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上的“无法无天”，背后不正是精神上的“无法无天”吗？

2002年

(第四节大地伦理（四章）

毁灭物种就像从一本尚未读过的书中撕掉一些书页，而这是用一种人类很难读懂的语言写成的关于人类生存之地的书。

——（美）霍·罗尔斯顿

天使之举

电视新闻里，每看到那些“绿色和平”分子、那些民间志愿人士、那些无名小卒，在风浪中划着舢板，不知畏惧地，拼命挡在捕鲸船或核潜艇前……他们皆那么小，那么孤单，那么三三两两、稀稀拉拉，却抗拒着那么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甚至是国家机器……

我总忍不住久久地感动。我清楚：这些都是真正的人，真正有尊严和爱自由的人，他们在保卫生命，在表达信仰和理想，在抗议同类对家园的剥削。

据报载：一位叫朱丽娅·希尔的少女，为保护北美一株巨大的红杉树，竟然在这棵18层楼高的树上栖居了738天，直到该树的所有者太平洋木材公司承诺放弃砍伐。

希尔是阿肯色州一位牧师的女儿，为呼吁保护森林，她于1997年12月10日攀上了这棵被称为“月亮”的红杉树。原打算呆上3周，不料木材公司的冷漠却把她足足搁置了两年。当冬季来临，她只有一块蓝帆布遮挡，无法洗澡，就以湿海绵擦身。

当双足再次踏上大地时，希尔喜极而泣。

我留意到，这则消息是被某晚报排在“世间奇相”栏中编发的，与之毗邻的是“少年坐着睡觉11年”。显然，在编辑眼里，这事儿不外乎一种“异人怪招”，算是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一种诠释。可以想象，无论于编辑心态还是看客的体验，都很难找到“感动”“审美”之类的痕迹，只是猎奇，只是娱乐与戏谑。

我为一位少女的心灵纤细和行动能力所震颤，为这样一场生命行为所包含的朴素信仰和巨大关怀力而惊叹，也忍不住为同胞的粗糙而遗憾。

这不仅仅是迟钝，更是麻痹和昏迷。

对大树漠不关心算什么人呢？只能算“植物人”罢。

我们有数不清的黄河探险、长江漂流、雪山攀登、海峡泅渡……甚者竟不惜性命。目的不外乎：或为国争光，别让洋人抢了先；或时尚一点说，“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可我们几乎从未有过像希尔那样默默的私人之举，那样日常意义上的“举手之劳”。

显然，双方对自然的态度有别：希尔拥抱大树显示的是一种爱的决心，一种厮守的愿望；我们那些“壮举”设计的是一种比试，一种对抗。二者的实践方式亦有别：前者接近一种日常的梦想表达和自由生活方式，后者像一场众目睽睽下的卖力表演和作秀。

即使某位中国少女扮演了希尔的角色，又会怎样？她的同胞、亲人会作何想？社会舆论和职能部门会作何反应？

她会不会被视为疯子？梦游者？妄想狂？

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坚定地做信仰之事！我们也缺乏这样的常态：尊重、维护别人（包括子女、眷属）做信仰之事的权利！

父母会干预，朋友会劝阻，组织会帮教，舆论会起哄，有关部门会制止……用熟悉的话说，叫“摆平”。即使你勉强爬上了那棵树，呆不过3天，就会被像乌鸦一样轰下来，对付一个丫头片子的撒野，招多着呢。说到底，此事休想做成。

于是，也就成了无人来做的事。

她不属于我们。因为她是天使。

树，树，树

有位老先生，教弟子识字：何为“树”呢？木，对也！就是说，先人造该字是为了告诫后人凡“木”必“对”，不可伤之。

或许，此解释不免强说之嫌，但在我眼里，它却包含着惊人的美学和精神含量，它比任何权威都令我钦敬。对一个在母语中浸泡几千年的群体来说，看不见这个字的神奇，确属遗憾。

提起瑞典，眼前就会浮现出一道宁静、典雅、恬淡的风景：白雪、木屋、蓝湖、青山、郁金香……而斯德哥尔摩，更是一弯美丽的月牙之城，每个到过她的人，都会为其旖旎风光所打动，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虽有现代设施之便捷，却无现代都市之弊端，尤其完好的古城风貌。游客也往往会从导游嘴里获得这样一个故事——

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浪潮冲向这座古城。市政当局雄心勃勃推行旧城改造计划，“百万工程”即其一，旨在每年递增10万套新住宅……当轰隆隆的铲车逼近“国王花园”时，斯德哥尔摩人警觉了：这样下去，自己的家园会沦为什么样子？未来的她与世界各地有何二致？

疑问渐渐拢成一股公共舆论和团结的理性。人们开始表达愤怒，在露天里发出声音。终于，一场保卫斯德哥尔摩的运动开始了——

1971年，市政决定在“国王花园”建一个地铁站，它意味着这片古老的绿地大难临头。于是，一群勇敢的年轻人率先发起了“城市的选择”行动，擎着标语，走上街头，高喊“拯救斯德哥尔摩”口号。开始政府不以为然，派出电锯工人，欲强行伐树，公众用身体组成人墙，挡在树前……骑警来了，但慑于众怒，败下阵去。为防止当局耍花招，市民们干脆搭起帐篷，日夜守候，誓与古树共存亡。

终于，政府作出了让步，地铁线绕道而行，虽多花了数倍纳税人的钱，但历史悠久的“国王花园”留了下来。

那群百年古树是幸运的。在她盛大荫凉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终于有机会回报那片慈母般的葱茏了。或许愈难得就愈珍惜吧，如今的“国王花园”更是斯德哥尔摩的胜地，每年都有数不清的集会和演出在此举行。

那些护树青年，也成了大众心目中的英雄。新生的瑞典公民和外国游客，很容易在瑞典教材、斯德哥尔摩旅游手册里读到他们的事迹。

还有一事也令我难忘。如果说“拯救斯德哥尔摩”的主体力量来自民间，那这一次却是精英们的决策功劳了——

20世纪中期，美国的田纳西州曾投资116亿美元建一处名叫“特里哥坝”的水坝，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时，忽接美国最高法院的通知，令其停工，理由是这儿生活着一种体长不过3英寸的蜗鲈（北美淡水鱼，体小，需在浅而湍急的水中产卵）。其后，“濒危物种委员会”也对该工程加以阻止……眼瞅着这座已具雏形的庞然大物，其时的田纳西州州长叹道：“这等于给世上最小的鱼建造了最大的纪念碑！”

3英寸——116亿美元，怎样的悬殊比例，怎样的不可思议！

这是大地的胜利。

一切取决于人的素质，大地喂养出的人的素质。

一群古树挫败了一条现代地铁线，一尾3英寸小鱼掀翻了一座超级水坝……我们身边会发生这等事吗？

我常常抑制不住地想：如今的北京，假如没有那场毁灭性的旧城改造，而是像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那样：完整地保留旧貌，另辟新城……今日北京会是一番什么气象？据说，当年梁先生将提案递呈后，得到了这样的呵斥：“谁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党籍！”显然，问题是不可讨论的。正是这种不可讨论，使得几十年来知识者早早养成了沉默的习惯，使我们在和平时期失陷了一座又一座辉煌城池。至今，偌大华夏竟无一座古城是以“城”为单位留存下来的，所谓的古迹，只是稀稀拉拉的“点”，铺不成“面”，构不成“群”。

“拆掉北京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一块肉。扒掉北京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一层皮！”正像徽因墓在“文革”中被铁砣砸得稀烂一样，梁先生的惨叫又何尝不是文明之呻吟、知识之哀鸣？

我又获悉：二战结束前，身在重庆的梁先生，曾写信给美国军方，望轰炸日本本土时，能对奈良和京都两座古城手下留情。

不知美方是否收到了这封信，不知这一外国人的请求是否被采纳，但我由衷地感到：若没有梁先生这些人类文化的知音和保姆，我们的世界和生活会破败成什么样子？而其本人及那些诤言的遭遇，恰恰折射出了文明的处境、良知的艰辛和成本。

笼文化和望鸟镜

同胞在其旅行见闻中说：欧洲的一些公园，常见一种架在草坪上的望远镜，一打听，方知是为观鸟而设，它们准确的名字叫“望鸟镜”，凑上去，游客能仔细欣赏远处树上的一举一动，对鸟雀毫无惊扰……

“望鸟镜”，一个多么柔情和诗意的词啊，那距离多么美、多么温暖和恬静、多么沁人心脾！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何以没诞生如此“遥望”的冲动呢？我想起了身边的另一番景象：花鸟鱼虫市场，寓翁闲叟们的膝下，太极晨练的路边，随处可见一种国粹——鸟笼，一盏盏材质优良、工艺精湛的“小号”。

有多少盏这样的“小号”，便意味着有多少双翅膀被从天上剪下来。

我们发明的是栅栏，是囚牢。我们总喜欢把爱变成虐，把欣赏变成占有，把“吻”变成“咬”。

读过一组故事：在澳洲，当局不惜斥巨资，在一条高速道上留出了众多的横向路带，供袋鼠们自由穿梭……一对志愿者夫妇，为救一条被渔网困住的白鲨，冒着生命危险，跳下海，亲手去解绳扣……纽约一次火灾中，消防员理查·麦托尼解下自己的输氧器，让给一只被浓烟呛昏的猫……一位女科学家，为考察和保护非洲狮，在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去世……

这和我们那些身穿羚羊毛、大嚼鲨鱼翅的饕餮客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区别，也正是“望鸟镜”与“鸟笼”的距离。

还有更让人匪夷所思的，2001年10月6日，一对游客在武汉森林野生动物园乘车游览，嬉戏中，一只两岁的小狮子突然将利爪探进车窗，抓伤了她们。20日，动物园向市林业公安处提出申请，要求击毙这只闯祸的小畜生。后经当地市民的再三抗议，园方才撤回死刑起诉，改判“无期徒刑”。从此，这只小狮子将在铁笼里孤单一生，不能再享受群居和放养生活。

显然在人眼里，它是有罪的，因为它对人产生了敌意，并制造了伤害。但我要问：谁先有罪？谁先侵犯了对方利益？谁先发动了挑衅和攻击？在大自然的法庭上，人类难道不已被控诉亿万次了吗？按自然法和生命平等的天条，此刻，它压根不该出现在人的车窗前，它的家是非洲大草原，这会儿，它应该随母亲散步、和姊妹玩耍……

是谁剥夺了其自由和天伦之乐？是谁把它发配到与人近在咫尺的地方？毁其家园，杀其父母，夺其自由，如今却呵斥起它的过失来了，这公平吗？

更让人疑惑的是，有识之士不大声疾呼要恢复动物的野外生存能力吗？不正为野兽不野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吗？为何现在却要对一只偶露峥嵘的小兽怒目而视、睚眦必报？莫非希望兽中王像巴儿狗一样乖巧？

我替这只小狮子难过，更为自己的同类悲哀。

生命和平

在同一物种内，一个生命杀害自己的同类，比如一个人杀害另一个人，甚至一只狼咬死另一只狼皆被视为罪孽，哪怕动物间的自相残杀，也会激起人心理上的强烈厌恶。那么，不同物类之间呢？

当我们堂皇地把大自然视为盘中餐、袖中物时，何以再也寻不到羞愧感了呢？“人类中心论”“人本位”“人类利己主义”天然即合理吗？人欲膨胀到几何都不受怀疑和指控吗？

当初，上帝曾给予人类怎样的权限？现代人履行的是神旨还是自我授权或达尔文式的刀俎路线？

曾有报道：辽宁，一座林子里，一个头戴兔皮帽子、手提猎枪的男子，突遭一只凶鹰袭击，它朝猎物俯冲下来，死命将利爪钉进对方头皮，想将之叼起……若非同伴及时赶到，该男子很可能呜呼了。

猎人被猎，咄咄怪事。报道人的语气里，竟毫无责鹰之意。人背叛人，也属罕见。

我在想，那位猎人，在天上的那双眼看来，是一只怎样的东西呢？据说，鹰眼向来锐利，视程和分辨率极高，总不致把人和兔子搅混吧？按常识，鹰也从不袭人啊。这究竟怎么啦？

只有一种解释：人，变成了非人！变成了荒诞的东西！

脑袋像兔子，猫腰拾枪，蹑手蹑脚……难怪眼神极好的鹰，也不认得它素来敬畏的人了。怪谁呢？

想起史蒂文森在《尘与影》中给“人”下的一场定义——

“人是多么怪异的一种幽灵啊……他是这大地上的疾病，忽而用双脚走路，忽而像服了麻药一样呼呼大睡。他杀戮着、吃喝着、生长着，还为自己复制若干小小的拷贝。他长着乱草般的头发，头上装了一双眼睛，不停地转动和忽闪着。这是一个小孩看了会被吓得大叫的东西，但如果走近点看，他就是他的同伴所知道的那个他。”

我想，那个倒霉的猎人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再戴那顶兔皮帽了。

自然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发生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的情形，也从未面临过这样一场由一个超级杀手制造的超级杀戮……人类不管是以其行动促成了某一物种的灭绝，还是以其漠然让该物种走向灭绝，都是阻断了一道有着生命活力的历史性的遗传信息流……让一个物种灭绝就是终止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霍·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

20世纪最后一年里，每天午间，某电视频道用几分钟讲述一个发生在“历史上的今天”的悲剧，它告诉世人：许多年前的今日，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曾有一种生存伙伴，比如一只美洲旅鸽或一头安哥拉红羚，发出了它在地球上最后一丝哀鸣……

每看这节目，我正在进食的胃都会莫名地一阵痉挛。

我甚至怀疑，现在的胃病莫非就是那时落下的。

2003年

(第五节我们拿什么送给孩子

大地的礼物

丹麦日德兰半岛的一个山谷里，住着一位林务员和他7岁的女儿。这本是一个幸福之家，可自从年轻的主妇去世后，笑声便失踪了。

这年夏天，汉斯·安徒生来这儿度假。很快，小女孩的黯然，那双漂亮眸子里过早闪烁的忧郁，深深刺疼了诗人。他痛苦不安，为命运的残酷而伤感，甚至自责：“原谅生活吧，亲爱的孩子，我们没能把足够的欢乐和幸福交给你……”

一天，他在林子里散步，发现草地上有许多蘑菇，不禁心中一动。翌日，诗人邀请自己的小朋友去那片树林。突然，女孩尖叫起来，兴奋得脸通红，因为每簇蘑菇下都藏着一件奇妙的小玩意儿：一颗银纸包的糖、一朵蜡花、一条缎带……红枣不见了，大概给乌鸦叼走了吧，诗人心想。他微笑地看着这一切，女孩欢快得像一只小鸟，蹦蹦跳跳，眼里燃着惊喜……诗人骄傲地宣布：这些都是“地精”爷爷藏在那儿的，是他送给每个善良人的礼物，你获得了，因为你是个好孩子啊！

后来，在一辆夜驿车上，安徒生给旅客说起了这桩往事。“您欺骗了天真的孩子。”穿黑袍的神父气愤道，“这是大罪孽！”诗人也激动了：“不，这不是欺骗！我坚信，无论任何时候，她的心都决不会像没经历过此事的人那样冷酷无情！”

不错，这正是童话的价值和美德。

它将善良、温情、爱意、公正、信任、种种美好的元素和生活逻辑，将我们不慎迷失的东西重新找回来，对命运的缺憾和心灵的亏损施以弥补。它尤其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美，活着为了什么，美好的人生应该有什么，如何发现、壮大自己的梦想……

教育家说过：如果一个孩子在7岁时知道了什么是美，他就会用一生去寻找美！

许多年后，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重新回到那片草地上。

他没再见到那个小女孩。但他确信，那一定是位美丽的姑娘了。

当他蹒跚着低头找什么时，一个小丫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她好奇地眨着眼，柔声问：

“老爷爷，您丢失了什么？我可以帮您找回来吗？”

老人眼睛湿了。

没什么比这更能抚慰一颗孤独的心了。在这个天真的新人身上，他已找到了要找的东西：快乐、自由、善良和美。

森林被杀害，童话被杀害

森林，这大地最美丽的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