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初，某侍御，浙人，忘其名与氏。性迂缓，以疲软挂弹章。家有膏腴地数十顷，招佃布种。佃欺其懦，积数载不供租。因令群仆擒而械系之，其家人曰：“盍付有司，治以法？”侍御曰：“有司必事鞭挞，敲筋剥肤，心所不忍。但坐处不设脚凳，每餐食以精凿，使过饱，不令食烟，而更使瞽者唱南词于其侧，此不恶而严之法，不越旬，逋可尽得也。”南词者，盛于江浙，所谈皆男女相悦，其词鄙俚不文，妇女及屠沽者流，聆之恒经日不倦；稍有知识者，多掩耳而走。烟与脚凳，侍御所刻不可少；而南词，侍御所不欲闻，故推己及人，亦欲以此困之。顾不知胼手胝足之夫，俾终日饱餐听曲，何修得此？烟与脚凳，有则固佳，无亦何害。乃人情物理且未谙，安望其执法网而秉国宪？其疲软被黜也，宜哉！后唐有李载仁者，为推官，一日赴高从晦召，途中见部曲相殴。载仁怒，急命从者取饭并蒸豚食之，戒曰：“再犯必置酥于肉！”夫肉酥并食，非鸩毒也，特无佳味耳。部曲乐于私斗，必怯于公战，非严法以惩之，何以肃军政而饬戎行？迂谬若此，闻者绝倒。使二君生同世而仕同方，其措施必更有解人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