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杉俱乐部凯布尔山总部的那间主席办公室四壁镶着桃花心木板。在这间办公室里，劳拉·波·卡米开尔正在犹疑不决，手里拿着的钢笔悬在面前的那张支票上。这张支票的金额是二万五千美元。

这张支票是从俱乐部特别计划账目里提取的，受款人是：电力为人民服务会。

这笔钱是五个月前，也就是去年八月，答应付给戴维·伯德桑的那个组织的那笔总数为五万元的捐款的第二期款项。第一期款项在红杉俱乐部和电力为人民服务会达成秘密协议之后，立即就付清了。现在第二部分也该交款。支票上已经有了红杉俱乐部经理兼秘书罗德里克·普里切特的姓名，在它上面一行就是需要主席签字的地方。劳拉·波只要大笔一挥——她的签字往往是难以辨认的——就可以使这张支票生效。然而她仍然犹疑不决。

红杉俱乐部和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结成盟友的这个决定刚刚作出，她就立即发生怀疑，感到十分苦恼，后来也一直如此。

她认为在图尼帕听证会上戴维·伯德桑表现十分恶劣。在这以后，她的怀疑更加深了。以劳拉·波的才智，眼见伯德桑那种廉价、低级的手法，那种哗众取宠的小丑表演，那种玩世不恭、迎合愚昧的行径，她很有反感。

现在，她又反躬自问：她投了那关键的一票，批准建立这种联盟关系，并且支付这笔捐款，是不是错了？历来受人尊重的红杉俱乐部是不是由于这种合伙关系，降低了自己的身分，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如果事实真相传了出去（这是非常可能的），她作为俱乐部的主席，便会被认为对这种关系负有责任。

她当时难道不应该和普丽西拉·奎因站在一边？奎因夫人毫无保留地谈了对伯德桑的看法。劳拉·波·卡米开尔现在还清楚地，并且惴惴不安地记得普丽西拉当时讲的话：“我的全部本能都反对信任他……我这个人也有原则，而看来这正是那个令人作呕的家伙所缺少的东西。我的全部本能都反对信任他……我这个人也有原则，而看来这正是那个令人作呕的家伙所缺少的东西。”她后来还说，“我想你们会后悔这次投票的。我希望把我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我想你们会后悔这次投票的。我希望把我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

劳拉·波·卡米开尔对自己投的票现在已经后悔了。

她放下手里的笔，支票仍然没有签上她的名字。她伸手去拿内部电话送话器。当经理兼秘书答话的时候，她说道：“罗德里克，请上我这儿来下，好吗？”

几分钟以后她告诉他说：“我忽然想我们不妨重新考虑一下第二笔付款的问题。如果说付第一笔钱是付错了，那么我们至少不要错上加错。”

普里切特和通常一样衣冠楚楚，听见这话吃了一惊。他取下无框眼镜，用手绢擦了擦，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拖延时间的办法。

“主席，”他说着又把眼镜戴上，“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我们扣住这笔钱，我们就是违反了协议。这个协议是正式缔结的，对方到目前为止也一直在履行。”

“是真的履行了吗？我们付出了两万五千元，得到的是什么呢？伯德桑在听证会上那番装模作样的表演，是吗？”

“依我看，”普里切特字斟句酌地说，“伯德桑的成绩可远远超过了那番表演。他的手法尽管粗俗——毫无疑问，比我们自己能用的手法要粗俗得多——却是很精明的。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使新闻界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反对图尼帕上面来，而金州电力公司的论点仅仅得到微不足道的注意。他在摧毁他们的主要证人哥尔德曼方面，也很成功。他先是激他发火，然后站在一边看着哥尔德曼得罪所有在场的人，包括他自己公司的人在内。”

“我当时真替他惋惜，”劳拉·波说。“我和尼姆·哥尔德曼相识很久了。我觉得，他也许想得不对头，但为人是正直、真诚的。那天的事对他太不公平了。”

普里切特一本正经地说：“在这种双方对阵的情况下，凡是被卷进去的人，以及他们的名声，都难免要受伤害的。从红杉俱乐部的观点看来，重要的事是取胜。而就图尼帕而论，我相信我们是会取胜的。”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劳拉·波回答说，“为了取胜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好多年前我听信了这种说法。这一点我至死也要感到后悔的。”

经理兼秘书想叹气，但是克制了自己。他过去多次碰到过卡米开尔夫人对长崎、广岛的事一再表示内疚，所以早已掌握了应付这种场面的办法。他乖巧地向后退了一步，向她说：“我刚才的话是用词不当。我本来应该说的是，和伯德桑达成协议会有助于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而我们两人都清楚，我们的目标是高尚的。”

“然而那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

“当然有些落到了伯德桑自己的腰包。他自己毕竟花了不少时间——每天仍旧参加听证会，和新的证人对质，同时，还想方设法使报纸上关于他本人和反对图尼帕的消息从不中断。此外，还有支持他的人也需要钱。他做到了使这些人不断挤满了听证室，仅这一点就给人这种印象：广大公众是自发地对图尼帕表示强烈的反对。”

“你的意思是说这种反对并不是自发的吗？是伯德桑出钱让那些人去的？”

“不完全是这样。”普里切特又一次小心谨慎地选择他用的字眼；他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做的，因为他和伯德桑谈过话，不过他不愿谈得很具体。“可以这样说，有些人得开销，他们得放下工作来出席听证会，诸如此类。此外，这些支持者以及伯德桑招来的另一些人，还在金州电力公司年会上举行示威。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同他见面的时候，他不是告诉过我们他那方面的计划吗？”

劳拉·波·卡米开尔显得大吃一惊，“花钱雇来的示威的人！花钱去破坏别人的年会！而花的都是我们的钱！我讨厌这种作法。”

“主席，我可以提醒你一件事吗？”普里切特申辩说，“我们和电力为人民服务会达成协议的时候，对这些是一清二楚的。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欧文·桑德斯先生、奎因夫人、你、还有我——我们是知道伯德桑的作法的，和我们的比起来，是有些……嗯，不正规的。前几天，我翻阅过去年八月份那次会议的记录。当时我们都一致同意有些事情‘最好是不了解为妙’。顺便说一下，这句话正是桑德斯先生的原话。”

“不过那个时候，欧文了解伯德桑的作法吗？”

“我想，”普里切特干巴巴地说，“他身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恐怕是深知其中奥妙的。”

这一点是中肯的。不管是欧文的朋友或敌人都知道，他在法庭上斗起来是没有准章程的，他也不以恪守道德细节而知名。也许他事先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料到伯德桑会怎么干。

关于桑德斯，普里切特还另有一件心事，但不便向劳拉·波提起。

罗德里克·普里切特很快就要退休了。桑德斯是红杉俱乐部财务委员会的举足轻重的主任委员，而普里切特退休金或多或少全凭这个委员会决定。

这个俱乐部职员的退休金，既没有规章可循，也没有固定的数额，而是取决于服务年限的长短，以及委员会对某人工作成绩的评价，罗德里克·普里切特自知多年来树敌不少，因而特别希望在最后这几个月里，能得到桑德斯的好评，而图尼帕听证会和戴维·伯德桑就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普里切特告诉劳拉·波：“桑德斯先生对伯德桑在反对图尼帕方面进行的努力表示高兴。他打电话来这么说过，而且提醒我说，伯德桑答应‘要在广泛的战线上对金州电力公司进行连续不断的骚扰’。电力为人民服务会在这一点上是兑了现的。双方同意的另一点是不使用暴力——你也许还记得，是我特意提出这一点的。在这方面，伯德桑也遵守了他的诺言。”

劳拉·波问道：“最近听见过普丽西拉·奎因的消息吗？”

“没有。”罗德里克·普里切特微微笑了一下。“不过，如果你取消前言，拒绝支付第二笔款子，她当然会得意洋洋，甚至会以胜利者自居的。我可以想象她会四处宣扬，当初是她正确，而你错了。”

这一着非常厉害，他们两人都意识到了。

时至今日。如果推翻原来的决议，人们以后就会记得是劳拉·波投了那关键性的一票。因此，她就会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尤其是因为这还无异于承认俱乐部的一万五千元钱花得不当。普丽西拉的那张刻薄嘴就会把这件事大肆宣扬的。

这是两个女人对垒的局面。尽管劳拉·波蔑视女人的小气，尽管她决心不让自己的性别左右她的决策，可到头来还是女性的自尊心说服了她。

她提笔就在那张支票上签了名，递给了满面堆笑的罗德里克·普里切特。

当天晚些时候，这张支票就寄给了伯德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