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还是要慢慢地说，要是我说得太快的时候，请同学们举手，我就说得慢一点，还有，要是我说得太难的时候，就请我的这位上司仓石武四郎先生替我翻译一下。

今天坐在这里，我不感觉到是在东京，或者是在日本，因为我就感觉到仿佛是在北京或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一个样子。因为刚才那两位同学所讲的话，比我们这次代表团团员所说的话还要像中国话。我们的团长巴金先生，他是四川人，我们的团员马烽先生，他是山西人，今天同学们讲的中国话，比这两位著名的作家讲得好得多，这个应该归功于仓石先生与老师们的努力，还有同学们的坚持，也是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的地方。

我没有来日本以前，有人都问我，你到日本可以不用翻译了吧？说，你在日本住过五年。这时候，我就非常地难过，因为我在日本，没有学好日文，我在诸位面前，很惭愧。诸位今天这样努力学习，实在很有意义，刚才有人说：“学好中国话，为日中友好起桥梁作用。”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你想，假如一个人没有翻译，到中国来的时候，怎么办？我现在早晨看报，不会看日文，只能看英文，我通过英文来了解日本，我觉得这种做法实在有些隔膜。中国与日本离得这样近，假如要是能够直接的航班的话，从东京飞到北京，或者是飞到上海，只有两个多钟头；假如中国与日本有了直接邦交的话，那该多么痛快！

今天看见大家，我的话不知从哪里说起，我的感慨非常地深。战后，有许多日本朋友到中国来，就对中国人说，我们非常地惭愧。他们说惭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日之间发生过一段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我们对那些说惭愧的人说，当我们中国人民受苦的时候，日本一般的人民也跟我们一起受苦，所以应该惭愧的不是你们，更不是在座的年轻人，而是那些发动战争的军阀。我们所要努力的是，要往前看，要促进中日的文化交流，要把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友好的亲情恢复起来。大家都知道有个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的纪念。日本人把“鉴真”读成“刚金”的音，“刚金”这个发音啊，就是福建话，是我本省的话，现在北京话说鉴真。我发现许多日本话跟我本省的话是一样的发音，所以我相信日本话跟中国唐朝的南方话已经是交流的，北方话受到北方兄弟民族的影响，形成现在的北京话。“刚金”我念出来非常自然，因为是我自己福建的话。

鉴真和尚一千二百年以前到日本来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不太知道，在中国的《高僧传》里头，鉴真和尚所占的位置不过几行字，很少，但是，通过日本这次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看了许多日本材料，才晓得鉴真和尚到日本来的时候，走了六次都没有成功，最后眼睛瞎了，他才到了日本。跟鉴真和尚来的有三百多人，中国人，从来没有那么大的代表团，代表团里头有男的，也有女的。上次我见到井上靖先生，我就跟他说：“您的那本《天平之甍》，以后重写的时候，要把那三个尼姑放进去，在鉴真代表团三百人里头，有三个尼姑，有一个还有名字，叫做‘智守’，她们为了日中文化交流，也做过很多的工作。”不是因为今天听我讲话的都是女同学，我才特别说这个，的确，妇女对文化交流有很大的贡献。

那么鉴真和尚为什么来日本呢？因为有两位会友，或者说在唐朝已经有许多日本和尚到中国去留学。那么就有两位特别有心的人，一位叫荣睿，一位叫普照，这两位和尚非常热心，要请鉴真和尚到日本来。鉴真和尚被他感动，就问他的学生：“你们谁愿意去？”学生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鉴真和尚就说：“为了传法呀，不惜生命。”他不是说性命，而是说生命。所以，后来鉴真和尚的眼睛已经瞎了，他还坚持来。荣睿和尚是日本和尚，他没有回来，他病了，他死了，死在现在的广州。普照和尚回来了。这个故事说起来很长啊，我也说不了很多，因为是新近才学的。我就想到，早在一千二百年以前，中国人民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有这么深刻的互相影响。

今天仓石先生给我出的题目，说愿意听听我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我自己的这个道路走得不好，漫长而曲折，不是很好的一条道路。但是，我们中国有句话是说“反面教员”，就是这个教员不是正面的，但是他的经验可以使你们走一条更好的路。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写文章，也没有这个愿望。小的时候，我喜欢文学，为什么喜欢？因为我没有法子不喜欢，我小时候所住的地方是一个很冷静的海边上，也不是乡村，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海军学校的校长，我们就住在学校的后头，那儿离农村还相当地远，并且我是最大的孩子，我的弟弟们都比我小得多，因此我小的时候没人跟我玩，那么我的消遣是什么呢？就是听大人们说故事，听大人们说故事。那么，大人们闲的时候就跟我说，忙的时候就不说，那我怎么办呢？那时候，因为没有儿童文学，他们给我讲《三国演义》，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他一不说了我就着急，想知道下回分解，于是，自己就拿起书来看。那时候我还很小，只有七八岁，你想想，《三国演义》一个七岁或者八岁的孩子怎么看得懂呢？但是我还是看，所以到现在还有许多的中国字，我说不出那音来，因为我小的时候，从来就不知道那是什么音，就这样念下去。以后就引起看书的兴趣来，我很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有的时候，我的奶妈或者保姆给我们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两个情人后来变成蝴蝶，还有许多其它的小故事，我也都去找书看，后来越看越多，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差不多比一般的十一二岁的孩子看得书多多了。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写书，那时候想到学医，做大夫、医生。其实，我学医也有理由，因为我的母亲身体不好，有一种吐血的病，那个病我也有，肺支气扩大，医学上的名称。它不是一个僻病，但有的时候一累，或者感情很冲动的时候，就会吐很多血出来。那个时候，中医也没法治，我自己从十五六岁起就吐血，那时候，中国还是比较封建的，妇女们很不喜欢叫西医看，因为西医要听肺，又都是男的医生，我母亲就不愿意看西医。当时心里就想，假如我能做医生，替母亲看病，多好啊！所以我就一直就想学医，在中学里面，我的功课比较好的都是理科的功课。数学、代数、几何、生理，一直到预科，理科的功课总是好的。

但是，就在我理预科快毕业的时候，五四运动来了。五四运动大家都晓得，就是那个日本军国主义者要占领青岛。那时候的学生非常激动，都出来示威游行、进行爱国的宣传。当时，我在学生会里做文书，我在学校也做文书，什么是文书呢？就是平常学生会、学校的学生会，与外面的联系，来往写信啊，做这种事情。那个时候，北京所有学校的文书都变成一个宣传股，我们每天都在外面奔忙。当时，我们还是受压迫的，政府不叫宣传，就有许多同学被抓进去，关在监狱里头。那一段时间，我们在外面做许多许多的工作，如果是文科的学生，落下一两堂功课关系还不太大，理科的学生就很困难，就够呛。比方说，下午应该是解剖一只猫，先往猫的身上打针，打完针以后你就解剖，或者做一个什么试验，这个课如果脱了就很难补上。学生运动一年多下来，我的功课缺得太多，又补不上，怎么办？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做宣传的缘故，我就常常写文章，那个时候文章是带感情的，感情很丰富的啊，比平常的作文写得好一些，我们的宣传文章，常常在报上登，看见自己的名字登在报纸很兴奋，还觉得，自己也可以写文章。

从那以后就开始写，不断地写宣传的文章，也写那些个对社会不满的文章。我们平时说，中国人民头上有两座大山，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特别是年轻人，最感受到就是封建主义，虽然说我的家庭比较开明，我的父母也没有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给订婚，但是别的同学有，有的很痛苦，到学校的时候还很小，一年级，她的父母已经替她订婚了，到学校之后，她又喜欢一个别的同学，男同学喜欢一个女同学，女同学喜欢一个男同学，又不能够结婚就很痛苦。对这个封建制度啊，不但是恋爱上，不论是从哪方面，都不满意，因此，就写出许多对这种社会不满的文章。我自己呢，可以说是幸福的，因为我家庭没有太大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不幸福的，什么缘故？因为对那些不满的人，我的同情心比较小或是少，因为没有他们的直接经验，于是乎，我写文章的路数就跑到一个逆向去了。就想到自己心里头的事情，就喜欢那些个资产阶级的作家，像印度的泰戈尔啦，什么托尔斯泰啦，我就喜欢那些个。

这应该说是很要紧的事情，什么缘故？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民还在这两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而我自己又把这两座大山忘掉了，仿佛这五四运动一过去，中国什么事都没有了。实际不是那样的！因此从五四运动以后，到解放以前这段，写的东西比较少。刚才有位同学念我“母爱”那段，母爱是好的，母爱是真的，没有一个母亲不爱她自己的孩子，但是，更要紧的，我发现母爱是有积极性的，人性是有积极性的。我举一个很浅的例子，那时我还在日本，四十年代末，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很喜欢一个农村的妇女，他说她在哪一方面都好，就是没有母爱。我问为什么呢？他说她生下一个孩子来，就偷偷地就把他丢到外头去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啊，不知道对我有多大的启发，我就想到，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哪一个妇女肯把自己的孩子丢在外面？就是说，因为阶级不一样，就是说，她自己在受压迫的时候，自己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她没有法子爱她的孩子。这个人所讲的话对于我，是星星之火，我就想到，我这一辈子，比方说，半辈子吧，我宣传母爱，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能够得到这个母亲呢？中国的战争年代，有多少的人不能够做母亲，有多少的人把孩子扔掉，更有多少的革命的同志们，为了全中国的孩子有更美好的未来，她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自己的孩子生下来，扔在哪儿，她自己还往前走，哪一个母亲肯这样做啊？所以说，这个母爱啊，是有个阶级性的。她要权衡，权衡哪一边轻，哪一边重。有的是经济压迫，这孩子搁在我家里也不能活，还不如送给别人。有的革命同志们，他觉得因为这个孩子，我不能往前走的话，对全中国人民的将来关系太大了，她就把孩子在过路的时候，搁在了别人的家里头。后来，等到革命成功再回来找，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到现在，我们有好多的领导同志们，没有孩子。从这点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啊，有人性，但是人有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他的感情不一样，就是说，我走了三十多年这么漫长的路啊，才看到这一点呀。这个路大家不要走，千万不要走。

今天来这里，就是为告诉大家，一定要晓得有这个路，这说明了为什么我在五四运动以后，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比较少了。因为我没有感情，我的感情没有地方寄托，我有很多的感情，我不知道应该挂在哪个钩上，等到你的感情挂在一个钩上以后，就有材料写了。有的人说，有的东西跟阶级没有关系的。我现在看来看去啊，没有一个东西是跟阶级没有关系的，我们说，风花雪月，大家都知道。有的人写文章，写风花雪月，比如刚才我来的时候，月亮就很亮。就说写这种东西跟阶级没有关系？中国的历史上说齐景公，齐国有位国公，一年齐国下雪下了三天，孔子就进去去看他，齐国的齐景公说：“真奇怪，下了这三天雪，天也不冷。”孔子就说是啊：“下这个三天雪啊，外面人民有冻死的，有饿死的，你是住在深宫里头啊，所以你不知道。”对于雪，有钱的人一看下雪就高兴，就生一个炉子，暖点酒请朋友来赏雪，这雪多好看呐！穷人呢？就怕下雪了，是吧？一下雪，他就冷了，就冻了，一看到雪，哎呀，这雪要是能变成白面，那该多好！要变成棉花，那该多好啊！有钱人就不这么想。

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是1946年，恐怕同学们还比较小吧，你们看的没有我看的多。我从羽田飞机场出来的时候，看不见一个日本人，完全是美军，我从横滨坐汽车到东京的时候，两边的路上没有房子，只看见有一座烧过的房子，那还是一个仓库，用钢筋水泥造出来的仓库。木头的部分都烧掉了，钢筋的窗还在，窗户的门开着，就像人的两个眼睛，瞪着看着人一样，我心里非常地难过。在战争的时期，我们所看见的都是日本军队中的军官，所以你看有许多中国里头都说“日本鬼子”，“鬼子，鬼子”，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我到了日本以后才晓得日本人民所受的苦，不在我们以下。我是十一月到日本的，十二月年底，朋友说到银座去走走吧，看看有什么新年的景象？没有！银座连一点灯光都没有，只有警察，拿着灯笼，穿着那木屐，在街上跑，我觉得非常地惨！有个日本的朋友就给我念杜甫，“国破山河在”，这个国家呀，破裂了，山河还在；“城春草木深”，这个城市呀，春天快到了，可草木长得很乱，没有修剪；“感时花溅泪”，感慨这个时世呀，连花都会掉眼泪；“恨别鸟惊心”，他恨这个离别，连鸟都惊心。这个东西就是风花雪月，你能够说没有主观的想念吗？有的，可那个时候，在这里的美国人，他会有这种思想？他不会的呀，他不会觉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在这儿快活得很呢。中国人民要不经过一段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历史，也不会了解到日本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是什么个样子。

这也跟我们今天学中国话有关系。我觉得，今天到这儿来，讲的话，至少对大家可以起点作用，一是拿我做一个“反面教员”，不要走那条漫长的弯曲的道路，从现在就想到人是有灵性的，就是刚才仓石先生讲，谁都有积极性，无论看什么东西，甚至于文学上的风花雪月都有积极性；第二就是说，中国跟日本要永远友好，永远携手，一个东亚的和平，是全世界和平的一个保障。但要与我这个人来携手的话，我就没法子携，因为我不会说日本话，现在学，舌头也硬了，人也老了。但是，诸位青年人就是我们的接班人。接班人？呵，这是一句很新的话，什么叫接班人？比方说吧，一个工厂，分三班，早晨八点到十二点，十二点到四点等等。那么我们从八点做起，做到下午四点，该下班了。这个班交给谁？就是交给大家，您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一定要交给可靠的接班人，勇敢的、乐观的、健康的接班人，我们希望是这样的，把中国话学好，会说中国话，能够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中国的人民。在北京大学，在中国，有许多人说日本话，恐怕大家是想不到的，就可惜他们所学的那日文的程度，没有像你们说中文的程度那样好。刚才那位同学说她才念了一年零八个月，我想叫北京大学的一年零八个月的学生来说日文的话，恐怕不能与他相比。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说得好不好，但是看大家说那么流利呀，我觉得仓石先生是个中日文化交流一个大功臣。无论是语言，是文学，还是哪一学科，只为一个目的服务，就是为中日两国的团结、友好，为世界和平服务，有了这个感情，学生们就学得快活。

我的话就到此为止。不过我刚才听了一个非常兴奋的消息，仓石先生说，将来这个学校还要扩大，是不是啊？明年四月要成立一个日中学院，多好呀！我们就在中国听你们的消息，我刚才也跟仓石先生说了，日中学院无论是需要什么东西，中国的课本哪，还是什么东西，尽管写信给中日文化交流协会。在我们来日本以前，中国成立一个最大的协会，就是中日友好协会，有一千多的日本朋友在成立的现场。平时街上都是日本人，在我们今年国庆的国宴上，头一首歌奏的是中国的国歌，第二首歌就是《东京北京》，还有一首是印度尼西亚很好听的歌，叫《星星索》。现在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确感到，我们是共存共荣的，所以我对同学们有很深的希望，我们的岁数都不小了，“下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我能不下班就绝不下班，我下班也要到有可靠接班人的时候，这时，我下班了也会感觉非常地高兴。

现在留下半个钟头，诸位有什么问题就问，用日本话问也可以，仓石先生翻译，好不好？

问：《冬儿姑娘》里头那个主人公有实际人物吗？这样泼辣的姑娘，中国有几个？

冰心：《冬儿姑娘》是个真人，虽然我没看见过她，那段话是她母亲和我讲的话。抗战以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就再没看见她你问有没有像冬儿姑娘这样泼辣的中国姑娘？请你到中国去看一看，现在中国的女孩子，差不多性格都是比较泼辣的吧！就是说，比从前的那些女孩子，约束少了一些。

现在课本里头，就是我的那些旧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