复杂人性、爱情与死亡的悲剧是否也已被时光掩埋在逝去中的岁月里了？ 《英儿》纪录着爱的超越与毁灭，我们能从这种纪录中读到生命深处难以抹去的爱与恨的两大本能。人性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感的是爱，爱的悖论体现在它既是人性完美的追求，也暗藏着致命的毒刺。当爱不小心碰到那根神秘的毒刺，便极易触及死亡的帷幕。爱和死亡联系的主题一直折磨着窥视生命深处的人们，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很久以前就为我们诠释了人性深处的这个秘密，也不幸早为顾城这类悲剧故事下了注脚。 顾城19年隐居新西兰后，在那个南太平洋的遥远的小岛创造着自己的家园，他想完全脱离这个喧嚣的世界，梦想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给自足的生活。“我那么想有个小村庄，一个炉火的小屋”“我愿意干活，不愿意谋生”。每至碰到顾城的生命哲学时，就会联想到梭罗的《瓦尔登湖》，这种乡村牧歌式的简朴的生活追求其实是多么简单，但对于现代商业社会的人们又显得多么奢侈和不可企及。无论如何，这种盼望与追求是属于顾城这一类人的，他们不愿接受“适者生存”的世界，所谓的名利以及与此相关的争斗更是毫无意义，因而他们在这个热闹的世界是孤独的。但是顾城回归自然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妻子完全的认同，妻子要照顾诞生不久的幼子、要面对柴米油盐具体的现实。顾城在他的小岛仍然是孤独的。在顾城的心里，有着对创造世外桃源的渴望，更有着对与他有着同样生活哲学的同行者的盼望。这是他19年在奥克兰写给尚在国内的英儿的信：“我们是一起躲雨的小虫，花壳壳，你是花瓢虫，好看的一种。在天冷之前，我们已经找好了藏身的地方，也许在大岩缝里铺上木板吧，像过家家一样，外边大山谷里大风吹着——很小的锅里煮十五粒豆子。”不幸诗人的弱点使他把这重幻想又加在了另一重幻想之上。 人总是有爱的渴望的，它是精神的重要内容。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纯自然生态的小岛，更何况是这样一位空灵浪漫的诗人，在那里，诗人一定会产生出更多的激荡与幻想。“但是不可否认，在我心里也有着不易察觉的期待，我也需要一点异样的东西。这是我在正常的人生中间所无法得到的”。诗人是热爱生活的，热爱劈木柴、喝雨水的简朴自然，更热爱他退居世外的这片森林舞动、波涛汹涌的不受秽滓染指的家园。这个小学后就拒绝接受常规教育，“放猪放成诗人”的顾城，最早的诗就写在随父亲下放劳动的河滩上。他渴望活在自己的伦理中，不屑社会千百年来既定的纲常，在他的精神王国里，美是最高的法则。他对“我们总想把我们的生活固着在我们的理解范围内”是不满足的，“就像把羊拦在牧场里，把水拦在堤坝里，冲压出一个个齿轮”。顾城叹息到，我们所说的道理，或多或少都是用来维持生活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我们内心的期待”。他这样回忆与英儿最初的相见：“她走过来的时候看着我，那么一心一意地看着，不知道怎么有一种凄凉的神情”，“因为打动我的就是她那种孤儿似的神情”。是精神的怜惜才会有这样感性的触动，是柔软的细腻的心灵才能拥有这样纯净的情愫，顾城将全部的生命投给了他梦想中的爱情。 然而我们却在他死后不久，看到了另一种解释。这个被称作“英儿”的人写到：“我依然相信，《英儿》一书是我不该读的，它不是别的，是从血液里流出来的报复的火焰，带着蛰我的无数根尖刺，置我于死地的尖刺。” 为什么爱向来呈示着一种矛盾心理——即为什么爱总是伴随着对同一对象的恨。性本能滋生了不可抑制的爱的渴望，渴望与对方融为一体；自我保护的本能却又时刻警惕着对方可能给自己的伤害，一旦遭遇伤害，怨恨便不可遏制地生发出来。爱与恨这两种极端的甚至是势不两立的感情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难以离分。《英儿》清丽哀怨的文字里面，不息的爱情仍在流淌，恨的愤懑也依稀可见。主人公们（不只是顾城与英儿之间）由相互爱恋、相互欣赏变为相互排斥、相互怨恨，尤其是英儿在顾城夫妇悲惨地告离这个世界后仍然不依不饶的“讨伐”，都使我们看到了这两大本能的力量。 顾城隐居激流岛后，专心地做他理想的垦荒生活，这个精神的赤子在生活中无疑是一位弱者。诗人的妻子谢烨在他的生活中担当着母亲一般的角色。她是一位母性很强的女性，当年就是用一种类似母爱的感情征服了顾城，两人之间特有的生活方式成为当时传诵的佳话。然而在谢烨真正地成为了母亲以后，她不能够再像当年她在国内发表的散文《我和顾城——游戏》那样，有足够的精力和热情陪着充满幻想的顾城一起玩耍，而顾城的任性与天真也由妙趣横生变为了麻烦与障碍，于是便有了一个用常人的角度无法解释的做法（或许还有更深的原因），她主动帮助英儿来到顾城的身边，并默许了发生的一切。 顾城在孤独的太平洋小岛迎来了他迟到的激情。事实上，谢烨母性的光辉在某种意义上压抑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存在。英儿的到来激发了他男儿生命的热能，使他真正有了作为男人的感受：“我的愿望无穷无尽，一直一直生长着，而她明快地包围、承受着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都在想起她，微微生起，感到最初的激动。”“但是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身体和欲望是如此的吻合。她的轻巧给了我一种放肆的可能，一种男性的力量的炫耀，这是我在你面前所无法做的，你无言的轻视，使我被羞愧和尊敬所节制。”顾城笔下的性爱描写如诗如画，百转千回。本能的力量一旦开发出来，它强大的攻势绝不是伦理道德的力量能够阻挡的，更何况顾城的爱欲体验是全部灵魂的参与、是整个身心的激荡。生命的高峰体验铭心刻骨，带给了顾城此生此世再也难以铲除的记忆，并使他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种耀眼的激情沉醉的映衬下，他与谢烨母子般相守的情感方式显得那么寡淡、力量不足。顾城越迷恋他的爱情，就越对促成这件事的妻子不胜感激，他欲用一生的代价，去偿还妻子的这份深情大爱。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英儿》里反复的吟诵：“雷，我的恩。”（顾城在书中对妻子的爱称。） 顾城甚至希望英儿和他一样感激妻子。每当英儿要他选择时，顾城总会说：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离开我，我都必死无疑。身处尴尬处境的英儿内心的复杂、失落、焦虑与危机肯定是顾城无法完全体会的，何况眼前的谢烨无可挑剔，令顾城感恩戴德。谁又能战胜自己潜意识里的占有欲呢？爱情的领地从来都是寸土不让的！她比谁都矛盾、都痛苦、都羞愧，她怨恨爱自己却又无力选择自己的顾城。顾城爱恋愈深、她的不甘愈重。不断证实自己在顾城心中的分量是英儿感情较量中唯一的砝码，也是对于自己自尊的最好交代。最终逃离激流岛是她最后的自我拯救，也是最后一次对自己在顾城心里分量的证实。 可惜呀，在《英儿》中，无论是雾气腾腾的绿荫谷、还是遗世独立的山顶小屋，无论是枝繁叶茂的撒满阳光的山头、还是有着狗的声音、风的歌唱的去往玻格家的夜路，都印满了顾城痛楚的甜蜜的记忆，“像岛上那些被潮水拥护、砍杀、耕犁过的礁石”。顾城并不是不知道，这段感情完全可以约束在某一个范围，当时诗人有情人的并不在少数，但是被爱情浸透的诗人，天生就不会周全妥协。在他心里，为爱最大的感恩便是一遍遍默念着：“这是我的妻子。”诚如《英儿》的卷首语：“你们是我的妻子，我爱你们，现在依旧如此。” 顾城情感的投入显然超出了谢烨的料想，更超出她料想的恐怕是自己内心的震荡。她是太过于相信顾城对自己全方位的依赖了，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会有任何人可以取代自己的位置，至于英儿的到来，她也不过是坐在高处看小丑唱戏，她怎么能预料——爱的本能根本禁不起考验。高度的自信衍生出了宽厚与纵容，正是这种宽厚与纵容使她和顾城同时忽略了她作为妻子的存在，除了“神圣”与“高大”，她丧失了作为妻子的全部主权。沉睡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还是不可避免地抬头了，她并非不在乎，更不可能不恨！当德国向顾城发来写作邀请函时，谢烨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在她和被她怂恿的英儿的鼓动下，顾城怀揣着对于未来的天真的梦想，依依不舍地告别英儿，与她一起踏上了去德国的旅程。在送走这对夫妇后，英儿所有的自信和感情都被打碎了，她只有在自卑的孤独里哭自己的失落：“我们，我们。我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谁呢？而且，用什么来等你呢？你怎么就不能设想一下，我的心也碎了，血也干了，最后，连台也被自己拆了。我该下台了。城。这就是我的下场。”“我知道，我已经醉了，我的血液里都是干燥的火焰。”是啊，这火焰很快就由怨恨变为了复仇，恨在逐步升级。 大概在德国将近一年的时候，顾城接到了英儿离岛的消息。顾城的反应令谢烨始料不及，他整个就是一个伤口，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正如他所说：“就像习惯用手去拿杯子，手没有了一样，就像在手术后，被拿走了心。”他描述自己仿佛是坐在窗口的卖票人，虽然还有一张可以说话的脸，还有外面一层薄薄的理智，但窗口以内的人其实早已经疯了。他受伤的灵魂止不住滴血的悲鸣：“如果说这一生，我有什么后悔的事，就是这个事。我没什么后悔的，可如果有人这样问，我还是要这样说：我后悔这个事。我离开了我的岛，离开了我的家，我的归宿。我应该死在那儿；——雷，你知道吗？这真像一把锋利的铁铲铲了一下，在我的心里。我那么多年要做，不可能做的事，做成了，又没有了。”“——因为这铁铲铲得太深了。它不仅毁坏了我的生命，而且毁坏了我生命最深处的根，我的梦想。”细腻深刻的情感世界成就了诗人，同时也毁灭了诗人。顾城的爱，是那样深邃忧伤，与他的灵魂之树盘根错节、不可剥离！那远离尘世的小岛、远离自己的曾经身心合一的爱人，才是他真正的爱之所在，是他今生今世灵魂的住所。英儿给过顾城的慰藉有多深，给他的创击就有多大。 面对着虽生犹死的一片情感废墟的丈夫，谢烨受到了真正的打击！为了挽救最后的自尊，也或许是为了挽救垂死的顾城，她建议顾城写一部忏悔录，写下家庭的入侵者英儿的背叛、写下妻子雷的无比艰辛。但是，《英儿》的创作终究是背离了谢烨乃至于顾城的忏悔的初衷，记忆中的一切重新在顾城的笔下灿烂生辉，诗人眷恋的笔触依然沾满割舍不掉的点点滴滴。谢烨再一次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这种伤害又何尝不“像一把锋利的铁铲铲了一下”，铲掉了她“生命最深处的根”、铲掉了她全部的梦想！ 在这场纷乱的战争中，貌似平静的谢烨早已伤痕累累。最终绝望的她在德国遇到了自己的所爱，可以想象，这个多年来忍辱负重的与怪癖的天才陪伴的妻子，这个长期扮演着母亲角色不得不把天性深深压抑的女人，一旦打开了爱情的闸门，其掩盖很久的爱与恨的滚滚岩浆是怎样汹涌地喷发。无论伤痛的顾城怎样忏悔与企盼，她也坚决不肯再有半点通融了——她一定要离开他。对崭新生活的憧憬压倒了一切，她甚至在写给亲友的信里毫不掩饰对顾城深深的厌恶，直截了当地说：我希望他早点完蛋。然而这个曾经多么宽容的妻子没能看到顾城倒在她的决绝之中，却不幸在她的新爱即将到来之时与彼此怨恨的丈夫同归于尽了………… 长篇新作短评关于《英儿》，顾城在接受曾慧燕的采访时说，这是“一本自传式纪实小说”，“基本上是真实的”，“主要想反映一些又能解释又无法解释的事情”。显然这“又能解释又无法解释的事情”主要是指他与英儿的情感纠葛。也是，莫名其妙地一见钟情，而且爱得天翻地覆，旋即又稀里糊涂地分手而去，从此杳无音信，一切都像是鬼使神差。顾城的初衷，就是要把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人生和情感的际遇叙述出来，告诉人们他经历了什么，领悟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种打算我们从《英儿》开始几节的颇见理性的文字中都能感觉得到。但顾城和英儿超乎寻常的关系，使他很难保持叙述主体的平静和冷峻，因此，我们从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里，看到的是他和英儿无阻无隔的情的交流和无遮无拦的欲的抒泄。其中，顾城对英儿女儿体态的爱恋、赏玩和英儿那童稚、纯真而又热烈奔放的呼应，有如天籁般的自然和美好。那种真真切切又充满诗情画意的爱恋，真是一种沁人心脾、净人心灵的情的愉悦和美的享受。人们完全感觉得到，顾城是用回忆和写作的方式，再度重温他的如梦如幻的情史，从而延宕他与英儿的身心交融的爱恋过程。因而也可以说，顾城也是经由这一自传来自谴和自慰的。 与英儿倾心相恋而英儿又不辞而别，这是最让顾城痛心疾首的。使他最为难过和心碎的，不只是英儿再爱不爱他和再在乎不在乎他，而还在于他所心爱的女孩要被别人染指、要被“世界拿走”，这正如他在“给晓南的信”中所说的，想到被爱的“女孩被碰了，我的心就会发抖”。这种连带着人生理想的爱的丧失，迫使顾城由人及“我”地深刻反思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他虽对出走的英儿不无怨恨，但更怨恨那个教坏了女孩、“拿走”了“英儿”的污浊的社会环境；他自怨自己人生和情爱理想的失常和超常，但更谴责那个规范所有个性和销蚀一切理想的现实尘世。他在自白中自谴，又在自谴中自省，结果是更坚定了自己的不苟且、不妥协的信念，死亡成为他继续前进的另一方式，《英儿》便是他在这个人生转折点上留下来的一个路标。 英儿:顾城，1956年生于诗人之家，父亲是著名诗人顾工，顾城写诗功力深厚不但新诗了得还精于写旧体诗。及创作寓言故事诗，顾城是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顾城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后期隐居激流岛，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作品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瑞典等十多种文字。 顾城原籍上海，1956年九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顾工下放山东广北一部队农场，1974年回北京。做过搬运工、锯木工、借调编辑等。文革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73年开始学画，并进入社会性作品写作阶段，1974年起于《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作品。1977年起重新进入纯净写作，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论，并成为朦胧

从维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的命运便是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例。 大约1981年9月，那时我在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工作，正在准备即将发稿的第期刊物的小说稿件，但是一时却找不见“叫座”的作品。正自发愁，我的朋友、画家李焙戈送给我从维熙的中篇小说新作《远去的白帆》。这是一份已排版、插图就绪的16开清样。原来李君取自北京市某大型刊物，本已安排刊出，临时抽下来了。我读后，觉得这是从维熙的一篇佳作，虽说写的是劳改队的生活，却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情调，所写几个误入缧绁中的人物，如作品主角之一，被误认为“惯窃”的17岁的小“铁猫”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对6岁的“小黄毛”和被错划为“右派”的叶涛、黄鼎等知识分子的同情，闪现着远未被磨灭的人性的光辉。此外作品所写廉洁奉公、却未脱蒙昧状态的“罗锅”队长，被错整为“右派”而一身正气的红军战士、老队长寇安老人，还有那位狼性未改的前军统“少尉”，均给人栩栩如生的印象。我想不清楚，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发表出版？遂写下我自己对它的分析评估，将它郑重推荐给刊物的负责人。我没有料到这位在改革开放初期支持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面世的刊物负责人却将这篇作品否决了，并写了长长一封信给作家从维熙。信中几乎没有具体谈《远去的白帆》这篇作品，却大发关于题材问题的议论，并劝告作者，最好再不要“从粪土里去寻找黄金”。（这是我记得的信的大意。）看了这样一封长信我吃惊得愣住了。这位我尊重的负责人将这件棘手的退稿之事交给了我。我没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从维熙家。见面后，从维熙阅信，显然同我一样，难以接受这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的高见。（虽然出自编辑的“规矩”，我并没有在维熙面前表示对这位长者高见的不满。） 数月后上海的《收获》杂志在1982年第1期以显著地位刊出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 1982年中篇小说评奖快要结束时，中国作协的主要负责人写信给评委会负责人冯牧推荐两位作家的中篇。其中一篇即是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 不久，《远去的白帆》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论家冯牧给予小说以较高的评价。 远去的白帆:从维熙（19年－），当代作家。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1978年重返文坛。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0年发表处女作《战场上》。19年出版第一部散文小说集《七月雨》。1978年恢复创作活动后发表和出版的重要作品有《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北国草》、《风泪眼》、《走向混沌》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作品注重描写当代中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曲折，展示左的错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情节起伏动人，多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从维熙曾用笔名碧征、从缨。初中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后任《北京日报》编辑、记者。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艺术上师法孙犁。1957年之前曾出版《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两本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是荷花淀派的代表性作家之一。遭遇政治坎坷和磨难二十多年，对监狱生活有较多的了解和体会。新时期作品很多，其中主要有长篇小说《北国草》、《

绿化树 《绿化树》的严重缺陷 超越自己与超越历史 关于《绿化树》评价的思考 读《绿化树》随笔 我读《绿化树》 鲁班的子孙 旧规范解决不了新矛盾 《鲁班的子孙》的沉思 我读《鲁班的子孙》 也谈《鲁班的子孙》 东方女性 论《东方女性》的得失 《东方女性》赞 雪落黄河静无声 华夏之魂 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 雪落黄河静无声:从维熙（19年－），当代作家。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1978年重返文坛。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0年发表处女作《战场上》。19年出版第一部散文小说集《七月雨》。1978年恢复创作活动后发表和出版的重要作品有《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北国草》、《风泪眼》、《走向混沌》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作品注重描写当代中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曲折，展示左的错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情节起伏动人，多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从维熙曾用笔名碧征、从缨。初中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后任《北京日报》编辑、记者。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艺术上师法孙犁。1957年之前曾出版《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两本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是荷花淀派的代表性作家之一。遭遇政治坎坷和磨难二十多年，对监狱生活有较多的了解和体会。新时期作品很多，其中主要有长篇小说《北国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