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德奥第一次见面是在波士顿，那时距他从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战乱中死里逃生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别人向我介绍他时，我立刻感觉出他并不是美国人。这不是因为他的口音，那时他还没说话，而穿着打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色彩很鲜艳——我记得他当时穿了一件橘黄色毛衫。或许我是感觉到他身上有些不一样的东西，他没有那种出于自我保护的神秘感。而很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黑人，到了三十多岁时便会懂得如何在陌生人面前伪装自己。

德奥的脸吸引了我，从他的脸上看到的满是热情、信任和友好，好像闪耀在夜空中的明星。德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他纯真的面孔一直保留在我脑海里，即使后来明白这种感觉并不准确，但还是无法抹去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我正好有个朋友认识德奥，于是就把我和我的妻子介绍给了他。这位朋友说德奥应该和我的妻子好好聊聊，因为她对难民问题很感兴趣。就这样，德奥开始讲述了一些他的经历。后来，妻子又把这些经历讲给我听，这段故事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听一个人述说另一个人的记忆，感觉就像回忆一段梦境，奇妙、恍惚而朦胧。

三年后，我再次见到了德奥。我约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镇中的一家咖啡店见面，又问起了他逃亡的一些事。开始他只是说了说大概。他说这段地狱般的经历持续了六个月，这六个月他深深地陷在恐惧之中，度秒如年。然后，他从非洲逃出来，安全到达了肯尼迪国际机场。之后的经历，他便说得更为详细。听着德奥慢慢讲述他在入境处时自己孤零零排队时的情景，我感觉他的思绪已经从坐在咖啡店的我身边飞到了另一个的地方。德奥描述着他意识到那个俄罗斯记者不会帮他，他的声音依然平静，好像没有发觉自己的眼泪已经一颗颗滚落。

接下来的两年，德奥断断续续地跟我讲了他逃亡经历的一些细节。我想他讲述的都是回忆，里面肯定或多或少地有些添加或遗漏，而其中大部分内容又没有什么办法能直接验证——比如说，德奥不知道那个救了他的胡图女人的名字，也没有办法再与她联系。不过德奥讲的和我所能查到的史料基本相符，即使有些地方稍有点不一致，但也更加深了可信度。

逃亡的那一段经历是德奥最难回忆起的部分，他在跟我讲述时也是零零星星地讲完的，好像关于这部分的记忆本就是这样支离破碎。有些部分他会重复好几次，比如那个雨天，他在香蕉林里看见有个婴儿直直地盯着他。德奥常说，他已经活过了二十多年，并在此过程中犯下了一些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过。但是那个婴儿又犯了什么错？德奥说，这段记忆就像是一次严酷的嘲讽与挑战，让他对在童年时就已根深蒂固的信仰产生了怀疑——不是怀疑上帝是否存在，而是怀疑上帝是否按照人类理解和希望的方式行使正义。而且，这段记忆也确实让德奥对自己本身产生了质疑，毕竟当时他知道，如果放任不管，那个婴儿必然会死，但却还是跌跌撞撞地从他身旁走开，不敢看他的眼睛。

德奥说，每当这段记忆又袭上心头时，他就试图如此说服自己：“从政治角度来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不是我的错。”然后他就像当时自己在那个堆满尸体的香蕉林做的那样，边走开边对自己说：“我帮不了他，帮不了……”

但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德奥说：“这件事确实发生了，你可以努力让自己感觉好过点，但事情毕竟是那么发生了。”

我们常会提起一些我们依稀记得的事情，反复提起，以便不去忘记。德奥谈及他从那婴儿身边走开时常这样说：“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听起来不是在自怜，事实的确如此。那件事发生到现在已有十几年，这段时间已经占据了他生命的三分之一。这么久以来他还没有办法忘记，或许以后也不会。

但是德奥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找到了一个有意义的团体。

德奥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依然没有获得永久居留权，也没拿到绿卡。他的律师詹姆斯一直很积极地争取帮德奥拿到绿卡，但政府的等候名单那样长，好像怎么也轮不到他们。而没有绿卡，德奥就不能申请到医学院学习。但德奥还是试了好多次，他在电脑上填申请表，可每次填到最后都会遇到同样的难题：请写下绿卡编号。

但是德奥并没有放弃。毕业后的两年里，他都是尽最大努力让自己更多地接触医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了生物化学课程，大二那年成绩是c的那门课他又重修拿到了a，他还在纽约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工作过。2001年夏天，德奥申请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然后去了波士顿。

德奥快要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整天泡在巴特勒图书馆看书。他找到一本书叫《论传染病和不公平现象》，并把这本书推荐给几个朋友看，却发现大家一看到书名便敬而远之。但德奥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读了第一句话，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这说的就是我！”

就在安妮特·简去世的那天早上，她还感觉自己身体挺好，甚至可以到离她家茅屋不远的小溪里打一桶水。

然后下面就讲了一个死于肺结核的海地农民的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的很多案例。这些案例讲的都是某些人得了可以治愈的疾病却还是病死的情况，比如肺结核，还有目前已经可以进行治疗的疾病，如艾滋病。如果这些人并非极端贫困，他们甚至一开始就不会得那些病。这些案例都是发生在秘鲁利马的贫民窟、苏联西伯利亚监狱，还有遭受饥饿和森林退化的海地中部高原。但德奥觉得作者写的这些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布坦扎、桑噶扎、卡扬扎，或是布琼布拉的贫民窟里，那里也有许多人死于肠道寄生虫或疟疾。作者其实就可以写写德奥的儿时伙伴克洛维斯的事请。

读这些案例分析，德奥总是会想起布多迪拉主教曾经说过的话：贫苦会蔓延到人的身体里。但是这本书中所作的讨论更为广泛，还谈到了现代化的成果分配不均，特别是医药和公共卫生。这是一本学术作品，但是写得慷慨激昂。

“有什么办法能纠正这些不平等吗？当然有！”作者说。而且作者不只是纸上谈兵，他和其他人建立了一个叫做“健康同盟”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试着建造小诊所，就像当时德奥在桑噶扎做的那样，他们还在秘鲁的一个贫民窟和俄罗斯的一间监狱开展了更实际的项目，致力于防止抗药性肺结核的传播，从而向整个世界证明这些事是可行的，同时告诉世界该怎么做。这个组织在海地建立了一所大型医院，给那些世界上最穷困的人提供现代的医疗技术和规范的公共卫生服务。

德奥曾经和我说，孤独是有不同程度的。他所知道的最深不见底的孤独就是“一个穷人被疾病压垮”。他说：“如果你没钱去看医生，那你甚至不能说‘我感觉不舒服’，因为这么做的话，别人会说你是个懦夫。所以你只能自己应付着病痛，甚至和它成了‘朋友’。”还有一种孤独，他在纽约常常体会到——他觉得只有自己才能理解他家乡那些贫困病弱的人的悲惨遭遇，身边没有人能完全理解他体会到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是，这本书的作者能够理解。德奥在读这本书时，每读几段就会停下来想：“太好了，有人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而且被我读到了。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在不断努力着，真希望我能和他们聊聊。”这本书的作者是保罗·法默医生，封皮上说他“既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人类学家，从事这一领域已经有十五年”。

德奥决心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德奥到波士顿大约一年半后终于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一天，他正要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课，无意中看到公告栏里有张法默医生讲座的告示。那时德奥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法默医生的事：他是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健康同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有多本著作，而且德奥全部都过了。德奥在去礼堂的路上又买了一本《论传染病和不公平现象》——这对他来说十分奢侈，但他自己的那本放在纽约南希和查理的家里了。讲座结束后，德奥和多人围着法默等待与他交流的机会，轮到德奥时，他请法默在那本书上签名，还拿到了他的电子邮箱地址。十五分钟后，德奥就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让德奥惊奇的是，邮件发出还不到一个小时，法默就给他回信了。又过了一会儿，德奥就在法默医生位于哈佛的公寓里和他面对面进行交谈。

谈话时常会被一些事情打断——电话、别的访客——可是法默医生居然可以边与德奥交谈边写邮件。他们聊了一整晚，同时法默的工作也一直没停下来。他们用法语谈话，德奥发现法默的睡眠也很少，但这应该是他自己的选择。在德奥看来，法默和自己不一样，他不睡觉是自愿的、有意义的，因此也是可敬的。

德奥决定到健康同盟去工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为了一名“同盟者”。事实上，当时同盟中没有德奥适合的岗位，但是法默和这个组织的医疗主任诺雅·慕克吉医生专门为德奥设了一个职务。

“德奥需要工作，任何工作都行。”保罗·法默后来回忆说，“而且当时我们也的确需要一个懂法语的人来帮我们处理法语文件，而且那时我们也都能看出，德奥非常聪明。”

他们让德奥做了很多事，比如照看健康同盟从海地送到波士顿做手术的病人，还有其他所有支持海地工作的事。德奥对所有的工作都很认真，而且他特别喜欢和法默待在一起，听他和别人谈话、看他边写邮件边聊天。当时，国际卫生组织的高层领导人都在争论该怎么处理艾滋病的传播。这里所指并不是在美国和东欧地区，在那里，艾滋病基本上处于控制中。但在海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等地，艾滋病正在以可怕的速度进行传播。组织中有一派人认为，眼下最好把现有的稀少资源全部用于防止艾滋病进一步传播——也就是预防。而另一派，比如保罗·法默，则坚持认为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之间的界限只不过是人们刻意设定的，而且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多药物可以对艾滋病进行有效治疗。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将这些药物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应用起来，将治疗和预防同步展开，特别是在那些面临巨大艾滋病防治压力的地区。

而这也正是健康同盟要做的。在公共卫生学院，德奥常常听到“预防”这个词，但是德奥想，真正懂得预防深意的，只有法默。他知道，要预防的不仅是疾病，还有种族屠杀这样的灾难。在德奥看来，健康同盟的理念可以概括成：“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防止人们再遭受苦难，不要让任何人觉得自己的生命不值得活。如果他们自己这样想，又会怎样对待别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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