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秋天，德奥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起码德奥的一位同学是这么觉得。他问德奥是不是某个非洲国王的王储，德奥笑着说不是。那位同学又问：“那你是怎么进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呢？”德奥只是笑吟吟地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来了。”

德奥并没告诉这位同学，就在一年前，自己还在杂货店送货，露宿在中央公园，也没告诉他自己是靠学生贷款、奖学金以及沃尔夫一家的资助才上得了学。因为他知道，自己越解释，只会让这位同学越觉得困惑，问得越多。

自己刚被录取时，德奥还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当他遇见纽约别的学校的学生，听他们羡慕地说：“真的？你在哥伦比亚大学？”可是德奥还是觉得上大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已经上了三年医学院，那所医学院按照欧洲标准既是大学也是学院。现在自己又上一遍大学实在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特别是自己要从头开始学起，还要至少等四年才能再开始学医。德奥只觉得自己好像是降了级，所以他很着急地想迎头赶上。他的英语水平现在有点应付不来了。

德奥刚参加了第一场化学考试后没几天，教授就把他叫到一边，说他的答案基本上全错了。德奥说这绝对不可能，他的英语还带着浓厚的法语腔调。教授好奇地看着德奥，笑着用法语说：“我也会说法语。”

德奥答题时，所有化学名称都是按照自己在布隆迪时学的写法拼的，比如说将“氯化氢”写成“氢化氯”。教授重新评了卷子后，德奥得了a，并建议德奥把高级科学课程往后延迟，先专心提高英语，但德奥向教授道了谢，但心里想他绝不能放慢学习速度。期中的时候，教导主任把德奥叫到办公室，告诉德奥按他的成绩恐怕要留级。像那位化学教授一样，教导主任也建议德奥先补补英语。德奥还是没有听。这一学期，他的物理期末考试考砸了，因为试卷上所有问题都和“传送”有关，但他不认识这词。由于在布隆迪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也没敢向老师询问。但春季学期结束时，德奥还是顺利升学了。

二年级开始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沃尔夫家，德奥坐在桌子前，把教科书翻到英语文学课作业的第一页。他看到了几个字：“四月甘露兮……”

“哇！”德奥一头雾水，赶紧翻英语词典，可是大部分词还是查不到。

“这是什么？汉语？”

老师告诉德奥不用紧张，一位非裔美国文学老师送了他一本乔叟1作品集的现代译本，就这样，德奥翻烂了这本书，并在这门课程上得了a。德奥的一个朋友是研究生，多亏他帮忙，德奥熟悉了课程的设置。德奥选的专业是生物化学和哲学。

他选择哲学并不是出于现实考虑。德奥很喜欢美国文学课，特别欣赏杜波依斯的《黑人的灵魂》2。德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图书馆把这本书读了又读，一直读到很晚。巴特勒图书馆是德奥在大学中最喜欢的地方，他常在图书馆待到半夜才回家。有个流浪汉就住在地铁站外，德奥老远就能闻到他身上难闻的味道，可他还是会过去边等地铁边和他聊聊。车厢里没几个人，德奥坐下，然后开始默背杜波依斯作品里他最喜欢的那段文字：“穷人的日子已经够苦了，可最苦的是一个民族在满地黄金的地方却依然贫困。”在默背时，德奥感觉自己仿佛在同杜波依斯交流，而自己好似又回到了送货的日子，满心想要重返贫困却也宁静的家乡——前提是家乡依然宁静。德奥接着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心中的文字大声念出：“他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带来的痛苦——不仅仅是没有知识，还有对生活的无知、对工作的无知、对人性的无知。几十年、数百年来，这个民族沉积下来的惰性、厌世和尴尬的处境为他的手脚拴上了沉重的镣铐。”车厢里只有德奥和另外一个男孩，男孩站起来，匆匆离开了车厢。

在大学，德奥和自己班级的同学并不相熟，但却结交了很多导师和研究生朋友。他一度差点被驱逐出美国，多亏詹姆斯·奥马利律师好不容易说服了一位法官，承认了德奥的难民身份。但德奥现在还是没有获得永久居留权，还没拿到绿卡。尽管如此，德奥还是在市政大厅参加了一次抗议活动。抗议是关于捷运卡换卡的问题，德奥每天都要坐公交车和地铁，所以这事关系到他的利益。在德奥看来，参加游行意义重大，这件事若是在三年前，他连想都不敢想。如今，这是他成为纽约客的标志，也是他融入这个社会的信号。

德奥的过去永远是残缺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德奥也坦然地接受了这一点。但现在，新的生活正在他眼前铺展开来，他有了新朋友、新学校，以及另一对善良的双亲。

德奥还是会在深夜听法语广播，他想知道更多布隆迪的消息，也时常去街头往布隆迪打电话。二年级的一天，德奥从学校乘地铁回家，想起来自己有好几个星期没给克劳德打电话了。于是他在第125大街下了车，按惯例，他和路边卖付费长途电话的小贩讲了价。德奥拨通了在布琼布拉那所住满了布隆迪难民的房子的电话，和往常一样，一个叫皮埃尔的司机接了电话。

“克劳德在吗？”德奥用基隆迪语问。

“不在。”

“我是德奥。”

“哦，德奥！我有事要告诉你，”皮埃尔提高了声音，“你的家人还活着，你父母还活着！”

接下来几周德奥开始不停地打电话：从哈林区的街头往布琼布拉打，在南希和查理的公寓给联合国难民署打，四处打听联络亲人的消息。在电话线的两端，有欣喜若狂的重逢，同时也有gusimbura的时刻。有好几位表亲都已不在，德奥的姐姐和最小的两个弟弟——其中一个是领养的——现在在军营，还有两个兄弟在内战中被杀害了，他们一个死在布琼布拉的一座游泳池，另一个是在叛乱军攻击学校时被杀。

自始至终，德奥从未问起爷爷隆基诺的事情，电话里也没人向他提起这个名字——这种沉默明确说明隆基诺已经不在了。德奥想起失去的亲人就伤心不已，不过他的父母确实都还活着，就在坦桑尼亚的一座难民营里。德奥接连打了好几个月的电话想联系到父母，可却从未成功。后来，他得知父母都已回到布隆迪，在卡扬扎定居，而非布坦扎。卡扬扎那里没有电话，不过德奥最亲近的一个叔叔说他会把德奥父母接到他在布琼布拉的家中，这样德奥就能给他们打电话了。

这个电话德奥是从南希和查理的公寓里打的，不论这要花费他们多少电话费，沃尔夫一家都坚持德奥要在那儿打。

在基隆迪语里，人们问候时会说“amahoro”，意思是“和平”。如果你说了好几遍amahoro，这表明你一定是高兴坏了。德奥听到爸爸的声音时，不知自己到底说了多少遍amahoro。

“爸爸，我是德奥！”

“哦，”爸爸说，“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接着他又问：“你真是德奥？”

“那还能是谁！”

“嗯，”爸爸听起来有点困惑，“我以为你声音会有变化。”

“为什么？”德奥不解。

“没什么。”爸爸回答，“你现在在哪儿呢？”

德奥告诉他说自己现在在美国，北美洲。

“哦，那你是在iburaya。”爸爸说。

电话里爸爸的声音不像德奥记忆中那样威严果断，不过也许这只是因为爸爸知道自己的儿子活着、听到儿子的声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的原因，德奥亦是如此。德奥也不确定爸爸后来又说了点什么，但爸爸确确实实还活着。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呢？也许正想：“德奥现在正和我说话，他这是在哪里跟我说话？他可能在什么地方？”可是德奥也解释不清自己在哪儿，无论他怎样说，爸爸也还是听不明白。

接着是妈妈接的电话。

“妈妈，我是德奥！”

“不，你不是，”妈妈说得很坚决，“你只是我脑子里的声音。”

然后“啪”的一声，电话被挂断了。德奥又打了过去，让妈妈再接一次电话。这次她没挂电话，可也是一句话不说。妈妈现在十分警觉，仿佛是觉得有人正在劝她买她渴望得到却不能得到的东西。德奥在电话线的这端也开始胡思乱想。能听到妈妈的声音真是太好了，他从未敢想过还能再次听到父母的声音。可是同时，听到妈妈说话也让德奥感到害怕：爸爸妈妈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布隆迪，他们算是老人了。德奥脑子里浮现出故乡一座座连绵的山头，爸爸妈妈头上顶着带出来的沉重家当，弯着腰艰难地挪动着步伐。他们在路上都受了什么苦？在难民营里会不会吃尽苦头？妈妈被侮辱了吗？要是妈妈开始向他讲述他们受的苦该怎么办？长途话费一分钟五美元，都是查理和南希付，打电话时德奥一边焦急地想他怎样才能把自己这种悲喜交加的感情理顺，回到他对父母应有的那种感情，一边还要想尽办法让妈妈相信自己就是德奥。

她必须明白，他还活着！

虽然自始至终，德奥知道这不可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