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浪的社会教育运动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是一次练步。更重要的这次下乡是省委在农村进行社教的试点，领导总结了这次试点工作的经验，对我们给予了表扬，还指出这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按计划还要派我们去甘南参加运动。不久省委副书记来校作报告，他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十月革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同时分析了全省的阶级斗争形势，特别强调了甘南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严峻性和复杂性。甘南曾发生过叛乱，未进行民主改革，从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社会形态，公社化后一步登天，进入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的阶级敌人对党的政权有着刻骨仇恨，社教运动刻不容缓。新学年开学后不久，我们班和政教六七班开赴了甘南，此时距我们毕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学院把我们参加这次运动确定为毕业实习，要求我们交出一份合格的毕业答卷，这是我第二次去甘南。

一九六二年的秋天，学校派我们班到甘加草原的农场收割油菜籽，我第一次去了甘南，当时在日记中写下了首赴甘南的印象：

这是一个夕阳徘徊的傍晚，我们到了夏河。它的东南诸峰墨然如屏。夏河水横穿南北，逆水而上，古刹巍然，这就是号称古刹之都的拉卜楞寺。

夕阳西下，高山映着夕晖，描绘出一群怪奇神疑的猛兽，有圆的，有钩形的，也有尖的，它们的脚一直伸到夏河里，搅得夏河水清浊相间，湍流激荡。

夜幕渐渐来临了，轻纱样的透明阴影笼罩着山城，到处传来了古刹钟声。这声音仿佛开启了远古的隧道，无数生灵在隧道里进进出出，但这一夜我在梦中没有找到隧道的出口。

夜幕向西慢慢地退去，一轮红日徐徐上升，在山沟里栖息了一夜的鸟儿们，展开了活泼的翅膀，迎着朝阳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翔，起落有致，仿佛在俯视古刹的金光。

红日透过晨雾，好像太阳丢下了彩色的缎帕，我想起了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的诗句，太阳染成的紫烟一会儿变成了红光，那红光下面好像是一团团白云，白云里传来了歌声——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此时，诸峰不再是墨然，而是绚丽奇观，望上去蔚然深秀，夏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飞流直下，群浪似雪，犹如朵朵银花，古刹的钟声又响了，仿佛在警示着世人？

太阳仍旧红亮地吻着群峰，把金辉撒满了山坡，群山换上了崭新的服装，我不由地赞叹：多美呵！夏河的早晨。

沿着夏河是无边的草地，我们来到了辽阔的甘加草原，草原像美丽的地毯，嵌满了野花。朝霞像晶莹的珍珠撒满了地毯，远处的青山是地毯上的屏风，潺潺的小溪是地毯的经线。苍苍穹庐、茫茫绿野，风吹草低，牛羊熙熙，甘加草原，诗中的画，画中的诗。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油菜籽千里芳香，金黄色的青稞翻腾着麦浪，山坡上的羊群好像云团，奔驰的牧马，撕斗的牦牛，草原一片美丽的景象。

尽管草原是这样美丽的，但我并不歌颂它，我要歌颂的是草原上带着药香的百合花。这种植物草原上遍地都有，蓝色的花，绿油油的叶子，紫色的杆；据说它的花、叶、枝、杆都是药材，它并不美丽，但很茁壮，它有一种清香的药味，给人一种愉快和欢悦的感觉。

野百合和草原上其他许许多花卉，什么马兰花啦，羊胡子啦，狼针草啦一样，多少年来在草原上开着谢着，在那一个一昼夜有四季的地方，风风雨雨地经受着考验，多少年、多少代锻炼出钢铁般的性格，它们不怕寒冷，不怕炎热，甚至在枯死的时候也绽放着微笑。在神话里，多少种花被人格化后增加了人们对花的感情，野百合花也使我想起了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经受过许多磨难，具备了坚强性格和乐观精神的藏族人民。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广大的藏族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三座大山本来就压得他们喘不起来，还要受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封建领主和头人更是野蛮残酷，对他们任意宰割，苛税多如牛毛，从生交到死；逼着多少人家破人亡，走投无路，但他们并没有倒下，和野百合花一样，不怕弥天阴霾，顶住满天风雪，一代一代的开着谢着。

一九五八年草原上飘起一疙瘩乌云，反动的农奴主发动了叛乱，反动分子的倒行逆施和罪恶活动激发了广大藏族人民复仇的火焰，他们奋起配合人民军队平息了叛乱，在党的领导下砸碎了封建锁链，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东风吹拂着草原。野百合花散发着沁人的芳香，它和草原上其他一切令人喜爱的花一样，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格外英俊茁壮。

这次甘南之行，夏河和甘加草原给我留下如诗如画的印象，也是我首次近距离的观察到了藏民地区一些鲜活的生活情况。学校的农场管理处设在山坡上，没有固定的建筑，全都是临时搭起的帐篷，草坡旁有一条小河，过了小河是起伏的草场，小河里有成群结队的鱼儿游来游去，农场有一条纪律，谁也不能到河里去打鱼，因为鱼儿是藏民心目中的神灵，若要妄动，那就是对藏民的不尊。违犯了民族政策。农场的附近有个佛塔。藏民们叫它玛尼堆，旁边定居着几户藏民，从早到晚有人绕着玛尼堆走转，手里拿着似汉族儿童玩具般的小转轮，藏民把它叫锅若，边走边摇，也有老年人边走边捻着手里的佛珠，他们都默念着佛语，据说转玛尼堆的圈数越多离西天越近。更有虔诚者一步一个长头从甘加草原通过，长头的姿势有些像体育运动中的俯卧撑，四肢匍匐，脑门着地后起身作揖，就这样一直磕到拉卜楞寺的圣殿，祈祷扎西得勒。

这些定居的藏民家家都住着帐篷，门前都有小牛大的藏狗虎视眈眈，吓地我们不敢靠近。他们中每天都有人到小河里背水，那时河面上已结了冰。背水的不论男女都光着脚在河边取水，这是我们唯一能接触到他们的机会。我们用所学到的藏语和他们对话，他们听到我们会说藏话，表情十分喜悦，伸着大拇指说：“得毛子然”，意思是说你们会说藏话是好样的。一个小青年常背水，我们交上了朋友，他请我们到他家帐篷里做客，帐篷的中间是用泥土疙瘩垒起的锅灶，锅灶的左右是睡觉和储物的地方。男青年用牛粪干烧了一壶茶，取出三只金边蓝花的小瓷碗，每个碗里放进了酥油和食盐，倒进了热茶招待我们。在喝酥油茶的中间，一个老年妇女背来了一背娄稀牛粪，倒在帐篷门口的草地上摊抹着，男青年说那是他的阿妈，在晒牛粪干，边说边走出帐篷抓来了一把牛粪，我们喝完酥油茶后，他用牛粪擦洗了那三只碗，我们心里想着这多么不卫生呀！但不敢，也未能用藏语说出来，后来才知道这里天气寒冷，藏民们用牛粪祛油污已成了习惯。

这里的藏民都是以放牧为主，过着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也有迁徙的人群和牛羊从我们的农场旁边经过，那迁徙的队伍也很壮观；牧民们穿戴着节日的服饰，男人头戴狐狸皮帽。身穿氆氇镶边的皮袄，脖子挂着由宝石，珍珠，珊瑚等串起的项链，女人们身穿带彩的裙子，胸前装饰着银器，身后的长发细辫子上也佩戴着各种银器。据说男人们脖子上的项链和女人们胸前身后的银器显示着他们财富的多寡。领头的是牦牛驼队，背负着帐篷、食粮和生活用具，上面也有老人和小孩，年轻的男女骑着马在后面驱赶着浩浩荡荡的牛羊。

甘加草原土地肥沃，雨水丰沛，庄稼丰茂，我们农场的油菜籽长势特别喜人，果实饱满，株杆长的超越了人身，割倒的油菜籽每天由大板车拉到打碾的场地，我和其他两个同学分担了车上码放和往车下甩卸的任务，一天我们把油菜籽捆码的很高，那两个同学坐进了驾驶楼，我坐在车顶，半路上车翻了，我被埋在堆积如山的油菜籽捆里，像进入了古刹钟声开启的隧道，眼前一片黑暗，心急如焚地寻找着隧道的出口，半个钟头后我重见了光明，前来抢救的老师和同学把我从油菜籽捆中挽出，问我伤着了那里，我安然无恙，这个有惊无险的遭遇，是我首次甘南之行最难忘的记忆。

一九六四年的十月秋风爽爽，民族学院几辆载人的解放车躲过了七道梁塌方的劫难，跨过洮河，路经被称为“老马县”的广河和群山环抱的和政县来到了临夏，一路上见的最多的是戴小白帽的人，这里是甘肃穆斯林集居的地区。回民们很会做生意，此时的临夏城里摆杂货摊，卖小吃的很多，显示出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的一些繁荣景象，然而资本主义尾巴的说词，回民们还是缩手缩脚的于着小商品的交易。据说闻名全国的兰州酿皮子发源于此。我们怀着对酿皮子发源的好奇，在夜幕降临后到街上品尝了地道的酿皮子，也没有洗鼻子，更没有见到骆驼，却感到非常惬意。

在临夏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解放车开进了土门关，土门关是临夏回族自治州通往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关卡，进了关就是夏河县的桦林公社，这里桦林森森，沿途经过清水、完尕滩来到了夏河县。在夏河县委的食堂吃饭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闹剧。一个汉族同学和一个回族同学，平时要好，经常打打闹闹，玩笑不断，汉族同学把玩笑开到了夏河，在回族同学碗里放进了一块大肉，回族同学一反常态，把饭碗端到领队的院长那里，状告汉族同学。这虽是个小小的闹剧，但在民族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能不引起院长的重视，当晚召开了会议，严肃批评了那个同学的错误行为，特别强调了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的问题。不知是由此事引发，还是原有的安排，第二天对我们就进行集训。集训的内容首先是向党交心。人人都要挖出灵魂中不洁净的东西，向党交一颗红亮的心。这项活动整整搞了三天。在此期间班里组织参观拉卜楞寺，我们来到活佛的住地时，正好遇上了活佛，这个年龄和我相仿，体态微胖，着装汉服的小伙子是甘南最大的活佛，他平易近人，出门和我们见面，因我在班里藏话学的比较好，有人鼓动我和他们说几句话，我冒昧地和他进行了交谈，问了他的年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一一作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被抓成了又一个违反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关系的典型，第二天对我进行了批判，更使我没有料到的是我班那些平时和善的面孔，突然间风云突变，有的同学严厉地指责我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和甘南藏族人民的最高精神领袖对话。还有一位老师批评我凡夫俗胎，冒犯了活佛的尊严。

向党交心的集训转入了有关“四清”运动政策文件的学习，当时甘南州的副州长给我们特别介绍了藏族的民俗习惯和有关的民族政策及注意事项。

报告后，副州长深入到我们班参加座谈讨论，我在会上发了言，十年后他调任兰州炭素厂协助军管组主持工作，他的记性真好，在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认出了我。不久他的家搬到海石湾，和我家临近，我们同上一个厕所，几乎每天都能见面。后来我担任过他两个孩子的班主任，那时我们有了交情，他给我讲了他参加革命的经过和参加革命后的经历。他原是陕北山区的一个放羊娃，中央红军快到延安的路上参加了革命，红军教他识字，白天在土地上练习写字，就这样他有了文化，后来不断的学习，达到了能创作的程度，他创作的剧本曾由甘南歌剧团编排演出，那个剧本在“文革”时成了他被打成走资派的一个重要罪证。他曾作为甘肃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团长到过上海，在那里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他让我看了他与周恩来的合影照片，还让我欣赏了他收藏的古玩。在那样一个教师地位低下，读书无用、知识分子臭不可闻的年代里，他依然对我十分尊重，每到他家从不对我慢待，还对他的孩子们说，老师是人生的再生父母，一定要听老师的话，读书有用，而且会有大用。我和他在甘南只是一面之交，而后也只不过是他孩子的班主任老师而已，如此礼遇对我的印象很深，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形象高大。

我调到兰州工作后，还听到过他的一些佳话，更使我对他由衷地敬佩。他担任省顾委秘书长时兼管机关的财务，一个比他大的官拿来一些不应该报销的发票单据，他迟迟未予审批。惹得大官发了脾气，对他老子长老子短的进行训斥，他刚正不阿，义正词严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儿子，官做大了就敢给什么人也当老子。他临终前遗嘱要把他收藏的古玩捐献给国家。显示了共产党人廉洁奉公，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

在甘南的“四清”工作非常艰苦，不仅要克服生活条件、生活习惯，气候和语言的种种困难和障碍，更难办的是牧民的抵触情绪。工作组进点后，先住在自己搭起的帐蓬里，冷的无法忍受的我们常受到骚扰，白天有人故意把牛羊赶到我们的帐蓬旁边放牧，夜里有人引来藏狗嚎叫，工作组人员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于是团部给每个工作组派了一名解放军，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藏民不知道解放军和共产党是一家人，他们把解放军当做好人，解放军走进他们的帐蓬时热情欢迎招待，看到我们走向他们的帐蓬就放开藏狗不让我们靠近。工作团分组进点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打开局面，在春节前全部撤到了自治州的驻地合作，在那里一面休整，一面重新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