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兰克人不断征服新的地区，国王们便把新征服的土地及其上的人民赠送给他的部下、主教和修道院长，即所谓的“赠地”。这样无限制赠地的结果便是地方大贵族的实力不断增加，最终大大削弱了王权，使墨洛温王朝的继任国王们逐渐成为一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共主”。

随后，“采邑”制起到了根本的决定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欧封建制度是在这一时期由法兰克人发展起来的。“采邑”制到查理曼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一时期里，除国王旧有的教俗封臣外，过去属于国家官吏的伯爵、马克伯爵和公爵等也都变成国王的封臣，从国王处领受采邑。并且此时的采邑逐渐变为世袭的了。国王的封臣们也可以吸收自己的封臣，并把部分土地作为采邑分赐给他们，从而又成为他们的封君。

9世纪后，“封土”一词逐渐代替“采邑”。国王是最高封建领主，其下有公爵、伯爵、主教等大封建主，再下是中小封建主，至此形成西欧完整的封建等级制度。中世纪的国家是一个松弛的封土集合体，并没有明确的国界概念，它的财产权和主权到处相互转化。

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一种政治、经济合一的制度。封建领主在其封土内首先明确拥有的是土地的所有权，进而在王权衰落后，又逐步取得了王权在地方的权力并将其转化为同封土一并世袭的私人权力，其中包括行政、司法、税收、铸币等权力。追究欧洲封建制度的产生根源，则包括了三个主要的因素：罗马文明、日耳曼传统以及基督教的影响。

庄园是西欧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形式。贵族的采邑领地可能是一个庄园，也可能是十几个、几十个。

一个庄园包括一个或几个村庄。庄园的耕地分两类，一类是贵族直领地（自营地），一类是农奴份地。在11世纪，采邑的多数居民是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未经领主许可不得离开采邑。

其实，当村外的世界还非常陌生、充满危险并且到处都是同样的采邑时，打算离开的人是很少的。因为采邑的村庄提供更多的安全、更多的家族联系，并且使人们能更方便地找到铁匠和神父。

村民们轮流到领主的地里去劳动，向领主交上一部分他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此外，还有人头税、年贡、磨坊使用费等。至于领主这方面，他不能剥夺农民的财产，也不准把农民赶出他的份地，这是一条公认的封建法律。

城市是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中世纪西欧城市的起源，西方也有多种理论。其中，最古老的城市是罗马时代留下来的，但多为政治、宗教中心，史家往往称其为主教城市，经济意义不大。

西欧新兴的城市首先在意大利发展起来，如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原是拜占庭的属国，公元9世纪独立，在以农业为主的欧洲，它是第一个依赖商业贸易生存的国家。

威尼斯与君士但丁堡和穆斯林北非之间开展了兴旺的三角贸易，贩运来自东方的货物。接着热那亚、比萨、那不勒斯等口岸也相继仿效，并进而促进意大利内陆城市米兰、佛罗伦萨的发展。

但是，西欧城市还是从11世纪到13世纪这二三百年间大量涌现的。佛兰德尔地区的城镇布鲁日、根特从英国进口羊毛，形成北欧的工业中心。在莱茵河、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也出现了汉堡、不来梅、卢卑克等城市。

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一般都兴起于国王或教俗封建主的领地上，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庄园那样对待城市，行使其领主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封建领主也不会管理商人的事务，因为封建法律和习惯法并不了解商业问题。何况封建领主极可能借口提供保护而进行勒索。

商人们在商业活动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商业习惯法，以处理货币与货币交换、债务与破产、契约等事务，所以他们希望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即希望自己管理他们的城市。由此产生城市与封建主的矛盾和斗争。

这种斗争有时非常尖锐，甚至发展到武装冲突。最后，一般多是通过经济赎买的办法，从国王或封建主那里取得特许状，从而拥有自治权。

每个城市都是一个集体，市民并不拥有个人的权利。一些城市市长由国王委任，有不完全的自治权。还有一些城市有市议会，可选举市长或市政官，拥有完全的自治权。更有一些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则成为城市共和国。另外，也有一些小城市依旧服从封建主管辖。

一般来说，到中世纪末期，几乎所有的西欧城市都不同程度摆脱了封建束缚。

在中世纪西欧，没有一个市民需要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因为那时的世界仍然太不安定，个人难以单独活动，市民需要共同参加一个严密组织，用各种规则和制约来保护自己。

于是，行会成了中世纪城市中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和社会互助组织。从11世纪起，开始有商人行会，既包括商人，也包括手工业者。商人行会的主要职能，对外是为其成员造成对当地市场的垄断，故严格限制外地商人在当地的贸易，对内则保持一稳定的、没有竞争的经济制度，故对内统一价格，严惩个人垄断。

城市与王权结盟，促使王权加强，国家出现了不与封土相联系的官吏。同时，市民阶级参与政治，城市自治和城市议会，也促进了议会制度的出现，这就是政治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出现，产生了市民日常需要的世俗文化和世俗教育，文化教育不再为教士所垄断，这为日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做了准备。

4“冲突”

海上的航行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一旦遇到风浪，无论海盗还是士兵都将经历一次考验。

一艘海盗船在海上航行时，为了躲避军队的追击，他们不得不转向危险的海域。而更加不巧的，则是那即将遇上的大风浪。

此刻，海军的舰队正在后面不远的海域向自己驶来，前方又会面临触礁沉没的危险。

没有过多思考的时间，海盗船上的水手几乎都明白，如果和这伙海军对着干无疑就是死路一条。他们虽然不是怕死的懦夫，但也不会做有勇无谋的强盗。在船长一声令下之后，这艘海盗船便眼看着向附近一片被称作“碎木”的海域驶去。

顾名思义，由于很多船只在这里遇难，海面上漂浮着无数帆船的残骸，破碎的木板在这里随处可见。因而，许多船队也对此处敬而远之。可是如今，它却成了这艘海盗船的唯一出路。海盗们打算和海军来一场赌博，他们以生命作为赌注，誓要看看究竟哪一方能够勇敢地坚持到最后。

他们为了生存，就必须要试一试。

“让那帮家伙跟来吧！”船长全速前进的命令刚刚发出，一名海盗船员就跳到一个木桶上，高声地在船上喊道。这时，头上的天空已经乌云密布，随着海风越刮越大，一些海盗的头巾和衣服都被吹得没了形状，但这些水手的情绪却在大幅摇摆的甲板上越发沸腾。

天气越来越糟糕。

“……为了生存！”几个海盗一起抓住一根粗大的绳子，努力地收起风帆。大风掀起的海浪涌上甲板，狠狠地打在了其中一个人的脸上，他的衣服湿透了，大声叫喊着让自己的同伴再加把劲。

掌舵的海盗用力握住舵柄，在剧烈的摇晃中他放声吼道：“不！为了自由！”只见凶猛的大浪一遍又一遍地打在船身的一侧，溅起水花高达数米。

面前正是那危险的海域，而紧追其后的海军也丝毫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暗礁！”一名海盗首先发现了当下最紧急的情况。

“抓牢你们身边结实的东西！如果掉下去了，可没人能腾出手去救你！”

船长用高过风浪嘶吼的声音发出了警告，一个浪头紧接着就把船首飞快地掀了起来。

整只船几乎都要被横过来了。这种情况下，根本由不得谁去操控方向，他们只能任凭海浪和狂风对自己的摆布。于是，并不算大的帆船几乎在礁石前打了个来回。正当他们认为这是幸运之神降临自己的时候，海浪也将掀起的船头落了下来。

眼前的一幕令海盗们惊呆了。前方的海面激起了一片片浪花，这正是暗礁密集的象征。在不远处，还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些露出水面几米高的礁石。海水拍打在它们身上的响声夹杂在风中，正传进每一个水手的耳朵里，他们瞪大了双眼，这里已经完全看不出是白天。天空和大海的颜色完全混在了一起。

那情形就像是死神对他们的召唤。

“上帝保佑……”一名海盗由衷地发出了祷告。

面对这样的场面，另一名抓牢在船桅杆附近的秃头海盗也下意识地打起了祈祷的手势。

“你在祈祷吗？”旁边的一个高个子朋友不知所措地对秃头海盗说，“我从来没见你信过这些。”他瞅向海面，然后吞了一下口水。

“……那是因为在地上，上帝根本听不到。”秃头海盗此刻也十分慌张。

两人在陆地上就是好友，因为不满生活现状而结伴做了海盗。

“别闲着。去划动长桨！”这时，船长又一次对船员发出了命令，“一分希望也不要放过！如果你们这帮强盗还想要活命！”随着这话的放出，很多水手找到了使劲的方向。

“如果我们活着……我发誓我会信的。”高个子海盗对秃头说完，便急忙跑去帮忙。

另一方面，海军舰队也没能好过到哪去，他们的队形早就被打乱，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于是，一前一后的命运只有等到最后才能见出分晓。

就像秃头海盗说的那样，祈祷在陆地上似乎失去了它作用。甚至，它连给予人们希望的能力都没有了。中世纪，西欧陆上的“灾难”也是接踵而至，但最大的威胁却是来自当时的政教冲突，并且这一冲突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长达12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会权与王权孰强孰弱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初是教会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会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的崛起。

当罗马教皇的权力向天主教各教区延伸的时候，以国王为首的世俗权力也要求对所在地区的教会行使权力，这样就产生了如何调整教会权与王权关系的问题。

在公元5世纪，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提出了“双剑说”，即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宗教权力，由上帝交给教皇执掌；另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世俗权力，由上帝交给皇帝执掌。

双剑论问世的时候，正是拜占庭王国把持教会权力的时代，此时的教皇从政治地位上只是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还难以在教会事务中与皇帝抗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双剑理论，不仅含有排斥帝国皇帝统治教会事务的意味，而且也使“君权神授”的观念显露端倪。

公元751年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拜占庭皇帝失去了对中部意大利的控制。教皇斯蒂芬二世借机提出了接替拜占庭统治意大利的要求。为了替教皇的领土要求提出理论依据，罗马教会伪造了一份文件“君士坦丁的赠礼”。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罗马教会伪造这份文件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意大利中部的领土，而是为了得到对整个帝国西部的世俗统治权。

在11世纪下半叶之前，王权在与教会权的相互关系中占据着绝对有利的地位，王权把持着教会权，国王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集权统治，获得教会的支持，加强了与教会的联盟，达到了集权统治的目的，但同时又使教会的权势在王权的支持下扩大了，成为封建统治集团中较强大的政治势力。

以法兰克和德意志为例。

8世纪中叶，丕平三世，即加洛林王朝第一任国王，绰号“矮子”丕平。他为了篡位，用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需要罗马教会给以政治上的支持，为其篡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罗马教会与“矮子”丕平为代表的大封建阶级有着类似的经济基础和相同的政治利益。罗马教会要摆脱长期以来所受的拜占庭皇帝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入侵的威胁，需要寻求新的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帮助。

于是，因为各自的需要，便建立起了西欧王权与教会权的最初联盟。借助于这个联盟，天主教逐渐抬头，并靠“丕平献土”建立起了教皇国。教皇由单纯的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兼任世俗君主，并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摆脱了拜占庭皇帝的控制，压制了罗马贵族的叛乱。矮子丕平及其继承人也依靠这个联盟不仅当上了法兰克国王，而且将势力扩展至意大利，做了罗马人皇帝，成了西罗马帝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与拜占庭皇帝平起平坐。

但是，这个联盟虽然使双方受益，可联盟的主导者仍是王权而非教会权。到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则完全由他一人决定，在查理曼之后，主教的任命已成为国王独有的特权。

就这样，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操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手中，而在查理曼统治时已成为世俗政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