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木偶中的一个我撞见另一个木偶我和另一个木偶互相尖叫“木偶！木偶！”——岩鹰

张弓键到北京旅游结婚，他带着新婚太太到编辑部看望我。

他认识我，可我不认识他。

他坐在我的对面，亲口对我讲了前面那个脸很白的周德东的故事。

我问他打的电话是什么号，他说了八个数，那确实是我的电话。可为啥和他通话的是那个人呢？张弓键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正巧他溜进了我的办公室？

叫爱婴的那人冒充作家是为了逃避收容。

那个要扶持天安县文化事业的人是为了骗车。

哪个人都有实际的目的。

而这个神秘的人是为什么？

《新青年》封三上我那个漫画，我见过，画得特别像。接到那本杂志的时候，当时我还感叹半天，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后来，我专门问过那家杂志社的编辑陈大霞，问她那个漫画是谁画的，她说是他们那儿的一个美术编辑照我的几张照片画的，她还告诉我那个美编姓肖。

金宝说那个人跟漫画上的我一模一样，就说明他和我很像。

他竟然和我很像！

张弓键当时很激动，他说：“太像了，根本分不清！如果您不是这样严肃，我还以为您跟我开玩笑呢！只是······”“只是什么？”我问。

他犹豫了一下，说：“······只是他的脸很白，比我还白。”张弓键的脸就很白。比他还白？那还是人的脸吗？

他补充说：“他是那种没血色的白。”我的心抖了一下。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请张弓键和他新婚太太吃了顿饭。他太太叫花泓，长得挺漂亮，好像在县政府工作，文秘之类。

送走张弓键馆长之后，我一直都在想那人的长相。

我最害怕这件事。

假如他仅仅是长得凶恶，哪怕再凶恶，我都不会这样怕。因为，那种危险是大家共同的危险。而现在，他仅仅是长得像我，没人注意到这件事情，没人察觉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没人帮助我。就像孩子看见了一个贼可怕的东西，正一步步朝他逼近，但是大人却看不见，继续在灯下织毛衣······

我不解的是，他竟然有我的身份证！伪造的？当然，现在连***和处女膜都能伪造，造个身份证更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他并没有干啥坏事，为啥下这么大的工夫？

这人是谁？

我苦思冥想，感到很玄乎。

虽然我的职业是写恐怖故事，但是我希望生活中所有的恐怖都是故事。

可是，冥冥之中就像有什么安排——正像我说的，写恐怖故事的人早晚要遇到比他的想象更恐怖的事情。

现在我就遇上了，这个恐怖故事刚刚要开演。

他刚刚开演。

其实我胆子不大，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就可能让我感到阴虚虚的，排解不开。假如生活中有个陌生人一直怪怪地盯着我的眼睛，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超过半小时，我会跟你一样，最后惊慌失措，撒腿就跑。

这世上的事，世下的事，我搞不懂，咱们都搞不懂。

但是，我必须表现得腰杆很硬气，神经很茁壮，生命很阳刚。

这算是我的职业道德吧。

我是一个写恐怖故事的人。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会把作者当成参照物。大家都是脆弱的，都是极富暗示性的动物，如果他们知道，对他们说“不要怕”的人，其实心里更怕，那他们咋办？

我除了要在故事中做一个榜样，而且我还打算满足读者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种要求（除了你跟我借钱）。我的信箱请在我另一本书《三减一等于几》中查找。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一张旧照片。

那年，海南电视台有一个导演，飞到古城西安（当时我在编《女友》杂志），要把我这个苦孩子的经历拍成电视剧，八集。他把名字都想好了，那名字很俗，听的人都不好意思，在此不提。

当时《女友》杂志上还登了一启事，为这个戏选男主角和女主角。

女主角八个，一集一个。男主角当然是我。我当然是一个。

报名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都装着照片和简介。那些信堆了半房间。有俩编辑专门加班帮我拆信，每天都干到很晚才回家。

有个人曾对我说，假如你夜里看不同的陌生人的照片，超过一万张，你就会疯掉。我一点都不信。

可这天夜里，有个编辑突然叫起来。我问她咋地了，她举起一张照片说：“这有一个男的，跟您特别像！”我接过来看，果然像！

另一个编辑看了后，朝我鬼鬼地笑。

我说：“你笑啥呀？”他说：“周老师，您别开玩笑了。”我说：“我开啥玩笑了？”他自作聪明地说：“您把自己的照片寄来，骗我们玩。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说：“咳，真不是我！”然后我对发现这封信的那个编辑说：“你把信封找来。”她就把那信封找来了，上面的地址是遥远的北京······

难道是他？

我努力回想。他的单位好像是一个叫《卖》的报社。我记得当时我还为这个报纸的名字叫好，我说：“这名字真简单。假如办一份全是各种商品信息的报，名字叫《卖》，那多好啊——《卖》报《卖》报”！

现在，我怎么都想不起那人的名。

虽然希望渺茫，但我还是决定去《卖》报找找他。

我要找到这张多年前照片上的人。

我在新闻出版这个圈子呆久了，很熟，我很快就找到了《卖》报社。那是一座写字楼，里面有很多公司。我走在楼道里，东张西望。

有个矮个子男人迎面走过来，他跟我打招呼：“曹景记，你回来了？”我陡然想起那人就叫曹景记！

我说：“我不是曹景记，我找曹景记。”那矮个子男人走近了我，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他惊叹道：“嘿，你和他长得真像！对不起。您是他弟弟吧？”我说：“不是。”他斜着眼睛看我，得意地笑了：“那他就是您弟弟了。”“也不是。”我知道我遇见的是一个饶舌的人，就避开谁是谁弟弟这个十分不沾边的问题，直接问：“他的办公室在哪儿？”他说：“您不知道？他半年前就跳槽了，那段时间我不在，我表姐生病了······”我着急了，问：“他去啥单位了？”他说：“一个好像叫24小时的影视公司，听说他去当副总经理，而且薪水特别高······”我说：“你帮我找找他的电话，行吗？”他说：“你等等，我去采访部问问。他原来一直做记者，他是个很敬业的记者······”他一边说一边走进了一个办公室。

过了很长时间，热心的矮个子男人才出来，他说：“真抱歉，曹景记跟他们都断了联系。平时，他和同事们的关系都不错，可是······”我有点不知所措了。

一个直觉冲击着我的脑海——就是他！

最后，我终于没找到曹景记的任何联系办法，只好沮丧地离开。

之后，我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打探这个叫24小时的影视公司。

其实，这根针就在我脚下——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闲聊，说起了这件事。他说：“我知道这个公司呀，前不久，他们还找我写过一个本子呢。”我眼睛一亮：“他们在哪儿？”他说：“好像就在你们编辑部附近。等我回去找到名片再告诉你。”晚上，我的朋友打电话来，告诉了我详细地址。果然就在我工作的编辑部旁边，三环路上。第二天我就去了。

我一帆风顺地找到了那家公司。

那个公司的人也都说我和曹景记长得像。

一个职员告诉我，曹景记一个月前就神秘地辞职了。而且，他和公司里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

一个月前正是假周德东在天安县为文学青年讲课的时间。

我问那个职员：“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那个人说：“我几个月前取资料去过一次，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住那儿。”然后，他把那个地址告诉我了，是玫瑰居一带。

我当天就去了。

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天快黑了。路灯亮了，个别的小偷已经从洞口露出眼珠。

那是一个很旧的楼，所有的窗户都没有亮光。

我慢慢地爬上去。楼梯很黑，有一股霉味。我在走近一个可怕的谜底。

最高一层。

楼道里没有灯，暗暗的，一片死寂，只有我慢吞吞的脚步声。我甚至怀疑这是个废弃的楼。

我一边走一边看一个个门牌号。我只有把眼睛凑近门牌号才能看清。

我的眼睛凑近其中一扇门的时候，那扇门竟然自己慢慢拉开了！

一张脸出现在我面前，把我吓了一跳。

他和我面对面地站立。

我俩都愣住了。

他和我长得像极了，我遇见了我！

他的脸很白，是那种没有血的白。

就是他。

我先说话了：“你是曹景记吗？”他反问：“你是？······”我说：“我叫周德东。”他冷冷地说：“我不认识你。”我说：“几年前，你不是给《女友》杂志社寄过一张照片吗？”他皱皱眉：“什么《女友》杂志？我根本不知道。”我想了想，说：“我是个作家，写恐怖故事的，我可以进屋跟你聊聊吗？”他也想了想，然后说：“你想进就进吧。”这是一个很简陋的房子，一看住的就是那种随时要搬走的人。屋子一角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书。房顶有一只很小的灯泡，昏昏黄黄。

我坐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窗户上挡着严严实实的帘子。那帘子是黑色的，好像很沉。

他坐在我的对面。他没有给我倒水，两个人就那样干巴巴地坐着。他看着我的眼睛，问：“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说：“打听的。”他继续看着我的眼睛：“你为什么要找我呢？”我知道，他一直在试探我。我有点紧张。

只有我和他。

假如我挑破那个秘密，我能活着走出这间房子吗？

我装作没事儿一样说：“我记得曾经接到过你寄的照片。因为你长得跟我特别像，所以记得很清楚。现在我到北京工作了，偶尔想起你，就找来了。”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你找我费了很大劲儿吧？”我说：“就是。”他说：“真是怪了，我根本没寄过什么照片。”我说：“那可能是我搞错了。”接下来就没什么话说了，很静。

为了掩饰尴尬，我假装左顾右盼地打量他住的这个房间。

我说：“这房子采光不好吧？”他也四下看了看，说：“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搬走了。”我忽然想到，他随时都可能在我眼前消失。也许，现在不问清楚，我就再也找不见他了，而那个事件也就成了永远没有底的谜。

我鼓了鼓勇气，终于说：“曹景记，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别介意啊。”他会意地笑了笑：“我知道你有事。”我看着他的眼睛，突然问：“你前一段时间去没去过东北？”“去过。”接着，他也盯着我的眼睛，问：“你怎么知道？”我避开他的问话，继续问：“是黑龙江吗？”他想了想，说：“是。”我又问：“你去干了什么？”这句话中加个“了”，味道就变了。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他摸了一下鼻子。我觉得他是在掩饰慌乱。然后，他说：“我去抓一个骗子。”我皱了皱眉：“你去抓骗子？”他说：“是的。”然后他又摸了一下鼻子：“那时候我刚刚调到公安局，正巧接到一个案子，诈骗，罪犯嫌疑人跑到黑龙江去了。但我扑了个空······”然后他又盯住我的眼睛：“你怎么知道我去了黑龙江？”我毫不信任地说：“我实话实说，不想绕弯子，那段时间，有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到黑龙江冒充我，我怀疑是你。”说完这句话，我的心剧烈地跳起来。

他并没有吃惊，只是说：“是吗？那不是我，你又搞错了。”然后他拿出他的警官证，在昏黄的灯光下递给我：“您看看，我现在是警察，不可能冒充你。”我揶揄道：“他还有我的身份证呢，所以，我看你的警官证也没啥用。不过，这个冒充我的人到那里并没有骗钱财，反而干了些好事，没啥，我之所以查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很怪。”曹景记说：“那可能是变态。”我仍然看着他的眼睛说：“也许是。”他又问：“他去的是什么地方？”我说：“天安县。”他说：“我去的那个地方是方圆县。”我说：“这两个县挨着，太巧了。”这时候，有人敲门。

曹景记站起来，打开门，我看见门外有两个穿警服的人。那一瞬间，我应该一下想到是曹景记犯事了，警察来抓他。可我没有那样想。我当即认定他们是曹景记的同伙。我甚至怀疑他们是被曹景记施了法术的纸人，因为他们的脸也都很白，白得不正常。

曹景记对他们低低地说：“进来吧。”然后，他对我说：“这都是我们刑警队的同事。”他们是警察？我觉得他们穿的警服都不合体。

我忽然想起一个电影，两个人害死了两个警察，把他们的衣服从身上扒下来······那电影中的两个亡命徒跟这两个人还真像。

我观察着他们的脸，他们的神情都有些怪，很飘。

他们进了屋，都坐在沙发上，不说话。他们坐在我和门之间，也就是说，他们的四条腿挡着我出去的路。

曹景记把门关上了，动作就像他打开时那样轻。

我一下想到，我可能真的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了。

曹景记指指我，对那两个人说：“你们看看他。”其中一个人看了我一眼，没有一点笑意，他问曹景记：“这是你哥哥吗？”“不，不是。”另一个说：“那就是你弟弟。”曹景记说：“我的哥哥弟弟长的其实并不像我。”那俩人感叹：“你俩真像。要是你当他，或者他当你，肯定没人能认出来。”我哆嗦了一下。我看看曹景记，连忙说：“熟人还是能区别出来的。”曹景记突然对我说：“要不，咱俩就换换？”我一惊：“换什么？”他说：“就是我当你，你当我呀。”我挤出一点笑，带着讨好的味道：“你真会开玩笑，当一个卖字的作家多苦啊。”曹景记也对那两个人挤出一点笑：“你们觉得呢？”那两个人都挤出一点笑：“我们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这时候，墙上挂的那个破钟敲响了，很刺耳，“咣！咣！咣！咣！咣！咣！”丧钟为谁而鸣。

我鼓了鼓勇气说：“曹景记，我还有事，我走了。”他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阻止我，他说：“那好吧。”我说：“有空你到我那儿玩。”这完全是一种客套，我没给他名片，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地址和电话。

我走过那两个人的四条腿时，也跟他们打招呼：“再见。”“再见。”他们是一同说的。

曹景记说：“我送你。”我说：“不送了。”曹景记说：“不行，楼道黑。”出了门，他又轻轻把门关上，然后他低低地说：“要是你发现那个人在北京出现了，你立即通知我。”“噢。”我随口说。我看不清他的脸。

他送我到了楼梯口，有了点光。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那束灯光照着他很白的脸，贼吓人。那一刻，我觉得他的眼神可疑到了极点。我低头匆匆走开。

出了那个旧楼，我感到无比孤独。

一个人，匆匆走过，看了我一眼。他也许是小偷。他也许在对我说：小偷向您提示，谨防警察。

我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剧院中，四周的座位都空着。帷幕慢慢拉开，台上也是一片漆黑，只有一束惨白的光，从舞台后直直伸出来，照在我脸上。我看不清四周。一个恐怖故事要开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