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秋，武威初中（后更名为武威二中）基本建成，迎来了第一批学生，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的好朋友张全因家庭成分问题没有考人，成了“落第秀才”，从此那顶重重的“帽子”压得他直不起腰来。那年还有一个在光明寺小学和我同过学，在东关小学毕业的学生叫武忠，也被录取到了武威初中，并和我编在一班里，不久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和张全、武忠都是同庚同窗好友，从那时起开始了各自的人生历程。

武威初中地处武威城的西北角，两段古城墙是西北校墙，东面和太平巷小学是一墙之隔，偌大的校门，面朝西大街。学校初建，校舍紧张，远乡的同学可以住校，近郊的走读，那时有自行车的同学微乎其微，绝大部分都是步行，新关到学校近十里路程，步行需要约一个小时。我和武忠为伴，很早起来，背上书包，带上干粮到学校，中午不回家，用开水泡馍馍或开水拌炒面，里面洒点盐就是一顿中午饭。夏秋季节，下午放学后，我还要从姑父的摊子上挑一担西瓜皮回来，原本已是饥肠辘辘的人，再压上百斤重的担子，常常是心慌步乱。有一次实在挑不动了，武忠换我挑，他走了几步实在也是没有力气，我们停下来，一边啃西瓜皮补劲，一边商量，把两个筐摞起来抬着走，那根扁担原本是一根不太粗的木棍代用的，两人抬着走了没有几步，咔嚓一声，那根棍子从中间断了，西瓜皮撒了一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舍不得把西瓜皮丢掉，又捡到筐内，各用半根木棍，撬着筐绳把西瓜皮背回了家中。

那时的武威还没有柏油、水泥之类的路面。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地。下雨天，打伞的人很少，绝大部分的人家买不起雨伞，出门头顶草帽遮雨，十里长街，泥泞不堪，有时前脚落地，后脚的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学校为了改造校园的路面。动员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在体育课或自习时间挖城墙砖铺路。为了搬运方便，先在西城墙掏了一个洞出入，个头大的同学在城墙上刨砖，个头小的来回搬运，城砖很大，一般同学只能一次搬一块，力气大的同学一次最多能搬两块。大家积极性很高，都愿意为美化校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次体育课上轮到我们班搬砖，整队后体育老师讲了几项注意事项就下了“解散”的口令，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到城墙根搬砖。有的砖还埋在土里，一个叫王喜民的同学自告奋勇的拿着镢头往外刨砖，我在他的旁边把刨出来的砖传递给同学抱走，埋在土里的砖全部抱出来了，有的同学还没有轮到一块，在旁边焦急地等待。此时王喜民高举镢头，对准悬在城墙壁上的砖往下刨，悬砖的下面是空着的，没有什么支撑，一镢头下去就刨下一两块砖，有时一镢头下去能刨下好几块。王喜民的最后一举，镢头吃进了砖缝里，他使劲往下拉时，城墙壁上漂浮起了尘灰，体育老师警觉到要出危险，叫王喜民立即停止，并猛拉我一把离开了城墙根。当王喜民往外拔镢头时，哗啦一声，很大一片城墙壁塌陷了下来，随着一声巨响，尘土飞扬，王喜民被埋在了下面，不是体育老师的那一猛拉，我也会像王喜民那样被埋在城墙根下。

城墙壁塌陷的事，吓得体育老师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消息很快传到了校长和教导主任那里，他俩同班主任老师和几个任课老师很快地赶快到出事现场，在教导主任的组织指挥下奋力挖掘找人，老师和同学们用手刨土抽砖，有的手指磨破了，鲜血拌着城墙土，仍在奋不顾身的寻找王喜民。半个钟头后，王喜民的身子出现了，头在城砖乱错的夹缝中，此时校长走上前去，小心翼翼的搬开了那几块城砖，当王喜民身上的砖土被基本清除后，他却像幽灵般地站了起来，满脸尘土，眨巴着两只眼睛，老师和同学们又惊又喜。王喜民在班主任老师和同学的陪伴下，若无其事的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体育老师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塌陷事故发生后，学校停止了让同学们搬城砖的义务劳动，但铺路的工程并没有停止，学校雇了一些附近的农民继续挖砖铺路，每天这些农民把挖下的城土打扫得干干净净，运到地里当肥料使用，据说古城墙土有较好的肥力，作为庄稼的底肥，效果很好，挖城砖的农民一举两得。当年春天，两排校舍的中间用厚厚的城砖铺出了一条从校门口通往操场的广场的路。这条路的铺设虽然给武威初中的师生带来便捷，但古城墙人为的破坏也许就从这里开始了。

搬城砖的义务劳动停下来不久，除“四害”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学们在课余和假期时间投入了这项活动。武威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地区，蚊子很少，除四害的重点是消灭苍蝇、老鼠和麻雀。这些都是抓捕活动，追逐拍打，上高扑下，挖洞灌水，适于我们年少好奇，好动的天性，大家积极性很高，都想着千方百计地完成学校规定的任务。

一只老鼠一条尾巴，一只麻雀两条腿，打死了多少老鼠和麻雀数数就知道了。打死的苍蝇起初也是要数数的，有的班干部也十分认真，数起苍蝇来不厌其烦；后来学校察觉到，捡苍蝇、数苍蝇很不卫生，就定期让同学们自报打死的苍蝇数。说实在的，每天都在打苍蝇，到底打了多少，谁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数，为了出风头，有些胆子大的同学打的少，报的多，年少的心灵受到了污染，少了一份诚实。

捕麻雀是男同学最感兴趣的活动，几乎每人都有一把弹弓，见麻雀就打。初夏是麻雀下蛋孵崽的季节，屋檐下，墙缝里经常有麻雀抱窝，同学们也常打起人梯掏麻雀。一次我和其他三个同学搭人梯掏麻雀。先有两人蹲下当梯座，另外一个同学上去踩在二人肩上，两只手扶着墙半躬着身子，我踩着梯座的背爬上去，然后再上到第三个同学的肩上，梯座慢慢地直起身来，人梯就搭成了。当我刚把手伸进麻雀窝时，从墙缝里突然窜出了一条蛇，那蛇也许是受了惊。捕腾一下掉在了地上，梯座的两个同学见了蛇失措的惊叫着：“蛇！蛇！”失去了控制。霎那间人梯倒了，二层的两个同学顺势溜在了地上，我却重重地摔了下来。幸好我掉在了他们三人身上没有出什么事。大家惊魂定后找那蛇时。那蛇早已不见了。

到了冬天，尤其是下雪天，麻雀在野外觅不到食，成群结队的在人家的屋檐下飞来飞去，一遇到下雪天，我扫空一块雪地，撒上秕谷。用木棍在上面撑一个筛篓或筛子，在木棍上拴一根长长的绳子，离开雪地躲藏起来。不一会一群麻雀就会窜到下面觅食，此时把绳子一拉，筛篓或筛子落地，逃不走的麻雀全部都扣在了下面，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筛篓或筛子揭开一个刚能伸进一只手的缝，把麻雀一个个抓出来，一次能扑到不少麻雀，剁下麻雀腿上交任务，把麻雀身子塞进炕洞的柴火中烧熟了吃，烧熟的麻雀上蘸点盐，吃起来真香。我有时还把烧熟的麻雀肉带到学校给同学吃。这一年我在班里捕麻雀也是比较多的一个，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少先队改选后，我被选为大队委员。

在我们班里，捕麻雀的能手还算是家住古浪县十八里铺的高凌，他的弹弓打得很准，几乎是弹不虚发，丸到雀落，寒假后他是全校上缴麻雀腿最多的一个，在除“四害”的庆功会上他登上了主席台，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热烈的掌声就是对他的赞扬。这个深山里来的少年，是我的同桌，他老实敦厚，从不显露自己，是一个平时连任课老师也对不上号的人，这一次他成了学校的名人。新学期开了化学课，老师在讲台桌上摆了几样玻璃器皿，我俩小声嘀咕着那些化学课器皿的名称。说实在的，之前我俩谁也没见过那些器皿，只是在预习功课时见过那些器皿的画图，印象也不是很深。老师拿起一个试管，突然点名高凌回答“你知道这个仪器的名称叫什么？”高凌未加思索地回答说：“是温度计。”他这一说，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弄的高凌面红耳赤。此后“温度计”的雅号就成了高凌的代称。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辍学了，直到一九五九年我到十八里铺逃荒时见到了他，还发生一段有趣的故事。这是后话。

捕麻雀还发生过一件很可笑的事，这件事与我小姑有关。

一九五六年国家对玉门油矿、兰新铁路进行着大规模的勘探、开发和建设，给武威人带来了福音，新关一些稍有文化的青年告别了他们的祖辈们面对的黄土，被铁路和石油单位招为工人，给望子脱农的人们开辟了蹊径，我婶婶把他们作为榜样对我进行教育，常对我说，要好好念书，将来到外头找个工作，不然的话就去拾大粪，一辈子捋牛尾巴。这些青年的家长也是得陇望蜀，都想给自己的儿子找个有文化的对象，若有机会带出去也好找个工作。那时新关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女孩确实不多，我的小姑却考入了中学，年方十七，成了这些人家盯瞩的对象，有不少人家早早地来约定亲事。

当时的武威人，思想观念比从前有了大的变化，但在婚姻问题上还是基本延续着传统的习惯，寻亲先是由媒人来说合，女方家长若有意愿，才能允许自己的女儿和男方见面，见面后双方都有意向，就约个时间意思意思，用简单的礼品，如手娟、袜子、荷包、笔记本、钢笔等作为信物交换，这叫“递换手”。那时一般的人家买不起钢笔，要送一支钢笔也算得上是比较贵重的礼品了。递了“换手”这才是男女青年的初次见面，与婚姻关系的确立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中间媒人磨破嘴皮跑破鞋，摆了男方论女方，来回穿梭，直到送了订婚礼，才算是婚姻关系有了眉目。

到我家来提亲的人家不少，起初以娃娃年龄还小，又在上学为由，都一一拒绝了。后来奶奶听到传言，小姑的两个女同学定了亲，条件是供女方上学到初中毕业，找上工作后结婚。奶奶动了心思，小姑若能找上这样的人家，也能减轻家里的负担，何况女娃娃长大了最终还是人家的人，由人家供书也是理所应当。于是后来有人寻亲也就留意上了。

在几个寻亲者中，一个外号叫“抖抖”的老汉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第一次来我家时提着一篮篮土豆，进门后颤颤抖抖地把篮子放在地上对婶婶说：“我大儿媳妇要下娃娃了，请你去给检查一下”。他是新关村最边一个村庄的人，在土改时婶婶在他家住过，对他很熟悉，边沏茶边开玩笑说：“这事应由儿子来，公公关心儿媳妇的肚子。也不怕人笑话。”老汉眉头微展，两腮颤动，似笑又笑不出来，用双手把茶杯接到手里后抖个不停，把茶水洒在了炕桌上，感到很不好意思。婶婶说：“不要紧的！我知道这由不得你自己，你慢慢喝就是了。”老汉姓吴，在年轻青春遗梦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病好后落下了手抖的毛病，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抖抖”。

没过几天，“抖抖”又来了，说他大儿媳肚子痛，请婶婶去接生。“洗三”那天也是“抖抖”亲自来请。在送婶婶回家的路上，“抖抖”对婶婶说：“我这几次去请你，怎么没有见到你那小姑子？”婶婶说：“我小姑子上学去了，你问她是个啥意思？”“抖抖”才说出来他“三顾茅庐”的真实意图。

这是一个亲自给儿子来相亲的故事，在那个时代是很少有的现象。之后，我就住校了，相亲的事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全然不知。在一个星期天，我和小姑从井上抬水回来，家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抖抖”，一个是“抖抖”的儿子。小姑放下水桶撒腿走了，我进门时听到院外树上麻雀叽叽喳喳，拿了弹弓也急匆匆地向外走去，“抖抖”的儿子也紧跟着我走出院门。我朝树上打了几次，麻雀从这个树头飞到那个树头，一只也没打着。“抖抖”的儿子见状，为了与我套近乎，笑眯眯的对我说：“你出手太慢，我来打给你看。”顺手把弹弓拿去，瞄准树梢上的麻雀就打，不知是不会打弹弓，还是激动，却把弹弓拿反了，绷紧弹弓刚一松手，那弹弓丸把门牙打了个正着，鲜血直流，扔掉弹弓握着嘴，低着头，朝他家的方向去了，这一幕也被小姑看得清清楚楚，幸灾乐祸地笑着说：“打得好！打得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打嘴巴。”以后再也没有来过我家。

自这件事以后，每当有人来给小姑提亲，我总想起“抖抖”的儿子自打门牙的笑话。“女大当婚”的一次次纠缠和烦恼，也是小姑春心萌动，思索起来了自己的婚姻大事，那时武威有句顺口溜“要想富嫁铁路，要想走嫁石油”，于是她暗下决心要远走高飞。

说来缘分已到，这年冬天，武威城乡掀起了扫盲运动，袁老师他们忙不过来，刚放寒假就把我和小姑叫去给帮忙。此时，在玉门工作，家住光明寺隔壁的一个叫魏祯年的青年也来相助，他每晚先到，把汽灯点着后高挂在教室的中央，坐在教室后面观看，有时悄悄地和小姑搭讪交谈。有一次下着大雪，课前汽灯怎么也点不着，在无奈之下，老师宣布今晚的课不上了，来学文化的男女青年也就接二连三地走了。小姑叫我先走，她和魏祯年边走边说，我回家足有一顿饭的工夫，小姑还没有回来，家里人都为她担心，婶婶去光明寺找她，他俩还在雪地里谈话。

在武威，虽然有过像黑玉双那样，不循规蹈矩，撕破罗网，冲出篱笆寻找婚姻自由幸福的女青年，但从那时起到当代青年人的婚姻恋爱还是经历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长和媒人陪同下的会面；有第三者在场的户外活动，或看电影看戏，或到公园和野外游玩，在未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拉拉手到自由约会，亲吻拥抱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时代变革、社会发展，思想解放的过程。我的小姑敢于和她的意中人单独见面，长时间地站在大路上谈话，那时在新关也是很少见的现象。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小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到阳关角下找她自己的归宿，那个雪地里站的青年后来就成了我的小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