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为了使运动深入下去，从各点挑选了一些较有觉悟的贫苦牧民在合作集中培训，对他们进行政策教育和思想转化工作，州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安排的特别周到，除了满足他们酥油糌粑的需求外，还给他们做一些汉民族的饭菜。

为了进一步感化这些人，工作团组织他们到兰州参观，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牧民以夏河为尊，说世界再大也大不过甘南草原，拉卜楞寺就是人间天堂，有的竟然不相信甘南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不过也有人说布达拉宫在世界的天边。这些人到兰州后像贵宾一样，把他们安排在兰州饭店，他们宁愿和着皮袄在走道里睡觉，也不肯住进那高级房间。

回到甘南后。紧接着又组织他们参观了夏河县的阶级教育展览，那里陈列的实物和照片使他们大吃一惊，当然，对我们工作的人员也震动不小，陈列室里摆着人头碗、人骨灯、人骨喇叭、人皮鼓，这些都是活杀生人取骨取皮而制的，人皮鼓是活剥童贞女的皮制成的。陈列室里挂着娃子们（奴隶）被抽筋、截肢断骨、牛撕马裂、狗咬的照片。贫苦牧民们看了和听这些惨绝人寰的罪恶事实，无不咬牙切齿，而后大有醒悟。

当然，这些都是四十年前的事情，我完全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这些事情再不会发生。今天的甘南草原已开发出许多旅游产品，那里的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宗教人文景点吸引着接踵而止的游客，让世界了解甘南，同时甘南人也走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和中华民族的其他成员携手共进，共同繁荣。藏民族的进步和繁荣中充满着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温暖，这应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色。

合作的集训工作取得了成效，运动的部署调整为点面结合的步骤，点上的运动仍按计划全过程进行，面上只进行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了解情况，为以后正式的“四清”工作做一些准备。工作团集中了一批了解藏族风俗习惯和熟练藏语的干部到牧区去进行试点，民院的大部分师生被调往土门关内的桦林、清水两地开展面上运动，这里是半农半牧区，我和政教六七班的两个同学，还有一个当地的积极分子被派往清水沟的小草滩工作，我担任组长。

当时的清水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两岸青山郁郁葱葱，苍松翠柏、桦杉秀竹、层林尽茂。沿河往上是大草滩，大草滩的上面是广阔的草场，这里是清水河的源头，草场和森林涵养的涓滴像大地母亲身上渗出的汗水，涓涓流人溪问，形成一股股溪流，然后潺潺汇人清水河，沿途清水河又得到了一些滋补，壮大了自己，急流直下来到了地势较平坦的小草滩，悠悠自得的流入大夏河。

小草滩是清水公社（相当于汉族地区的生产大队）一个半农半牧的生产队，二十多户人家定居在清水河两岸半山坡的村落里，多数是藏族，也有几户位数不多的回族和汉族。在藏民的家庭里，妇女是一家之主，也是主要的劳动力，白天外出放牧打柴，男人们在家做饭，看小孩，捻毛线，给人一种母系社会的印象。

这里的人也是靠山吃山，家家户户门前有两个柴堆，一个是做饭取暖用的杂木柴堆，基本上都是些灌木树枝：另一堆是准备卖出的硬杂木。大都是桦木和其他硬杂木砍成的木棒。有的人家院子里还码放着松柏木料，这种木料在几户回民家里最多，据了解这些木料也是待价而沽的。半山坡还有一个生产队的烧炭窑，这是生产队唯一的副业，炭窑的周围劈成原料的木棒也是堆积如山，我在这里亲眼看到了白居易诗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形象。

那时，政府和社会对森林和环境的保护还不太重视，当地人乱砍滥伐林木习以为常，土门关外的人也把这里当做掏金的地方，赶着牲口来到这里偷伐树木，一天清晨外出放羊的牧民抓住了两个关外的偷伐者让工作组处理，我们不知道此事应该咋办，叫来了藏族女队长商量，与此同时也来了几个回民对偷伐者说情。女队长听了回民的说词，没收了木材，把偷伐者和他们的牲口都放了。

三十年后我去岷县搞扶贫工作，住在县农机站里，那里有一个打更的老头与我似曾相识，我们在交谈中相认，他就是三十年前偷伐者中的一人。他回忆了那时的情况说，在那以前他们在小草滩多次偷伐木头，藏民们心肠好。看见了多是睁一眼闭一眼，那户回民和他们都有联系，生产队人家的木料都是通过他们倒到关外的，“四清”运动开始后，形势紧了，那次藏民才堵了他们。他还说他的家乡很穷也很苦，收成的庄稼年年不够吃，只好到山里弄些木头维持生计，他大半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后来土门关内几乎找不到成材的树木了，有时到比小草滩更远的地方偷过木头，像老鼠似的生活，总怕猫。现在森林的管护严了，自己年纪也大了，这种事也再不干了，他的亲戚是农机站的头，把他安排到这里看门，每天有三元钱的收入，维持他一个人的生活基本上没有问题。他还说岷县县城不远的地方原来都是大片的森林，那松柏长的又粗又高，五八年以来大量的砍伐，私人偷盗，现在变成了光秃秃的山丘。这个地方是通往甘南、陇南和定西的三角地带，你看每天有多少拉运木材的车辆从这里通过，这样下去，再过三年，陇南、甘南也就变样了。老百姓不像政府、领导们考虑的那么长远，为了活下去就是个靠啥吃啥。这个老头的回忆和表白，使我在岷县多次梦回小草滩，梦醒后进行着活下去就得靠啥吃啥和保护自然环境这对矛盾的思索。

小草滩的藏民大部分都会说汉话，而且有些人的汉话说地相当不错，这对我们的工作打开局面是一很有利的条件。工作组进村后住在了贫协组长、藏民德毛家中。德毛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我们向其他藏民了解情况此时她常做我们的翻译，在初期她的家也是我们办公和开会的地方，对我们的工作支持很大。德毛家以农业为生，没有丈夫，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叫拉玛吉，女孩叫拉毛吉，她与丈夫拉木错成家前有了孩子，定居到小草滩后又生了一个孩子。按汉族的习惯给孩子起了名字。德毛也说不上她姓啥，她在村里很有威信，受人尊重，人们普遍叫她阿姐德毛。

德毛家住房比较宽敞，两问的大屋两侧各有一个套间，我们住在东侧的套间里，德毛和她的两个孩子住在西侧的套间里。贫协是工作组的依靠。开社员会常常有德毛通知，不论是藏族、回族还是汉族，只要德毛的召唤，都到她家的大屋里来开会，有的拿着木炭提前来到大屋里生火，人们陆陆续续到来围坐在火堆的周围，有的帮着吹火，有的在火堆上加木炭，老年人拿着长长的烟袋锅对着火苗点烟。炉火熊熊燃起，会议就开始了。工作组每讲几句就问社员能不能听懂，有听不明白的德毛就用藏话翻译，藏民听懂了就回应说“奥呀呀！”。会后回族和汉族社员都散了，藏族社员仍旧围着火堆烤火，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聊天，德毛也在其中，看上去谈笑风生，直到炭火灭了大家才散去。德毛在社员中，尤其在藏族社员中很有号召力，一次周围的森林起火了，德毛挨家挨户传呼社员去救火，听到呼唤的社员都跟着她扑向着火地点救火，我被德毛的举动所感动，写了一篇《我家是贫农》的报导文章刊登在《甘南报》上，赞扬了德毛。

住在德毛家最初的日子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只注意到有一两个年轻的藏族社员赖在她家不走，德毛拿着木棍哄赶他们，年轻人嬉皮笑脸地走了。后来在后半夜常听到她睡的屋里有响动。我才意识到住在她家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就很快地搬到了一个下中农的家里。

这户下中农是汉族，在小草滩是唯一的“少数民族”，祖籍临夏，爷爷辈开始在这里种田为生，两口子都会藏话，男主人是个屠夫，我们搬住那天正好赶上他家杀猪。杀完猪后，一部分肠子灌进了猪血，一部分肠子灌进了淀粉汁，一部分肠子灌进了肉浆，煮出了血肠、粉肠、肉肠三种香肠，然后把三种香肠分成了二十儿份，由女主人分别送到了藏族社员家中。据男主人讲这是他爷爷辈定下的规矩，家中宰了猪要让村里人分享。这样会和藏民的关系更近一些。其实送香肠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通知社员（当然回民是不能通知的）有想吃猪肉的到他家来买猪肉。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已经刮到了土门关内，在工作组的面前男主人手里捏着一把汗卖了些钱，用猪肉换取了藏民的酥油、毛皮、山珍和药材。在药材中有一种叫接骨丹，又名娃娃鱼的干货。据藏民介绍，娃娃鱼不但可以治疗跌打损伤，而且可以强身健体，藏民们虽不吃鱼，但小草滩的藏民对娃娃鱼毫无禁忌，有时抓到娃娃鱼活生生的吞到肚里，他们把活活的娃娃鱼裹上草给马和牛吃，清水河的上游娃娃鱼很多，在河底的石头缝里就能找到，我和工作的其他成员学着藏民的样子，都生吞过娃娃鱼。

工作组的成员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带动了小草滩的各族男女青年。自从搬居后，天气渐渐转暖，几个藏族青年提出社员会在生产队的场院里召开，这个建议不错，一是解决了开会的场地问题，二是满足了藏民跳舞娱乐的欲求。每次会前藏族青年在场院里点起篝火，手拉手的围绕着火堆跳锅庄舞，后来还吸引了中老年人也来参加，我们四人看出了他们舞步的门道，抱着和他们打成一片，充分发动群众的意识，也和他们一起跳舞，藏民看我们参加进来都很高兴，男女青年兴奋不已，四个藏族姑娘突然停止了舞步，转到我的身后，把我抬起来甩来甩去，打算向篝火里扔的样子，几个男青年欢腾雀跃走向火堆，瞬间四个姑娘把我腾起，眼看就要掉进火堆，几个男青年在火光中把我接着，周围的人鼓掌欢笑，据说这是表达他们喜悦心情的一种举动，也是一种礼遇。

小草滩的自然风光，藏民们热情奔放的性格和乡土民情，给了我一种印象，这里的人们过着有民族特色的田园生活。然而虽着运动的深入，打破了这里的平静，一场围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在这里进行。那时整个甘南地区的经济非常落后，农牧业是这里经济的主要支柱，没有什么工业，商业流通也在政策限制的范围内进行，使人难以想象资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今天看来更是奇谈怪论。但生活稍富裕的藏族社员才让使一些思想激进的人得了红眼病，揭发他弃农经商，搞投机倒把。才让是有些不太稳当，常以敬香拜佛，寻亲串友为由请假外出，长时间不在生产队劳动，在甘南的州县周游，到过西宁和拉萨。顺便用藏民生活日用品换回一些皮毛捣卖，一次他从拉萨带来了几匹氆氇。氆氇是非常受藏民青睐的一种毛纺织品，可以做床毯、藏服或藏装饰品，在当时甘南可以说是奇货，村里的藏民户几乎都买了他的这种泊来之物，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几个社员的注意，再加上他直憨不已，傲气凌人也得罪过一些人，氆氇就成了他引火烧身的事由。那是一个统购统销、严禁私人捣卖生活用品的年代，社员们揭发这样的事情必然要引起工作组的重视，我把这件事向公社的大组长做了汇报。巧的是我的这个大组长和庄浪社教时的大组长的身份一样，也是一个县的检察长，但这个大组长被哪个大组长“革命”的多，他认定才让为重点人物，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要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充分揭露他的罪行，并要求尽快地整理材料上报。我在写材料的那天夜里，肚子剧烈疼痛，后经随队的医生检查是急性阑尾炎，我被送回学校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后的第二天我就能下地活动了，一个星期后伤口拆了线，我要求再去甘南，系领导告诉我，甘南的“四清”运动快要结束了，没有让我去甘南，留在校医院一面服务，一面疗养，其实这也是对我独身一人留校的管理措施。但甘南的“四清”运动并未像领导们预想的那样进展顺利，牧区的试点又遇到了困难，运动延长了两个月时间，于是面上的工作也草草收兵，大队人马去支援试点工作，才让的问题暂时被挂了起来。

甘南的“四清”工作在非常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原定四个月的时间，我在那里时已经延长了三个月，后来又延长了三个月，直到一九六五年的八月中旬才结束。甘南的“四清”我没有坚持到最后，写了份没有结尾的毕业答卷，但在校医院的两个月里搞卫生，每天打扫病房和走廊，还给生病住院的同学打饭送饭，帮卫生员洗晒病房的床上用品，得到了医护人员的好评，也得到了系领导的认可，也算弥补了那段当“逃兵”的缺憾，和回校的同学一起参加了毕业分配，拿到了毕业证书。

在西北民族学院的那段生活，充满着灿烂的阳光，友谊、爱情、理想信念伴随我度过了四年的激情岁月和梦幻般的青春。我拿到毕业证时，生命的年轮已经画了二十五圈，中心的圈模糊不清，边缘的四圈印记最深，它记录的是西北民族学院。在民院的四年中虽然也经受了一些痛苦和磨难，但火热的激情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燃烧的烟消云散，而老师的教导，同学的友情常常使我难忘。纯朴、理智、信任的情怀，使我感受到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渴望真诚的生活是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一种需求，倘若时光能够倒流，我愿在回到那个时代感受人世间的真情。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有字无声的毕业证把我们推向了未来的梦途，在校时虽有过两次社会生活的试步，那如同大人们领着小孩走路，有人保护着回避风险；毕业了，学校和老师放飞希望，领导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子们憧憬着幸福的明天，踏出校门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生活的开始，也进入了我一生又一个转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