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谷丰渠的大堤上，我先认真地耍了初级剑的套路，从预备式开始教，她俩没有剑，空着手比划。预备式的动作教完后，柳毅芹从我手中接过剑传给吕冬娣先练，吕冬娣练得比较到位，又叫柳毅芹来练，柳毅芹却说：“我一个动作也没有记住，今天就学到这里吧，你把剑拿上，回去后你再教我。”这一天早上，与其说是学剑，不如说是约谈，吕冬娣拿着剑，我们来到了湟水河畔的沙滩上席地而坐，在柳毅芹的提示下我俩相互介绍了各自的生活、工作和家庭情况。然后柳毅芹开门见山地说，你俩都老大不小了，该是解决终身大事的时候了，今天也是第二次见面了，如果都有好感，就拿定主意谈吧。也许昨晚她们已经商量好了，柳毅芹让吕冬娣把刚刚刺绣好的红袖章送我，我没有准备，只好把胸前戴的毛主席像章送她。那个时代，红袖章和毛主席像章就是珍贵的礼物。

“柳毅传剑”把我和吕冬娣引向了爱河。柳毅芹走后，我俩经常相约到湟水河畔舞剑，我也常到她的宿舍，我俩的恋爱关系也就心照不宣不言而喻地公开了，同时也传到了我校领导的耳中。此时的我已被列为党员发展对象，校党支部书记出于一种关心的态度找我谈话，明确地指出她的家庭出身是我进步的一个障碍，何去何从要我认真考虑。对我来说当然是党票和爱情两者都要。我在支部书记面前表了这个态度，然而熊掌和鱼翅二者不能兼得，我被剔出了发展对象的名单。后来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几天没有理我，一天她突然来到我的宿舍，提出要和我分手，理由是不想因为她的家庭问题影响我的进步。我斩钉截铁的告诉她，我宁可不要党票，也不能把你抛弃。在这期间她也听到同室姑娘对我的风言风语和坏话，但她对我始终不渝。直到我们有了小孩，她还念念不忘我的入党问题。曾提出我们离婚，待入党后再复婚，其实解决组织问题是组织说了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在海石湾奋斗拼搏了十五年没有拿到党票，调入冶金厅的一九八五年，领导找我谈话后的三个月后，毫不费力地入了党，真叫人“不服不行”。她调入兰州，工作表现不错，像母亲一样关心爱护着自己的学生，对生病住院治疗的学生，她总是在家里做上可口的饭菜送到病床前，常不顾疲劳，整夜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一个三九天，班上一个学生的家长不幸出了车祸死亡，这个学生的家庭非常穷困，她带头发动学生捐助，冒着鹅毛大雪到永登山区的学生家里慰问，有一份报纸报道了她的这些感人事迹。她退休后，他的学生们一直没有把她忘记，逢过年过节，不少学生都来看她。她班的学生每次在兰州聚会，总是少不了她，并且也请我陪同，一次聚会上不少学生对我说，他们永远忘不了这位慈母般的老师。

在我的青春岁月里曾有过十几个女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对她们中的一些人也有过激情的冲动，产生过倾慕和爱恋，但由各种原因没有一个最终成为眷属，真情总被假情闹，使青春的美梦成了镜中花，水中月。这一次我俩是真情实意，心照神交，对家庭问题我早有思想准备，在四次社教运动中我遇到过不少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孩，常对她们讲党的“有成份，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她们对这项政策有着很高的期盼，希望人们能公平的对待她们，在成长的道路上看到光明的前途和得到社会的重视，人间的温暖，那一张张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庞告诉我，不要作伪君子，这一点，我肯定能做到。于是我锲而不舍地追她，不久我俩坠入了爱河。

这一年的七月，准泰山被定为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遣送原籍。他的“反动立场”源于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时向党交心的一些实话，负屈含冤离开了兰州。临走时我俩去送他，老人愁云惨雾、踌躇不安地对我说，他把女儿交给了我，要好生相待。不久准岳母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离开兰州，回到了老家陕西大荔。

九月我分到了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房子，月底我俩进行了结婚登记，时逢国庆放假两天，当晚我们去了武威。走时她穿了一件崭新的草绿色条绒上衣，我穿的是一套刚发的蓝色工作服，这就是我们的结婚服装。到家后，婶婶正在院子里簸粮食，看见我们笑眯眯地迎来抓住我爱人的手，我爱人也微笑着按我平时的称呼亲切地叫婶婶，婆媳俩拉着手走进了屋里，紧接着李存和宝宝也进来了，婶婶让他俩快叫嫂子。同时告诉小妹妹先把在婆家的大妹妹叫来，再到九条岭去叫爸爸。然后她不时地抚摸着我爱人的上衣，问她饿了没有？累了没有，还想动手给她脱鞋让她上炕休息。我爱人说不饿也不累，你还是休息一会，我和应海把院子里的活干了，说着就下地出门。婶婶说：“你新来乍到干这些又脏又累的活，叫人知道了会笑话我的，再说你们城里娃也不会干这些活。”我爱人说：“我过去在农村劳动锻炼时干过这些活。别人说别人的，我们干我们的。”婶婶怎么也拦不住她，于是说：“也好，应海去挑水，我俩簸粮食。”待我把水挑回来，粮食已经簸完了，部分也盛在了大盆里，她提起一桶水倒进了大盆，婆媳俩一个搅，一个捞，很快就把粮食淘洗完了，就这样刚进门的媳妇就很快地融入了我们这个一家两姓的家庭生活。此时大妹妹也到了，这是和她第二次见面，也亲切地叫了嫂子，还怪婶婶，怎么叫嫂子一进门就干活。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就到家了，见到媳妇高兴地不断地说：“好啊！好啊！好啊！”还想办几桌酒席。我俩说我们是旅行结婚，一切从简。下午我们全家人到城里照相合影，这也是我们唯一的结婚照。回家后，六岁的宝宝推出他大姐的自行车要去学车，我爱人紧忙跟着宝宝，扶着自行车在新关街上走来走去，给新关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十月二日下午我们回到海石湾，先把各自在独身宿舍的木板床、铺盖和两个盛衣物的木箱搬到一起，还有房子里配有的二斗桌，这就是我们的新房。晚上我的同学和朋友来祝贺闹房，我从武威来时总共花了不到三十元钱，买了两瓶酒、还有香烟、瓜子和糖果招待他们。我民院的四个同学合伙买了一口铝锅，一个朋友送了一个毛主席石膏像，其他人送的都是毛主席像章，这就是我们的婚庆，简单而又欢欣。今天的青年人赶上了好时候，婚庆十分排场，婚纱摄影阿娜多姿；洞房布置富丽堂皇，迎亲车队浩浩荡荡；婚庆宴上礼炮齐鸣、锣鼓喧天，花团锦簇，礼仪欢畅，宾客满堂，红包鼓囊，好不风光；这一切还有录像，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纪念。今昔对比，我们是有些寒酸；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此事不能相提并论。

婚后的第二年，我俩爱情的结晶于八月十七日来到了人间。大女儿的出生，使我俩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也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俩精心地呵护着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欢乐和力量的宝贝，也排除了被视为资本家孝子贤孙的不少忧愁，我们的感情也进一步深化，人夫、人妻、人父、人母的共同责任，把我们的爱心进一步延伸。在海石湾我俩休戚与共，度过了十四年的艰苦岁月，在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里养育了我们两个可爱的女儿。她早上背着孩子去上班，晚上回来洗洗刷刷，做针线活有时彻夜不眠。一个冬天小女儿不慎把棉鞋掉在水里，放在火上烤时又把鞋烧了，我俩一夜没睡，她制帮我纳底，天亮时给小女儿赶制了一双棉鞋。生活上的困难我们都能挺过去，精神上的负担却使我们度日如年。尤其是她时刻担心被划人“敌我矛盾”中去。这种诚惶诚恐的日子一直到打到了“四人帮”。

儿女是父母的心肝，是父母生命的一部分。人类一代一代的繁衍才是人的生命延续至今，夫妻双方共同为儿女着想，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为着自己生命的延续，这是人的本性。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俩一直把两个女儿当作生活的中心，如何培养她们健康成长是我们生活的共同目标。当然作为一个家庭不可能没有碟子碰碗的事情，我们之间也有过争吵或争论，围绕这个中心和共同目标反省时，发现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没有必要争谁高谁低，谁多谁少，谁胜谁负，生活把我们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幸福的家庭是各式各样的，不论贫富贵贱，一个家庭只要和谐、和睦，就是一种幸福。幸福的家庭夫妻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是重要的保障，有了这个保障，就能顶住生活的压力，创造出幸福的更高层次。信任和忠诚的情怀，我俩从相爱保持到了至今，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的。

打到“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的命运开始转危为安，人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精神压力释放后的愉悦心情使老伴产生了回家的念头，我从来未去过大荔，也想给岳父、岳母补上一礼，于是把准备过年的东西凑到一起，还用积攒的肉票通过关系买了半片猪肉，鼓鼓囊囊，领着两个女儿，好不容易挤上火车，一九七七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午后到达渭南，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出了站。这位老乡也是大荔人，在等候去大荔的班车时，他问我帮我们背的袋子里是不是猪肉？我说是的。他接着说；“你们把石头往山里背哩，大荔的猪肉有的是，不要肉票也卖不出去。”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些年尽搞运动，大锅饭把人害了，社员出工不出力，庄稼年年歉收，年终决算一分工不值一分钱，有的社员还倒欠了生产队的，那里有钱买肉吃；那些养猪的人家，也是省吃俭用，想变点钱花，可惜他们失算了。”说到这里班车开始检票了，大荔老乡帮我们把猪肉放在车顶，一同来到了大荔县城，急急忙忙下车走了，此时快到下午六点钟。

大荔县城距岳父岳母居住的埝桥公社北黄大队还有一段路程。老伴阔别家乡已二十多年了，辩不清去北黄的方向，我是更不知道东南西北。出站后两个女儿喊叫肚子饿了，只好把行李寄放在车站，领着两个女儿去吃饭，老伴最爱大荔的油糕，她和两个女儿都吃得津津有味。吃完油糕我给她们开了个玩笑，要不要喝点油糕汤原汤化原食，大女儿说原汤化原食的故事不知你讲了多少遍，谁会做那样的傻事。

吃完油糕在返回车站的路上，小女儿发现了一个钱包，大女儿捡起也没有打开就说，爸爸我们去找警察叔叔吧！那时有一首儿童歌曲：“我在马路旁，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把头点，我快乐地说——叔叔再见！”对儿童们教育和影响很深，我和老伴领着两个女儿去找她们心中的快乐，遗憾的是此时警察下班了，又找了几个警岗也没有见到一个警察。老伴对两个女儿说，我们先回家，明天进城来把钱包交给警察叔叔吧！大女儿把钱包给了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有数十元现金，一个存折，十几斤全国粮票，几枚周总理头像的纪念邮票；还有一个医疗病历手册和一张处方，上面写有住址和姓名，接着我向路人打听，路人告诉我，失主是大荔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就住在这个巷子里。老伴说你去找找，把钱包送了就来。此时我倒有些迟疑，这样做是否合适，还是交到警察手里为好。然而两个女儿再三催促，我只好按路人指的方向来到了这位革委会副主任的家中，他正好在家，我把钱包交给他，让他点点里面的东西少没少啥，他冷冰地把钱包放在桌上，皮笑肉不笑的哼唧着：革命几十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捡钱包的人把钱包送到失主的门上。他怀疑我别有用心。这位领导干部的阶级斗争弦绷的很紧，说着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进来了两个警察，他们三人对我进行审问，问我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干啥工作的，在那里捡的钱包，钱包打开过没有，里面有什么东西，把钱包亲自送上门来是什么动机等等。我满腹的委屈，真没有想到“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荔县”的流言应在这里。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他们点了，钱包里的钱物，才把我放行。此时天早已经黑了，老伴和两个女儿在焦急的等待中遇到了在韩城煤矿工作，回家过年的内弟，他们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我说一言难尽，先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