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总是奔走各处。有时一天一夜的工作结束后，德奥还要同保罗一起坐车去机场。德奥第一次送他时，他们并肩坐在车的后排。德奥注意到保罗睡着了，并把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德奥稍微调整了姿势，好让保罗靠得更舒服点，当时他心里想：“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不寻常的人，现在我能和他在一起真是太幸运了。”德奥常告诉自己：“我有责任要保护他。如果我有那个能力，我就要让他永远好好地活着。”对德奥来说，只有坠入爱河时的感觉才能同这样的心念一样强烈。

他们到了机场，德奥马上忙前忙后，完全不用保罗嘱咐。他手里拿着保罗的护照，当发现去海地的航班延迟时，德奥马上去给保罗买了一个三明治和一瓶水。保罗看着德奥说：“我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海地。”可是这还不行，因为德奥还没有拿到绿卡。

很快，德奥就有了更稳定的工作——做诺雅·慕克吉的研究助理。不过和很多同盟者不一样，德奥不去海地，因为他的移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诺雅觉得让德奥去海地会有危险。在海地，有很多人到健康同盟的医院去就诊，但大多数人都是在医院中哭哭啼啼地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这对德奥肯定会有不良的心理影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会给在海地的工作同盟人员带来麻烦。后来回想起，诺雅觉得她这样决定对德奥很不公平。

“我们低估了德奥。”她说，正是德奥的出色表现让他们认识到这点。

诺雅·慕克吉刚一起用德奥作为她的研究助理，就开始收到他每天发来的电子邮件，其中很多都是德奥在网络上搜到的一些关于灾难事件的资料。这些事件既有历史上的，也有现在正在发生的，而且都是在布隆迪和卢旺达。诺雅尤其注意到，这些邮件的发送时间都在凌晨两三点。

诺雅正在准备一篇学术文章，证明在处理艾滋病传播问题时，治疗和预防应该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德奥的工作就是要为诺雅搜集资料并且准备文献综述。但是只要看到反对诺雅治疗观点的文章，德奥就会气愤难忍，并给诺雅发送一封长长的邮件斥责这种观点。邮件中他不是单纯地引用事实，还常常援引一些从网上找到的阴谋理论的观点。诺雅告诉德奥：“我们一定要用更具体的材料支持自己的论点，要让我们的观点更容易理解。”德奥听从了诺雅的意见，在她的帮助下，德奥学会了怎样识别可靠的网站和期刊。诺雅让德奥做些制药工业的研究时，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了。看到因为药物专利问题而致使贫困的非洲黑人无法接受先进的药物治疗固然是德奥沮丧气愤的原因之一，但诺雅认为这并不是德奥的心结所在。德奥也并非意识不到愤怒无法取代事实和理据，但他还是不自觉地长时间陷入糟糕的情绪之中，这让诺雅十分担忧。

“德奥对那些令人愤怒的事情尤为敏感，这可以理解。”诺雅说，“他就像没有皮肤保护一样，任何事物都会直接刺入他的内心深处。”

当诺雅和德奥单独在一起，并且能有时间聊聊时，德奥好像都会忍不住和她讲起种族屠杀的问题，还会把他自己的一些经历重新讲一遍。这样的事情总是反复发生，好像德奥想要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复述那段可怕的经历而使自己麻木、淡然。诺雅几次问德奥需不需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德奥都礼貌地拒绝，或者会转移一下话题。他从未说起自己已经试过一次了。

“不是我不想听他跟我讲这些事情，”诺雅告诉我，“我只是为他担心。他好像从来不睡觉，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研究种族屠杀。虽然我能理解，但是我想，他一个人是无法应付得了这些问题的。”她想到了她的父亲：诺雅从小就知道爸爸当初险些在印巴分治大屠杀中丧命，那次屠杀和大部分种族或宗教战争一样，恐怖、血腥，而且从死亡人数上看，甚至比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还要残忍。但父亲从未谈起过他的那段经历，这导致了他的疑病症。

诺雅告诉我：“我小时候，爸爸一直都被病痛困扰，而且越来越虚弱，我一直觉得这非常奇怪。但是，当我认识德奥，并知道他日复一日地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时，我就想：‘换成是我经历了这样的灾难，我会怎么处理？’我很可能就是同德奥一样不断地宣泄释放，抑或是像我爸爸那样，一直压抑。他的症状表现为疑病症，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

除我和诺雅之外，德奥只同保罗·法默详细地讲过自己的遭遇。就跟和诺雅在一起时一样，德奥总是和法默重复自己的残酷经历。

“我们第一次进行私人谈话时，他就像决堤的大坝，不停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法默回忆说，“我很为他担心，但是从没建议他去看什么心理医生。很难想象能有哪个美国的心理医生可以为遭遇了两个国家种族屠杀经历的人进行治疗。”

很快，法默不再把德奥看做病人或是需要救济的人，而是当做一个持续处在抑郁中的朋友、同事。而且法默认为，对德奥来说，最好的治疗就是让他重新学医。

德奥还清楚地记得他曾工作过的那家临终关怀医院。当然，那儿的病人都已是生命垂危，德奥的工作就是坐在他们身边，陪他们说说话。德奥记得，他一坐在临终病人床边，就会回想起他在逃亡时的感受：“我这辈子可能就只还有一分钟可活，然后我就要死了。”这些病人现在有着同样的感受。德奥常坐在病人床边，说：“跟我讲讲你的生活，说说让你高兴的事。”德奥想，和他们聊聊天，或许也算帮他们善终。很多人会放声大哭，而大多人都说他们很有负罪感。有的人觉得自己有那么多、那么好的计划却什么也没完成，还有的人后悔当初为何没有努力去维持婚姻而是选择一拍两散。

在那之后，能够到健康同盟的办公室上班让德奥觉得自己好像经历了一次只有希腊神话中才会有的转变，就像一个人被打入地狱，然后又得到了重见天日的机会。这种温暖自在的感觉，用布隆迪的说法形容就是：“像是到了奶奶家。”

德奥说：“走进办公楼，好像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面前打开，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家，回到了我真正的归属之处。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棒极了！你知道自己不只是来工作的，感觉像是回家了，每个人都和蔼可亲。”

有时，德奥和其他同盟者熬夜工作，为在日内瓦、巴塞罗那或莫斯科的高层组织者准备几天后要递交的文件或是材料。他们加班时会买些比萨和啤酒，放点音乐，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哦，上帝啊，那种生活感觉太棒了，”德奥说，“我真的喜欢那些日子。”德奥还喜欢去参加健康同盟主管奥菲莉娅达尔和她手下员工的会议，他们在会上讨论组织在海地获得的成就。在德奥看来，海地应该是一个情况和布隆迪很相似的国家。健康同盟在海地为最穷困的家庭盖房子、建学校，为当地人提供清洁水源，派去医生为病人做心脏手术，并在那儿建立诊所。德奥常常环视会议室，这里地方不大，但非常整洁，与此相比，健康同盟在其他地方所开展的工作却要庞大和复杂得多。

“这里地方虽小，但是却有力地改变着外面的大环境。”德奥当时这么想，然后会对自己说：“再小的团体也能为改变这个世界出一份力。”

德奥喜欢这里的一切，喜欢飞奔到机场去取盛着一位海地病人胸部切片的容器，然后送到哈佛大学某个附属医院做切片检查，也喜欢整晚对着电脑为法默、诺雅，或是金勇——组织里另一个重要人物——准备材料，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资料，以应对几天后的高端会议中所要讨论的贫困病人的权利和需求。

“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分子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让我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是加入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德奥告诉我。有时他从电脑前抬起来头来，看看自己办公室的小隔间，心里会有些许的疑惑：“我真的是在这里吗？”他想，“终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这些工作不仅仅是工作，它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些工作就是我。没有什么能把我和这些工作分开，这种感觉好极了！”

在健康同盟工作了几个月后，德奥被邀请在每周一次的午餐谈话会上为所有工作人员进行讲演。德奥从未和同事完完整整地讲过他的经历，除了对心理医生、保罗以及诺雅外，德奥也从没试过把事情说出口。他站在台上，刚一开口，眼泪就滚了下来。起初他感觉有些尴尬，但慢慢便熟稔起来。德奥也说不清那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但也许最大的感受就是“宽慰”，就好像这些年的沉默与痛苦终于得到了补偿。德奥一直说着，虽然午餐时间早已过去，虽然大家也早就到了该回去继续工作的时间，但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起身离开。奥菲莉娅达尔记得她坐在那里，眼睛看着德奥，心里想：“现在要是谁敢站起来走开，我一定饶不了他。”但并没有人离开。

这一次，德奥是幸运的，他遇到许多能够而且愿意理解他、帮助他的人，也发现了自己的榜样，他的人生获得了新的希望。德奥现在又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还交了一个女朋友，是个医学院学生。后来他们虽然分开，但还是十分亲密的朋友。詹姆斯·奥马利也终于为德奥拿到了美国绿卡，而在保罗·法默的大力帮助下，德奥被达特茅斯学院的医学院录取。

我曾结识一位生命垂危老人，他少年时期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度过的，但他一直拒绝谈起那段经历。这段沉默一直保持了四十年。如果有个刚认识他的人碰巧问起他胳膊上文着的浅蓝色数字是怎么回事，这位老人就会解释说：“我总是记不住自己的电话号码。”但到了垂暮之年，他终于肯开口讲述他的经历。他告诉我：“我不愿讲，因为只要你一开始，就很难再停下来。你甚至不可能停下来。”

当我遇到德奥时，他已经和很多人讲过他经历的某些片段。而且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也将所有的经过完整地告诉了法默和诺雅，而且反复讲了很多遍。我想他也一定会感受到，自己根本停不下来。在初次见面两年后，我又一次见到了他。那时他变得沉默了许多，他知道，自己的经历会让人感觉不舒服。

“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不是。”他总是这么说。他再也不想让朋友承受那些压力了。有一次，我听了德奥在一次关于卢旺达的公共卫生讲座上的讲话，那次讲座十分学术。一位听众在德奥发言后向他问起在种族屠杀中的遭遇，德奥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用了三分钟的时间大致讲述了他六个月的逃亡的经过。

他说完时，整个房间一片沉默。德奥勉强笑了笑，对在座所有听众说：“也许你现在心里想：‘我干嘛问这个问题？’”

直到现在，还是会有朋友建议德奥去看心理医生。我问德奥他为什么一直不去，他回答说：“确实，我过去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有些直到现在依然存在。虽然我不可能摆脱这些问题，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们，”说到这里，他稍稍仰起下巴，“而且我很喜欢自己的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