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时，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虽然在秦穆公时期，秦国曾称霸西戎，奠定了发展的基石。但秦穆公之后的几代国君，大多都碌碌无为。

到了秦孝公这代，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尽管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国力尚弱，随时都有可能在七雄争霸中被其他国家吞并。

身处在这个强者为尊的时代，一个不懂得创新变革的国家，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由于秦孝公是一位有抱负的国君，他励精图治，下令求贤。秦国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变法改革――商鞅变法！

商鞅在秦孝公的积极支持下实施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也为秦国最终能统一六国开辟了道路。

那么，商鞅提出的变法措施到底有哪些呢？这位在秦国功高盖世之人，为何最后落得个车裂分尸、秦人不怜的下场呢？

战国之时，变法已经成为了各国争相效仿的新鲜玩意。从魏国的李悝变法，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真正能将新政延续下去，并使国家浴火重生的，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

然而让秦国崛起的商鞅，并不是秦国人，他曾是魏国国相公孙痤的中庶子，在魏国本名卫鞅或公孙鞅。老谋深算的公孙痤知道商鞅的才能，但一直都没有推荐给魏惠王。直到临死前，才跟魏惠王谏言：要么重用商鞅，要么杀了商鞅。可魏惠王，只把公孙痤的话，当作病中的胡言乱语，没有记在心上，商鞅也因此躲过一劫。

不过，商鞅看到魏国的霸主地位已经名存实亡，而且魏惠王又是个贪财好色之人，并非明君。再继续留在魏国，肯定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天下之大，商鞅又该何去何从？

此时，西边的秦孝公在秦国发出了一道“求贤令”。商鞅获悉此事，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推荐，才得以见到孝公。

秦孝公要的是能快速强国的方法。所以，在商鞅求见孝公时，第一次谈的“帝道治国”和第二次说的“王道治国”，都没能引起秦孝公的注意和认可。只有第三次见面谈到以法家为核心的“霸道治国”时，秦孝公这才对他有点刮目相看。第四次便主动召见了商鞅，两人越谈越欢。《史记》中是这样记载当时的情景的：“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此后，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与他共商国家大事。但对商鞅变法一事，担心惹天下人非议，犹豫不定。商鞅劝说道：“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那些有过人之举的人，本来就会为世俗所非难。”

几个国中主要大臣，听说商鞅要变法，也都纷纷跑出来百般阻挠，商鞅变法举步维艰！大夫甘龙说，要使官员熟悉规矩，百姓安定不乱，就应按照旧章来治理。大夫杜挚说，不能获利就不要变，“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舌战群儒。认为圣贤之人只要能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聪明的人会因时而变，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才会受制于人，死守成法。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

在商鞅的据理力争之下，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封商鞅为左庶长，全力支持商鞅变法。

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实施了两次变法。商鞅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方面，一步步实施着自己的变法措施。

他在魏国李悝变法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变法内容，主要有：清理户籍、废除井田、重农抑商、奖励军功、推行县制、统一度量、高扬秦律等。

商鞅废除了存有很大隐患的官爵俸禄世袭制，建立了军功爵制。军功爵制是怎样一回事呢？《史记》记载如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在战场上，取一个敌军首领的人头，就能升爵位。一个人头升一爵；两个人头升两爵……按爵位分等级的高低，也按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

军功爵制的制定，无形之中，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战场上，秦军个个如狼似虎般杀红了眼，都想多砍几个敌军的人头立功升爵。所以，军功爵制虽遭到了贵族强烈的反感，但受到下层百姓的欢迎，因为他们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把从前的一百步为一亩，变成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扩大了耕种面积。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

他下令合并小都，小乡，小邑，小聚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由国君直接任免。这其实也是后来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雏形。

商鞅还实行编户什伍连坐法。下令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相互监视，一家犯法其他九家跟着受罪。如果不想受到牵连，可以告奸。告奸者能得到斩获敌人首级同等的赏赐，不告发的则处以腰斩。藏匿奸恶者，给予和投降敌人相同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