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芹觉得这辈子无法面对叶可良，就偷偷地给他寄了五百块钱，并给他发了一封email：

可良：

在婚姻和爱情无法统一的时候，我只能说：对不起。

忘了我吧，我真的不配做你的恋人，更不配做你的爱人。千万不要问为什么，我永远无法回答你。我会永远默默地为你祈祷，祝你幸福、健康、好运。

曾经爱你的慕容

叶可良看到信后，知道她这是动真格的，莫名其妙。他在北大的三角地四周徘徊了一个晚上。烦躁和愤怒中，他把三角地广告栏上的所有海报都撕了个粉碎。

第二天，他给慕容芹学校打了几次电话，终于找到了她。他咆哮着问她为什么这么说。慕容芹却突然成了哑巴一般，一声不吭，只顾哽咽着流泪。

过了几天，慕容芹就和苟安生偷偷去镇政府民政办公室打结婚证。

负责办理结婚登记的是这旮旯学校的一位女毕业生。她考不上大学——其实也从未有人考上大学——被招进镇政府民政办工作。

看到苟老师来了，她反主为客，很不自然，不敢向他们要任何证明。只是让他们填了一张表，并签了字，然后交了二十元工本费，就把两本红本子递给她们，说：

“这上面的公章是全国通行的，祝贺你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合法住在一起。”

慕容芹一听，心有些痛。她恨不得那个公章是假的。她想，这年头假货横行，小到油盐酱醋茶，大到婚姻爱情官场，无处不假，为什么偏偏我的结婚证是真的呢？

慕容芹拿着结婚证，感觉像拿着法院定她有罪的判决书。

她觉得婚姻是一副枷锁，将把两个人或其中一人折磨得疲惫不堪，套得糊里糊涂。婚姻一不小心往往就成了冰窟。而这冰窟，有时是惟一的归宿。

就当成去监狱呆几年吧，她想。

回来的路上，她紧张而不知所措，像身上藏着毒品，感觉在任何人面前都是罪人。

她不敢跟叶可良说她已经结婚了，就是说了，他也不会相信。连续几天，她都躲在被窝里，把眼睛憋成了红葡萄。

苟安生满面春风地请学校的同事吃喜糖喝喜酒抽喜烟。他袋子里总是放着两包红双喜香烟，见到人就拿出烟来，笑着说：“来来，抽烟。”

慕容芹像一个木偶，不知道日子是什么味道。她脸上偶尔出现的笑容，总是像木刻一样的死板。

一个月后，慕容芹才领着苟安生去见她母亲。年迈的母亲看到女儿给她领来了个高高白白的上门女婿，竟高兴得合不拢嘴。

看到母亲被蒙在鼓里而沉浸在无知的幸福之中，慕容芹更加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慕容芹说：“妈，再过一两年，我调回县城后，就能天天陪着你。”

母亲说：“傻孩子，只要你幸福，妈在哪里过日子都高兴。”慕容芹抱着老妈泪流满面。心里的酸楚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感到无法靠口，也永远无颜开口。

慕容芹是个独生女，按闽南的风俗，苟安生自然要落户到她家。

刚开始，苟安生每晚还能在她耳边说些甜腻腻的话，甜得像闽南的甜猪肉。一段时间后，他的话就渐渐少了。

闽南有一种风俗，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人，总是要找个上门女婿。而做上门女婿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孬种。一般只有找不到老婆的人才去做上门女婿。

所以，很多鲜花常常插在牛粪上，这成了闽南的一大风景。

而插上鲜花的牛粪，不管花怎么鲜怎么美，也总感觉低人一等。

旮旯学校的同事在背后叽里呱啦：“苟安生是倒插门的牛粪。”

苟安生知道后，总是有意无意地告诉人家说慕容芹是嫁给他的，并经常不跟她一起回家。以此来向人们表示他不是住在她家，而是她住在他家。

学校距离慕容芹家所在的小城六十多公里，一路崎岖。每次她孤零零一人回家，把自己凄楚的泪水硬逼回肚子里去，强装笑脸向她母亲撒谎说，苟安生值班或加班或出差什么的。她母亲却总是说男人有事业心才是好的。

除了学校的同事和周围几个比较熟悉的人，大都不知道慕容芹结婚了。

慕容芹对苟安生说：“既然结婚了，你就好好待我吧，看在我老母亲的份上。”

苟安生说：“无论如何，以后孩子要跟我姓苟，不能姓你的慕容。”

慕容芹说，姓苟也无所谓，但要在母亲百岁之后，至少要先瞒着她老人家。苟安生不同意，他们终于大吵了一架。

吵架的当天晚上，慕容芹正好来了例假。她一贯痛经，当天晚上痛得更厉害，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

苟安生却不知跑到哪里去，整夜未归。

天刚亮的时候，慕容芹突然想起苟安生有一个好朋友在这旮旯小镇开了一家破旧的旅店，苟安生平时有事没事总爱跑到那边去闲聊，很可能苟安生昨晚就住在那里。

慕容芹给旅店打了个电话，苟安生的朋友在梦中含糊其词。她知道自己的猜测没错。

女人总是心太软。或者是出于一种传统习惯。慕容芹想，既然是他的人了，再怎么样，也得强奸自己的思想，以百分之九十九的表面温柔，来唤醒他百分之一的内心良知。

一大早，刚起床，慕容芹便骑上那部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的破单车，直奔旅店。她想叫他回来吃早餐。

她们学校除了校长，都没有手机。在这里，手机在这时候还是奢侈品。

旅店由于生意不好，长年都是静悄悄的。慕容芹到的时候，四周一个人影都没有。

大门没关紧，开着一条缝。

慕容芹轻轻地推门进去。一楼是客厅，粗糙的土瓷砖上，除了放一套脏得像从垃圾堆里拣回的茶几，什么也没有。苟安生的朋友一贯在另一间房间睡，不知道慕容芹来了——就是别人来了，他也不会知道。

慕容芹慢慢地爬楼梯上二楼，便宜的硬塑料高跟鞋在木楼梯上嘎吱嘎吱地响。

楼上四张床铺中，只有最角落的那张交缠着一对赤裸裸的男女。

慕容芹以为闯入了是非之地，急忙欲转身下楼。可是，那男人后背上的一颗大黑痣突然映入她的眼球。这颗大黑痣她再熟悉不过了，多少个夜晚，她无意中在苟安生背上触碰过它时。

直觉告诉她，这男人就是苟安生。

慕容芹再仔细一看，没错，确实是苟安生。她不自觉地爆出了一声。

这对赤裸的男女一看到慕容芹，慌乱成一团。女的随手拖一条被单，遮住胸部，蜷缩在床角。

慕容芹定神一看，吃了一惊。那女的竟然是她精心栽培的语文科代表，是一个才十五岁的女孩。因慕容芹喜欢她，她经常跑到他们的宿舍来玩。

慕容芹知道，寂寞的山区，人的本性其实并不寂寞，有时比喧嚣的都市还躁动，但他没想会是这样的骚动发生。她不能理解这个事实。

苟安生恼羞成怒，说：“你来这里干什么？”慕容芹憋不出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苟安生回学校后，轻描淡写地“安慰”慕容芹几句。

慕容芹说：“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走吧。”

此时，慕容芹突然感觉，有了这件事，离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人就是奇怪，老天也安排得很无聊，常常这样折磨人，昏头转向地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她想，也许人生就是由无数个圆圈组成的，有的圆圈大，有的圆圈小。

慕容芹终于和苟安生协议离了婚。按协议，她“赔”了苟安生两万元“青春损失费”。

她知道这是何等荒唐。

人常常遭受屈辱，还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她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慕容芹突然想到，她老爸生前在闽南一个小县城任公安局外事科科长时，只要有人想出国或移居港澳，总得过他老爸这一关。每当人家填表、送材料上门，老爸总是要拖几个月，名为“研究研究”。那时候，总觉得奇怪：老爸也真怪，几张表格，又不是制造原子弹，有什么可研究的？

老爸在退休前两年被提升为副局长。

也许自己的不幸是一种报应，所以她对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并不看得很重。她想，这世间是有因果报应的。

绑在身上的一根粗绳子解开了，慕容芹一身轻松。但另一种郁闷也随之产生。

她老妈整天闷闷不乐。一见她，就唠叨着说：“做女人就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离婚了，就应该赶快找个人嫁掉。女人如瓜菜，不能留的。越留越掉价。”

在她老妈的哲学里，离婚就是一种罪过。因此，她总是认为女人离婚就如同被强奸过一样，低人一等。整天害怕招不到上门女婿而四处托人为女儿做媒。每当一些老太婆来串门，她就会热情而激动得像找到救星。

老妈越急，慕容芹心里就越烦躁不安。

她开始酗酒。也抽烟。她喜欢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红尘滚滚，默默无语地一个人喝酒，吸闷烟。然后拼命地咳嗽，垂死挣扎一样地呕吐。再然后，四肢无力地躺在地板上，昏昏迷迷地睡去，就像一次快乐的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