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宁看着这漫山坡的棠梨树，使他想起了西周初期的一位政治家，位列三公之一的召公。他曾经与周公旦分陕而治，陕州以西由召公治理。民间相传他下乡视察时，就在田间地头处理民间事务，地方官吏和村里百姓让他休息，烧茶备饭款待他，他说：“不劳（我）一身，而劳百姓，不是仁政。”

召公就近坐在山野的棠梨树下休息，摘棠梨紫红的小小果子吃。之后，他高兴地不住称赞：“这甘棠树真好，浓郁葱葱的树荫。果子呢，又酸又甜真好吃。百姓干活累了，可以在树荫下歇息，还可以吃果子解渴充饥。”他还深情地说：“要好好保护甘棠树，不要砍乱滥伐当柴烧了。”古时候，这里的百姓都夸召公体恤民情，广施惠政，深得民心。

召公以后，历代来陕州的诗人墨客，纷纷赋诗赞颂，《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诗的意思是：不要乱砍乱伐甘棠树哟，这里是召伯休息的场所。世传召公爱其民而重于德政。曾在棠梨树下受理民事，听讼决案，他秉公而断，使民无冤抑。召公把他分管的这一块地面治理得有条有理，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召公死后，人民思念他的好处、政绩、恩德，怀念棠梨树，不敢乱砍乱伐，并写成颂扬甘棠的诗篇。

两千多年来，在陕州这块地面上，多长着浓荫郁葱的甘棠树，留下了召公一颗体恤民情，爱民亲民，广施惠政的博爱之心，也留下了“召公遗爱”的千古美谈。

康宁在这不长的时间里，他的脑海里不断地出现召公和这甘棠树的故事。不知怎么又想起自己从日本学成回国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终于一事无成，无奈退隐林泉。想到这里他不由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唉！”

兰儿见康宁无由来的发出一声长叹，不禁皱了下眉头，心想不知什么又触动了他的心事。那痛苦肯定是如此的深，但不知是什么样的痛苦，能使他如此的痛心疾首。她思虑了许久，也不得其果。这时候，一团如云似的愁绪落在兰儿弯格铮铮眉毛的曲线上。

康宁只顾一门心事的想心事，自言自语地说：“召公，你在哪里啊？我到哪里去寻你这爱民如子的清官？”他在开封省政府当副秘书长的时候，也曾多次到包公祠去凭吊百姓心中的青天，也多次感慨这个世道上永远没有包青天！天下百姓有冤到哪里去告状，去诉冤情。他不只一次发出感叹：“包公，你在哪里啊？百姓有冤到哪里去找你啊！”

康宁扭头走出了淤泥坪地，循着来路踟躇而行。兰儿不吭一声地跟在他后面，慢慢地走着。山野的棠梨树上，有一对小鸟清丽地鸣叫着。老潘犁到地头，也没有看见康掌柜和那个年轻女子，他不解地摇摇头说：“康掌柜咋这样呢，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他一边说着，一边吆住了牛，把犁扎在地头，朝康宁走去的山路望去，不见了他家的康掌柜和那年轻女子的身影，只见满山坡开满白花的棠梨树，绿荫荫白花花的一大片。一只小山鹊拼命地尖叫着。

远山在秋阳下呈一线黛紫色，近处的山峦是明净的。连那边不远处滴水崖上的瀑布砸向下面的水声，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兰儿这时候感到了自己自从离开了家乡以来，从没有过的好心情，眼前的康宁显得与他实际年龄是那么的不符合，他是那样的年轻，潇洒，儒雅，这是她最近一个时期，对他形成的一个新的形象。

那一天下午，康宁和兰儿去了东四沟，原想再和老潘好好聊聊，再干它一晌子活，来驱赶一下自己胸中的郁闷。在这些天里，他有点找不着自己，有点没头没脑，醉生梦死的感觉。

他和兰儿厮守惯了，使他有了须臾不可缺她的心理上的依靠，她仿佛是他的天使，她仿佛是他的万能的佣人，她仿佛是他的乳母。康宁常常有一种幻觉，她的乳香弥漫在他的每一寸空间，那乳香对他至关重要，就像空气里的氧离子。没有了乳香，他就会昏头昏脑，没有了色觉，没有了味蕾。康宁原来的理想抱负，都没有了。他从小就有长大后要做召公一样的官，为民办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从日本学成归国，要大展宏图，要实现自己工业救国的理想，却遭遇在青岛帮刘总办纱厂，遇到了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使他感到民族工业在外强的横加干涉下，在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里，生存真的非常渺茫。他为民族工业担忧，他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忧，他不知道这个国家会走到什么地步，他不住地嗟叹自己生不逢时。他又想到自己从政的日子，那更是不堪回首。那些军阀，那些执政的，那些当官的，谁是真心为老百姓办事的？军阀们在混战中，扩大人马，扩大地盘，扩充势力范围。当官的又都是为升官发财，而不惜百姓们的钱财，收受贿赂，毫无廉耻，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官场上尔虞我诈，瞒天过海，欺大压小。那样纸醉金迷的日子，更是他这个血性汉子，有良知的人，没法子与这些个人同流合污。他不敢自比兰草，自比莲花，但他自认为自己还没有坏到那种程度，他心中的偶像召公，包拯，光芒四射，照出了自己的卑微，照出自己的龌龊来了。他这几年无时无刻不在检点自己。刚从开封回来的日子，他尚还有一点勇气，一点余勇吧。就是想观察几年，三年五载，十年，十五年，看时局平稳，再出去做官，为社会做贡献。他哪里想到，随着自己在乡村这个土堡里的日子逐渐深入，落叶逐渐的丰厚，他离自己原先的目标就象流星一样，越来越遥远了，越来越模糊了，连那隐隐的光晕也看不到了。康宁想也不想了，他要过自己的日子了。他更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对得起自己。他起初人生的理想之火，在一次次坎坷面前，都熄灭了……

康宁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把砝码都压在天平上的自己这一端了。他要重振家风，他要料理好自己的家事。因为，国他也管不了，民他也理不了。对他来说，只有这个家了。家如果治好了，将来治理国家，未尚不是一件好事。

这些年来，他把治家摆在他的头一等大事上，其他的事都是小事情。

就说修广济渠这件事。按说咱陕州城三面临水，是不缺少水的。

然而，自汉武建城起，地区的不断变移，使城的半径逐渐缩小，就因三面环水，均未超出新义塬和黄河二级地阶的交接地带。塬和二级地阶以及交接地带内，地层属于黄土类型，透水不保水，贮存性更差。地下水在地下很深处，开井抽水汲水颇为困难。黄河的泥沙含量大，不经处理，难以饮用。再说，这城北为悬岸，深达十余丈。这西边呢，又距岸边数里之遥。因而，城内住户直接利用黄河水非常困难，黄河水量，随季节变化也较大，沿岸的土质，使其向下的渗透力受阻，因之，地下水几近于无。青龙涧河入黄河口处，河床远离城区，不便住户汲水饮用。公元18年，就是唐武德元年，陕东道行台金部郎中，陕州刺史长孙操，在隋邳国公苏威修建的北利水渠的基础上，修成了广济渠的规模，后又经历代陕州长官的修缮，就成了陕州城的长达千余年供水工程系统。

广济渠，咱这里老百姓叫“金线渠”，全长三十四里，从东头交口村起，翻沟绕崖，穿路越涧，费尽周折经陕州城。止于涧河入黄河的地段内，这条渠的落差太大，相差就有二十多丈高，工期浩大，当时动用数万民工之多，差不多征用了整个陕州的能工巧匠，费时数年。

广济渠从唐初长孙操修建至民国初年大部分渠段已不能通水。中间明成化年（公元1465——1487年）知州黄甄、王云风，河南府俞延辅，相继疏整。嘉靖（1522年——1566年）间，知州阎俸、隆庆分守道杨公、知州方惕重疏。万历（1573年——1649年），知州张应宿、赵恒、孙缵祖、龙为光，天启（1621年——1627年）知州王嘉宾等先后疏修。清代修疏始于康熙朝丁亥（公元1707年），陕州知州周全功，乾隆元年（公元1735年）河陕汝与巡道刘兆几，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知州高积厚，光绪七年（公元1781年）直隶州知州赵希曾再度兴修……

康宁因陕州专员欧阳平倡修广济渠而又取出他珍存的一套线装民国初年新修的一部陕州县志。仔细地看了整整几天。他越看越糊涂，越不得要领，使他陷入浓雾重重的境地。他从心里感到，日下时局动荡不安，日寇在我国华北地区大肆杀戳，沦陷区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全国的抗战局面已经形成。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正面战场也不断传来同敌搏杀的战绩。虽然，我们豫西有黄河天堑，据康宁所知，日军要进攻豫西，黄河是算不得障碍的。但他不便在那次陕州专员公署召开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异议。在那次修渠认捐的会上，他捐了一万元，在全县的乡绅中，康宁是首屈一指的。现在，他想不如把修渠的款，用来买枪支弹药，训练一支民兵队伍，到时候也能抵抗一阵。保卫家乡也比给那群贪官政客强的多。

为这件事，康宁想的很多很多。后来，不知道什么事情才又转移了他的视线。

在青岛的时候，有一天，康宁来到了一条不算热闹的街上。这是一条像北平琉璃厂一样的一街两行的店铺，都是经营古文物的。一个一个的小摊位，多如繁星。康宁走走看看，看看走走，一个个小摊上，不乏有热眼的陈货。

在一个满脸大胡子夯汉的摊位前，康宁停下了脚步。这人一副粗鲁的模样，根本就不像是搞这个行当的人。在康宁的眼里，搞这个行当，或者说吃这门饭的人，应该是斯斯文文的模样。而不像眼前这个摊主毛毛叶叶，满脸胡须如乱草一团，像站在一条荒僻野径的岗坡上，大呼一声，“留下买路钱，不然拿命来！”的一个剪径强盗的嘴脸。

说实在话，这夯汉的摊上，也有康宁不舍得放下的一个灵枣似的小玉器。这玉器半是羊脂一样的洁白，半是裹着黄桔色的玉衣。他用手掌托着吹去玉器上的蒙尘，枣儿似的玉器精光内蕴，肌体如凝脂一般。她给康宁的感觉，是那样细腻，厚重，温润。康宁的祖上，也曾留下了许多的珍贵玉件，使他对玉件有着特殊的悟性，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有一种特殊的认同感。当时他一眼就看出这是块老玉，只是遗憾未经雕琢。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它圆不溜啾，与一块鹅卵石没什么两样。这玉器，只是有点儿怪怪的，那夯汉看康宁盘桓在他的摊前，时候不小了，又见他对那玉器拿在手中舍不得放下，就问：“老弟，你算识货，是行家！在下佩服！佩服！”康宁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说：“略知一二，算不得行家里手！”他随口又问：

“这玉件，啥价？”

“那我就不客气了，五个钢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