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重新被关注，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始终没有重量级的斩钉截铁的评价。李敖曾说要写《张竞生传》，也不了了之。能找到的对他的评价，大多是断章取义的片段。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鲁迅的话：“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这被当做张竞生观念超前的证据，可仔细查证，发现这句话出现在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里，缘由是鲁迅班里有五六个女学生，许广平撒娇打趣地劝他欣赏：“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而鲁迅回应私有之念消除“大约是在二十五世纪”，用意不在说张竞生，而是向许广平表衷心，承诺自己一定目不斜视。

迟来的，奠定一生的重要判词，不过来源于一段书信轻飘的调情，说者并无心，这对张竞生来说简直和从文学史上的“被消失”一样悲哀。

无论如何，张竞生终于被重新提及，以先知的名义。我们在回看历史时，为了方便总会简单地归类“好人”与“坏人”，“伟岸”与“龌龊”。为故人的正名，也像翻画片一样无常轻率。而在我心目中，张竞生真正超前、前卫、领先于我们好多年的地方，并不是他对人口的预见，对性的开明，而是他对人性提前了多年的和解与圆融。在张竞生尚未被妖魔化之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话：“怪恶在艺术上只可视为伟大的别名，或则为其阴影，是助成而不是忤逆，是统属而不是独立。”这话即使放在几十年后，也是他最有力的辩词。

不可模仿的民国“igirl”

有不负责任的陈年八卦，说是20世纪20年代，宋庆龄和孙中山从广州到北平，fashionicon宋庆龄担心自己一直以来的上衣配裙装太落伍，在借住外交官顾维钧家的日子里，她偷看了当时顾太太的衣橱，因为那一定是最新的流行。后来北平的时光里，她一直穿着旗袍，有人说她的时装灵感就是借鉴了顾维钧的太太。

顾维钧当时的太太是第三任，叫做黄蕙兰。宋庆龄从她身上偷窥潮流趋势并不奇怪，黄蕙兰是豪门名媛，是社交名流，是时尚东方美的代表，是某年vogue杂志评出的“最佳着装”中国女性。黄蕙兰的父亲是爪哇糖王黄仲涵，他有十八个得到承认的姨太太，有四十二个孩子，黄蕙兰是他最受宠的女儿。她的自传里说自己在不到三岁的时候，妈妈就将一条带有一颗八十克拉钻石的金项链围在颈上，钻石和婴儿拳头一样大。当她戴着，那大宝石就不断敲打着她的胸口，而且在胸脯上留下一条难看的伤痕。这时她妈妈才意识到这钻石大了些，要保姆收起来，等她大些再戴。黄蕙兰说：“不过，当我长大时，我就不常戴它了，因为手头总是有新的，琢磨得更好，更吸引人。”

黄蕙兰少女期在欧洲度过，结识了各种皇室和名流，却没有找到“正确的”丈夫，直到在巴黎结识了三十二岁雄心勃勃的顾维钧。他们的结合是冷静理性计算得出的合理搭配，旁人从此要称她为“高贵的夫人”，他则可以用她的钱开展自己的事业。当时的政府为顾维钧和黄蕙兰在北京借了房子，那是吴三桂为陈圆圆建的，位于城内，十英亩两百间房屋，黄蕙兰因为不习惯住借的房子，就让她的父亲出钱买了下来。房子里一共有四十个佣人，足够黄蕙兰频繁的派对和宴客。

黄蕙兰的另一个乐趣，就是创造出新的时装样式，以看城中妇女争相模仿为乐。民国妇女对“过时”这件事，比现在妇女的恐惧更甚。她们对最新潮流患得患失，亦步亦趋。这也许表明了时势板滞，无可作为，人们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衣服的日新月异上。

黄蕙兰的时尚生涯中，最可夸耀的成就在于她对服装材质的敏感。当时雅致的中国妇女看不上中国绸缎而爱好法国衣料，而黄蕙兰就开始选用老式绣花和绸缎，做成绣花单衫和金丝软缎长裤，这是外国电影里神秘精巧的“中国风”，黄蕙兰说自己出尽了风头。

香港有些人把老式古董绣花裙子遮在钢琴上做装饰，这种绣花幔子只是为了挡灰，非常便宜。黄蕙兰买了不少这样老式的裙子，常在晚上穿着，后来在巴黎引起了轰动，把这种裙子的价格哄抬了几百倍。

黄蕙兰自视为时尚带领者，却毫不掩饰对她追随者的鄙夷，说她们只是盲目的冒牌货。她嘲笑着讲了这样的事，“有一年冬天我因为皮肤病不能穿袜子而光脚去了上海，我没有告诉别人为什么，然而令我感到可笑的是上海的妇女接二连三在大冷的冬天也把袜子脱掉了，后来我的皮肤病好了，重新穿上袜子，她们一定很奇怪吧。”

她一生的优越感似乎从未改变过，在外人眼里，并不觉得这种对财富的炫耀是天真的，反而觉得她整个人的粗鄙。张学良口述的历史里，黄蕙兰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张学良说她无所事事，婚后偷人，打牌偷牌，谎报自己的年纪，脾气坏。有次为顾维钧的外遇吃醋，就在他打麻将的时候，拿着茶水从他头上哗啦啦地浇下去，结果浇完了，顾维钧还是淡定不动地打牌。

他们在结婚三十六年后离婚，顾维钧娶了前民国政府驻菲律宾的总领事杨光泩的遗孀严幼韵，直至终年对自己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赞不绝口。

而在黄蕙兰的自传里，她既没有表示对少帅的不满，甚至也没有对丈夫的怨言，她更兴致勃勃想要叙述的，是自己早年的奢华和风头，她的生活方式，她的品味和胆量被所有时髦或不时髦妇女颤颤巍巍地仰视。国内外的名流对她惊奇溢美，法国玛丽王后、摩纳哥王妃、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妻子……到了晚年，她隐居纽约，眼前神话般的世界消失了，国内外的房子被一一接管。“职业夫人”发现自己身无长处，父亲死后就只能靠着银行利息生活，她直到成为老太太才学会到邮局买邮票，生活对她来说是一次次探险。

失落感最终还是会擒住她。有一次黄蕙兰返回寓所时，一个女人认出了她，说：“我记得您当年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人，衣服时常变换。”她猜测自己听了这话脸色一定变得很可怕，因为那女人赶紧补了一句：“当然，您现在还是那么迷人，不过……”

没说出的话何必要残忍地讲明白，黄蕙兰的自传就叫做《没有不散的筵席》。她有一段冷漠而伤感的自言自语，说：“我的孩子见过一些我以前的生活，但我觉得他们对过去有些厌烦。我的孙儿女对过去更是一无所知。因此，在记得我的世界的人都去世之前，在那个世界完全消失以前，我尽可能准确地把我的生平写下来。”黄蕙兰死于1993年，筵席散得早，她所在的那个世界完全消失了。

2010年8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新周刊》的专题《民国范儿》所作。“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简直可以肯定，他们会想办法往自己生活里引入来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某些习惯和做法，并批评今不如昔。”

这是以赛亚·柏林文章《现实感》的开头，也精准地描述了如今的我们对于民国的感受。

民国真的那么好？恐怕也不尽然。

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把这个道理翻译成一个简单的寓言：来自现代社会的男主角，偶尔穿越回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所生活的“流动的盛宴”的年代，觉得万分美好；那个时代的人却抱怨着所处时代的粗鄙，说几十年前的巴黎才叫好；于是又往前穿越，那时的人又说文艺复兴才是灿烂的“从前”……黄金年代永远在身后。无人能够改变的是，时代的火车往前开——拉着那些愿意的，拖着那些不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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