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个窗前的倩影，是否为自由抛弃了生命和爱情，是否争得了自由，我不得而知。那个时代，虽然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人身自由，但在舆论统一的强大攻势面前和在个人迷信怪影的笼罩下，人们的思想受到了控制，没有精神上的自由，如果谁说错了话或喊错了口号，轻则被批判斗争，刺激神经和抽打皮肉来洗刷灵魂。重则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或管或押。当时把除了有人身自由的中国人又分为四种人：一是有严重历史问题，但又不是叛徒特务和历史反革命的人；二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直系亲属被杀、被管、被关，父母运动初期轰赶回原籍，本人表现落后，划不清界限，但不属于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阶级报复的人；三是犯有其他非政治性错误。但情节比较恶劣，确有民愤的人；四是运动中犯有错误的人。并把四种人界定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站在十字路口，推一推就掉下去，拉一拉就站起来，或松一松就倒下去，帮一帮就站起来的人。他们中的相当多数被军管人员或工宣队捏在手里，整日提心吊胆，表面上唯命是从，不被划进“敌我矛盾”中去。

这一年全国各地普遍“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利用军管和进入工宣队的方式，把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人来一次大清查，组织劳改队，对他们进行隔离看守。有些人借机泄私愤、图报复，信口开河诬陷他人，不少好人失去了自由。此时的新关“枣园子”操纵所谓的“农宣队”把新关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隔离在光明寺进行批斗，就在我准备离开武威的头一天下午，召开社员大会批斗“四类分子”，当时婶婶身孕已到了临产期，“枣园子”也没有放过她，派了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把婶婶揪到了会场，我也跟着去了光明寺，看到会场的台前站着新关的“四类分子”。还有几个曾和“枣园子”作过对的社员。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把婶婶挟持到台前要她坦白交代，低头认罪。婶婶说：“我没有可坦白的，也没有罪。”于是有人站出来说婶婶在困难时期贩卖人口，把新关的两个妇女卖到了陕西、内蒙。婶婶说：“她们还活着，前段时期还来过新关，她们的男人也都活着，让他们说他们的婆娘是怎么走的。”那两个妇女的前夫也在场，却一言不发，会场顿时鸦雀无声。突然“枣园子”亲自跳出来说婶婶把党员关系的介绍信卖给了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婶婶义正词严地说：“我把介绍信亲手交给了你，是谁卖的，卖给谁了，你最清楚。”我真没有想到婶婶有如此的勇气和智慧，弄得“枣园子”哑口无言，恼羞成怒，上前狠狠地打了婶婶两个耳光，婶婶倒在了地上，顿时鲜血渗出了裤裆。当时公社党委的李书记也在场。看到这种情况，指示“枣园子”让婶婶退出会场，会后婶婶还是被关进了劳改队。这天晚上，徐家小舅来到我家，一进门就问：“姐姐到哪里去了？”我们把情况告诉了他，他显得怒不可遏，真有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勇气，拿了一把菜刀就向光明寺奔去，但匹夫之勇终不能凑效，挨了一顿打，被劳改队的儿个看守人员撵了出来。第二天上午我和大妹妹到公社找了李书记，他是我家的常客。知道婶婶的为人，听说婶婶还被关在光明寺里，就骂“枣园子”是畜生，不通人性。还说：“你们母亲是个人物。”当天下午他来新关责令“枣园子”把婶婶放了。

婶婶从一九五。年接受新法接生培训以来，从她手中捧出的产儿数以万计，积累了不少接生的经验，并且摸索出了一套矫正婴儿手脚畸形的方法。治愈过不少歪手歪脚的婴儿，在今天的高坝乡大有人在。被她的师傅、在县医妇产科工作的图大夫堪称一绝，可惜的是她的这种手艺未能继承下来。

婶婶从劳改队回到家的当天晚上预感到要生产，大妹妹说去请图大夫吧！她却说不用了，可能来不及了，我自己生就行了。这天大的事，我和大妹妹哪里放心得下，不顾婶婶的劝阻去请图大夫，可恨的是造反派在图大夫家住的巷子发生了枪战，对立的子弹在空中乱飞，巷口的两头由造反派把守，不让任何人进入，无奈之下我俩回到了家中，此时婶婶已经生产了，自己剪掉了脐带，正在包裹着无人助产的小弟弟。

婶婶生产后的第四天，我回到海石湾刚好赶上吃午饭，到食堂排队买饭时听到食堂外传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狡猾抵赖，死路一条。”的声音。不一会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开进了食堂，他们整齐地站在毛主席像前低头喊着：“毛主席，我有罪，向你老人家请罪！”然后规规矩矩地排队在“牛鬼蛇神”专用的窗口买饭，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劳管人员的掌控之中，一个站在后面的人离开队伍到其他无人排队的窗口买饭，被劳管人员拉到毛主席像前罚站。此时一个年纪较大的人战战兢兢地掏饭票时，把饭盒掉在了地上，哐啷一声惊动了劳管人员，也把它拉到毛主席像前罚站，待百余人买饭的窗口空了，才让两个罚站的人去买饭。

第二天学校召开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大会，负责学校工作的军代表到会坐镇。会议在一间教室里举行，上百名教职工挤满了教室，门口有几个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把守，会议由学生中的红卫兵头头主持，军代表首先讲话，特别强调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性和学校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严重性。并且说有人竟然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他的讲话使在座的大多数教职员工惊愕，不知这个隐藏的阶级敌人到底是谁。军代表的讲话刚一结束，一位教师喊出了“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贾xx”的口号，紧接着两个红卫兵把贾老师挟持到讲台上进行批斗，当天被关进了劳改队，没过几天被送到厂办农场劳动改造。

贾老师和甄老师在海石湾从教以来一直住在一个宿舍，她俩的丈夫在三四十年代都在上海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知道江青在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都看过江青的演出和拍摄的电影。甄、贾二位老师曾在宿舍里相互谈起过从她们丈夫那里听到的有关江青的轶闻趣事。也不被外人所知。当时江青红的发紫，谁敢对她说三道四，二人的谈话变成了精神压力。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家庭出身不好，丈夫被管的甄老师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不被划到“敌我矛盾”中去。来了一个“革命”的表现，把贾老师说的有关江青的话汇报给军代表，贾老师就成了在学校被第一个清理的对象。没过多久，贾老师以牙还牙，甄老师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她俩还是住在一个宿舍。

清理阶级队伍对前面说过的四种人都要梳理，对当权者也要摸头，当时中学的临时负责人也被摸到，并且在他的头上重重地打了一棒，在批斗会上有一位老师揭发他在原籍杀害了两个农民，此言一出震惊了会场，那些无知的红卫兵小将信以为真，把已准备好的高帽和大牌戴挂在这位临时负责人的身上，拉他出去游街，还让他提了一个铜锣，一路上边敲边说：“我是杀人犯，现行反革命”。学校的教职员工跟在后面，路上我问那个揭发的老师，他是东北人，你怎么知道他杀过人，杀人是有死罪的，你的揭发有没有证据？那位揭发的老师说他也是听来的。信口开河，发难于人，或想打倒谁，只要有人造反，揭发的罪名就能成立，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现象。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师和临时负责人的矛盾很深，想借机发泄私愤，致人于死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久这位老师死于癌症。

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游街的队伍来到了四冶五公司的子弟学校，临时负责人被拉上用预制水泥板搭成的台上，敲着锣，口里不断念着那道“我是杀人犯，现行反革命”的经。下面是“打倒……！打倒……”的口号声。在一片喧闹声中，该校的下课铃突然响起，各教室的学生一窝蜂似的涌出教室，争先恐后地出来围观。

在这期间，我在纷乱的人群远出，看到该校一位穿着朴素的女老师，手里拿着一书本，孤零零地站在教室门口，我定睛看时，她的裤腿前打着补丁，表情有些惊恐。站在我身旁的我校体育老师，发现了我对这位女老师的专注，说这位女老师是他的同学，约我前去打招呼。我俩走到她的跟前，体育老师说：“你在这里发什么呆”，这一问打断了她的沉思，抹去了她脸上的愁云，露出了笑容。我和这为女老师就此一面，她大大的眼睛，红润的面孔，端庄的体态，矜持庄重的神情，还有那简朴的着装，给我流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她就成了我爱人。

从四冶五公司子弟学校回来的路上，她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萦绕。仿佛有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此时的我和体育老师同住在一个宿舍，他正在热恋中，好像发现了我心中的秘密。当晚他问我对她的同学的印象如何。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很好！很好！”。接着他向我介绍了他所了解的这位女老师本人和家庭的一些情况，并说如果我对她的家庭问题没有什么，他和他的另一位在红古中学当老师的女同学柳毅芹为我俩牵线搭桥。体育老师的关心正中我的下怀，“顾忌”二字也像一股微风，激起了我心中的涟漪，此时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中几经挫折的我，已经有了一种认识，凡是美好的事情，必须要精心努力付出代价，才能成功；同时我意识到，在人群稀落处不肯随波逐流的她和我有着相似的品格，她就是我真正要追求的对象。我毅然决然地告诉体育老师，只要她有意，我爱她义无反顾。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自然巧成，婚姻问题有时也是这样。第二天晚饭后，柳毅芹来看体育老师。她一进门，体育老师嬉笑着说：“红娘来了，红娘来了。”弄得柳毅芹莫明其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柳毅芹，她五短的身材，着装也很朴素，齐耳的短发拖出一副精灵般的面孔，从“红娘”的字眼中嗅出了一些味道，把目光转向了我。于是，体育老师把我俩做了介绍，我和柳毅芹握手相识。接着体育老师问柳毅芹，你的那位调动的情况怎样？柳毅芹说：“我今天收到了他的来信，说东北那边同意放人，二0五厂同意接受，就是等发调令了，我请了几天假来催着把调令发了。”柳毅芹话音刚落，体育老师说：“正巧！正巧！你当过新娘，该当红娘了。昨晚我向朱老师提到你，打算把你叫来，给吕冬娣和朱老师当介绍人，月下老不请自到，你是否在暗中给他们把红线拴上了。”柳毅芹听说给吕冬娣介绍对象，当仁不让地说：“你们把人找对了，我对她最了解，在兰州上学时，她家的门我没少进，她家的饭我没少吃，这几天我就和冬娣住在一起，有话随时可以说，我刚从那里过来，她正在宿舍刺绣红袖章哩，要不我这就去把她叫过来，先见个面。”柳毅芹也是个急性子，话音刚落就转身走了。

我和体育老师住的宿舍比较简陋，设有两个木制的双人床，双人床靠窗户的地方摆着一个二斗桌，有一个单人条凳还是体育老师从学校拿来的，除了写字用用。平时塞在二斗桌的下面。体育老师住在上铺，铺头贴着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我住在下铺，铺头床边搭着一块木板，算是我的书架，上面码放着一些我常看的书籍，这是我在大学四年养成的习惯，铺的墙上挂着我自制的木剑，在大学它陪伴了我四年，我又从“一只船”上把它带到海石湾。另一个双人床住的是家在兰州的两个学徒工，他俩回家去了，急于赶车，饭也没有吃完，饭盒、盒盖、小勺、水壶都乱七八糟地摆在桌子上。柳毅芹走后，体育老师去楼下的锅炉房打水，我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好，把四人的铺盖重新整理了一番，扫完地、倒完垃圾刚刚回到宿舍门口，就听到体育老师和他的两个女同学边上楼边说话，我站在门口迎接他们的到来，此时我的心情有些激动，当他们快到门口时，我向前几步把手伸向吕冬娣，她也大大方放的把手伸来，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在那个时代，二十四五的姑娘和二十八九的小伙子都算是大龄青年，对成家立业都有着渴望，这一握把我们感情联系在了一起。

吕冬娣、柳毅芹进屋后，我把她俩让坐在了学徒工住的下铺，我坐在她俩的对面，紧接着体育老师进来，手里提着水壶，问她俩喝不喝水，她俩说不喝，体育老师放下水壶和我坐在了一起，四人面面相视，不知话从何说起。突然，隔壁一个小伙来问：“两个兰州娃子哪里去了？”体育老师有点不耐烦地回答：“回家去了！”打破了室内的宁静。东北小伙走后，体育老师拉开了话匣子，先把东北小伙贬了几句，还说东北猴子算计西北娃子，还想让我给他介绍对象，等着去吧！接着讲了一个海石湾流传的顺口溜：“东北猴子，提着山东棒子，敲着河南梆子，赶着上海鸭子：摇着四川阄子。算着西北娃子。”柳毅芹对这个顺口溜不感兴趣，就对体育老师说：“你还是说些正经的吧？”体育老师说：“好！好！那就说正经的。”把话题转向了他们的同学，说xx红了，xx栽了，xx当爸爸了，xx当妈妈了，xx也有对象了。此时的吕冬娣盯着我铺上的那把剑，聆听着体育老师的“正经”词。突然体育老师指向她问：“你怎么办？”吕冬娣微笑着，没有作答。很有心计的柳毅芹早就察觉了吕冬娣的专注，便插话这把剑是朱老师的吧，还问我会打那个套路。我说初级剑和太级剑都会些，但还没有完全走上轨道。她接着又问吕冬娣你会不会耍剑？吕冬娣说不会。柳毅芹又趁机说，这几天我还不走，就叫朱老师教我们耍剑吧。说学就学，明天就开始。于是就有了我在第四章里提到的。“柳毅传剑”的故事。后来，我的老伴又学会了其他几套剑术，退休后常和好剑者在一起舞剑锻炼身体，切磋技艺。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按头天晚上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拿着剑，迎着初夏的朝日来到了湟水河畔的沙滩上。晨光下的湟水河一往无前，潮汐触摸着沙滩，我的心情像湟水河的波浪，此起彼伏，焦急地等待她们的到来，不时地左顾右盼，当回头看时，吕冬娣、柳毅芹准时出现在谷丰渠的大堤上。谷丰渠是拦大通河水，沿大通河和湟水河左岸、人工开挖、受益于红古川的一条较长较宽的农业自流灌溉渠，大堤上有一块较宽的地方，我经常到那里耍剑，也是我们约定的地方，我发现她们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我向大堤走来，那浅浅的沙滩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