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暑期，乔子康从舜县第一中学毕了业。拿到毕业证书后，他告别同学和老师，徒步回家。他沿着破烂的城墙出南门，来到新修的沙石公路。走过一段平坦大道，经捕盗棚后道路就随着山势起伏不定。过了清水塘村，道路便陡然升高，前面是一个长长的山岭，名字叫“上舍岭”。

乔子康家里只有母子二人，也没有别的亲戚，除了一个干外婆。他的干外婆就住在山岭顶峰的草舍里。“上舍岭”这个名字，他想，就是因为岭的顶峰有一间茅草搭成的房舍吧，无论从哪边过岭，都是“上”这个“舍”。

外婆见子康回来自然万分高兴，给他端上一杯茶，拉着他的手亲热地左瞧右看，感叹道，这么高了，都成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相当初刚来时还是个五六岁的小屁孩呢。

其实外婆跟他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母亲跟他讲过，他的老家在邻县绍兴华舍一个叫萧家山的村庄，老家并不富裕，靠父母划着小船捉鱼贩鱼谋生。他五岁那年，东洋鬼子打了进来，四处烧杀抢掠，他们举家逃难，途中又与父亲失散，从此生死不明。母亲带着他一路逃荒要饭，穿越古镇来到上舍岭。娘儿俩又渴又累，见岭上有个茶摊，就对守摊的婆婆说：“婆婆，茶给我喝一杯，好不好？”

摆茶摊的是余老太，一听子康娘的话，脸上露出惊讶之色，问：“你们是从绍兴来的？”原来江南有个特点，所谓“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绍兴和舜县虽然毗邻，但说话口音有很大不同，凭口音就能准确认出同乡。余老太说的也是一口标准的绍兴乡音，同在异乡为异客，同是天涯零落人。娘儿俩一路艰辛，吃尽苦头，听到亲切的乡音就像回到了家。

余老太早年被他父亲以两头羊的价格卖进山里，到老来夫亡又无子嗣，家贫无以为业，流落在这岭上摆茶摊营生。老太为人十分的热情豪爽，拿出吃的用的，把子康娘俩安顿在草舍里，认子康娘为干女儿，子康也就有了外婆。但小小的草舍毕竟容纳不了三个人，娘执意要走，继续逃荒要饭。又经一年的曲折磨难，最后在丁家堡村外的一个破庵堂边的草房里安顿了下来。

子康跟外婆聊了一会儿，帮外婆挑了两担水，也不多耽搁，继续赶路。从上舍岭下来，眼前又是一片新天地，这里四面环山，二十多个小村庄散落在山岙里，中间有一个较大的集居地，这就是丁家堡，居民大多姓丁。管溪从东南方水蛇般从村后流过，滋润着村前的大片农田。这里的乡民朴实善良，地方因封闭而太平，百姓虽勤劳却不富裕。

娘没在家，子康知道母亲又挑着货郎担走乡穿村做买卖去了。

子康娘儿俩在庵堂里住下来后，毫无生活来源，也无谋身本领。起初娘带着儿子给别人帮佣，但仍是无法填饱两张口。娘想到以前在老家曾做过贩鱼的小生意，于是重操旧业，挑着两只竹筐做起了货郎，从古镇或章镇批些小商品去卖。货郎要挑着担子穿村过乡，每天行走几十里，一般是男人干的活。女的只有极度贫困的人才做这一行。不过，女人毕竟力气小，做这行跟男货郎还是有所区别，女的不卖碗、杯这样的瓷器，也不收废铜烂铁这样的重物。男货郎一般以货易货，女货郎大多用现钱交易，或者用长头发、鹅毛、鸭毛这样的轻便货物换。挑货郎的一般摇着拨浪鼓高喊“鹅毛鸭毛兑碗，鹅毛鸭毛兑碗”来招徕生意。女货郎不一样，多数不摇拨浪鼓，只高喊“洋红洋绿，洋红洋绿”，久而久之，乡民们就管叫女货郎为“洋红洋绿”。子康娘因为操一口浓重的绍兴口音，所以别人也叫她“绍兴婆”。

所谓洋红洋绿本是红色绿色的染料，姑娘买去染麦杆，好编出红红绿绿的麦杆扇；女人买去把家里的小鸡小鸭染上颜色，以与别人家的区别开来；厨师买去印在馒头上，使馒头看上去更让人眼馋。除了洋红洋绿，卖的还有针头线脑呀，纽扣别针发夹呀，百雀灵雪花膏呀，铅笔橡皮裁纸刀呀，糖果气球小玩杂呀等等女人和小孩需要的东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子康娘每天穿梭在周边四五个乡镇，含辛茹苦养活儿子并供他读书。

小时候有几次子康也吵着要跟去，娘走到哪里他跟到那里。多嘴多舌的婆娘们便议论纷纷，这个说快来看哪，“洋红洋绿”还跟着个“拖油瓶”。也有人说，这小孩估计还没断奶，想跟着吃奶。还有人说，这孩子真可怜，这么小就做了叫花子。结果娘的生意没做成，还被别人讥笑一通。再说他毕竟年幼，一天到晚走路也吃不消，所以娘就不让他跟了。

子康只能一个人留守家里，想娘了就早早地等在路口盼娘归来。十二岁那年起，他也谋到了一份放牛的差事，风雨无阻地赶着别人家的两只大牯牛上山放牧。

子康见娘心切，仍如小时候一样，站在路口等娘回来。过了一会儿，他远远地看到娘挑着两只竹筐走来了。长期担子的重压让娘过早地驼了背，竹筐的底差点碰到地，蹒跚着走路，不如以前那样大步流星。还不到五十岁看上去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爬满了皱纹，人干瘦得如同骷髅。身上穿的蓝色斜襟布衫两只肩膀上补丁打了一层又一层，一条黑色土布裤子洗的已泛白。每天挑担行走鞋子是最容易磨损的，不知现在穿着的旧布鞋是否鞋底已磨穿。子康看着，眼里不禁有些湿润。他想自己现在毕业了，就要参加工作，定要好好孝敬娘亲，让她安稳在家享福，再也不要去做“洋红洋绿”了。

他叫一声娘，赶紧跑上前接过担子。

子康娘看到儿子归来，满脸的皱纹像菊花般绽放开来，心中的担子也如肩头的担子一样卸了下来，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娘高兴地说：“康儿，你可回来了！”

子康说：“回来了，完成学业了！娘，您以后不用太辛苦，应该由我养您了。”

娘望着长大了的儿子，挑着货郎担健步如飞，将来也能挑起家庭的重担。以前是娘挑担儿跟着，如今儿挑担娘跟着，娘自然轻松多了。她太高兴了，就盼望着这一天。为了这一天，就算付出最大的辛劳也值得。

子康挑了一段路，觉得挑子越来越沉，便问：“娘，担子怎这么重呀？”

娘说：“如今农户田地牲畜都收归大队公有，社员手头都没钱，就拿现成的东西换货了，我也只好收些来。”

子康说：“娘，生意难做就不要做了，您就在家好好休息。”

娘笑着说：“我也想呢，不过，还有个任务没完成，等你娶了媳妇，我就真的歇脚在家，抱我的大胖孙子喽。”

母子边走边聊，不一会就到了家。

子康查看竹筐，除了几枚硬币，娘换来的都是农副产品：几个番薯，几个芋艿，一把黄豆，还有一小袋稻谷。子康想真是奇怪，如今番薯芋艿都可以直接当钱花了。娘辛劳一天，赚取的竟是这样的东西！不过这么一来，虽然差了点，家里吃的倒是不愁了。

子康娘洗锅做饭，子康也帮着烧火。许久以来死气沉沉的小屋今天模样大变，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终于有了欢声笑语，连屋顶上的炊烟也欢快地袅袅上升。

娘煮了些刚换来的芋艿，又炒了一碗萝卜丝，还煎了几只珍藏着的鸡蛋。一惯来以蕃薯和麦麸充饥的子康娘今天破例煮了一锅白米饭。母子俩人端上饭菜，其乐融融地围坐桌边吃饭。

娘夹起一个鸡蛋放到儿子碗中：“康儿，你多吃点，看你这么瘦。”

子康又把鸡蛋送到娘的碗里：“娘，我在学校里吃得很好。您平日里总舍不得吃，该您多吃点。”母子俩谦让一番，好在今天烧得多，大家都高兴地吃了。

娘说：“康儿，你毕业了，有什么打算？”

“我要去找工作。”子康就想着早些去挣钱，好让娘在家休息。土改时，因为他娘一直做着小生意，他们的家庭成分是城镇手工业者，跟贫下中农一个级别，但没有土地，属于非农业人员，也不属于哪个大队，所以种田种地是不可能了。

“可是工作也不好找呀啊，我们孤儿寡母亲戚也没一家，谁来帮我们呢。”娘想了一会，“要不你去找找老杨书记，他虽然看上去如凶神恶煞，但对穷苦人倒还不错，兴许他能帮我们一把。”

“嗯，好的，我过几天就去找。”子康听从娘的吩咐。

说到老杨书记，子康想起一件往事。那年应该是1949年，有一天，他站在路口等娘回来，娘没等到，却遇到了两个身穿黄军衣说话听不太懂的人，向他打听乡公所在哪里。子康就带着他们找到乡公所。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南下干部，来接管乡政府的。年纪稍大一点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姓杨，后来做了丁家堡乡的党委书记，年轻点的小白脸姓费，做了乡人武部长。他们的到来表示着穷人翻身解放了，周围的一切悄悄发生着变化。原本有钱的人家倒了霉，原来低声下气的穷苦人倒过得蛮滋润。他家当然属于最贫困的一类，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娘儿俩从草棚里搬到现在住的稍好一点的小平房，听说是没收富农的。他自己也以15岁的“高龄”上了小学一年级，不用再给别人放牧。

老杨他们到来后主宰了丁家堡的一切。土改时，老杨说谁是地主那就是地主，谁家的房屋田地没收就没收，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后来镇压反革命，老杨挂在口上最多的二个字就是“枪毙”。有人向他报告，杨书记，谁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他说：“枪毙！枪毙！”有人说，杨书记，地主的小老婆跟别人偷情，他说：“枪毙！枪毙！”他的话可不是开玩笑，那是一言九鼎，他说过要枪毙的人在镇反运动中统统枪毙。行刑那天，他叉着腰，站在一张八仙桌上，矮小的个头显得高大了许多，脸上浓密的胡子更让人感到凛然不可侵犯。他并不多讲演，他的北方腔调别人也听不明白，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他说的仍是简明扼要、富有老杨特色的两个字：“枪毙！枪毙！”他一挥手，小费立即带着县人武部的枪手把十多个人拖到大樟树下，一阵乱枪射击，没死净还在地上爬的再上去补上一枪。从此谁家小孩要是不听话哭闹了，大人只要说声杨胡子来了，或者学着他的腔调说声“枪毙枪毙”。小孩子当即噤若寒蝉，吓的直往大人怀里钻。就是大人，看到他叉着腰，披着破旧的黄军衣走过来也都低头回避。他成了众人心中的凶神恶煞，活脱脱一个“阎罗王”。

过了几天，子康就去找老杨书记。

此时轰轰烈烈的公社化运动在丁家堡已基本完成，“互助组”、“合作社”撤销组建成生产队，乡政府变成了人民公社。田地山林收归公有，水牛及犁、耙、耖等大型生产工具也归集体所有，个人连锅灶都不用，因为吃饭也是去集体食堂。老百姓相信干部说的总没错，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憧憬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不用走路，看病不用花钱”的美好生活。

原来的乡公所解放后变成为乡人民政府，现在又变成了人民公社，但不管前面的牌匾如何换，房子还是以前那几间，没什么变，子康熟门熟路。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现在这里主政的是山东来的南下干部老杨他们。

子康来到公社门口，看到宣传栏里写着的标语：“总路线是太阳，党的领导好主张；工农生产齐跃进，办起公社胜天堂。集体福利办得好，生活安排很周详；老人进了敬老院，小孩入托入学堂。欢天喜地闹生产，猪羊满圈谷满仓，文武全才加技术，百般能干个个强。感谢党和毛主席，幸福生活万年长。”

他反复看了好几遍，说得太棒了，看来自己真赶上好时代了。不过他心里还有点疑问，办起公社真能胜天堂吗，不会是牛皮吹上天，牛头坠落地，到头来瞎折腾一场？不好说。

进入公社大门，他见到老杨正在对一个大队干部模样的人训斥：“妈拉巴子，你怎么搞的？这点事也办不好，就你们大队拖后腿，再不把进度赶上去，要你好看！”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那人，两眼圆睁，嘴角边的胡子随着他的声音一抖一抖。

大队干部双脚颤抖，嘴里不断重复着“好好好，是是是。”点头如捣葱。

待大队干部离开，子康走过去，毕恭毕敬地叫了声杨书记。慑于往日杨胡子的凛凛威风，子康心里有点怯怯的。老杨倒很热情，爽朗地笑着，站起来与他握了握手，说：“你叫乔子康，俺认识，你是俺们到达后第一个认识的人。哈哈。”看来老杨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可怕，而且还记得那天自己带路进来的事。

老杨请子康进办公室坐下，说：“嗯，小伙子不错。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俺从小也很苦，也逃过荒要过饭放过牛，如今不照样干大事？谁敢对俺不敬！如今这世道就是俺们穷苦人的天下，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现在该轮到过去那些有钱人倒霉了。嘿嘿。”看来老杨对子康的老底很了解。

“说吧，找俺有什么事？”老杨问。

子康就把自己中学毕了业，希望公社安排工作的事跟他说了一遍。

“嗯，你阶级成份好，又喝了几年墨水，好好从基础干起，会有出息。”老杨想了一下，“不过眼下咱们公社没有缺额，要不俺向别的公社问问？”

子康说好的。谢过老杨，子康就走出了公社大院。

没过几天，老杨果真为子康找了个工作。只是地方有些偏僻，问子康愿不愿去。工作的地点在舜县最南边的枫树公社，从丁家堡向东南方向还要走四十多里，去那里的一个竹木社当会计。

子康想了想，自己也没能力找个好差事，还是决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