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奥走在路上，感觉十分不真实。早上他离开那废弃的公寓，看到其他住户把空瓶子、剩菜剩饭和用过的尿布扔得满地都是，蟑螂、耗子满地乱窜。走出这条肮脏不堪的小路，拐到麦尔坎x大道时，他听到巨大的噪音，像斯谷维亚河的瀑布那么响，却远没有瀑布那般平静的气氛。噪音里夹杂着汽车鸣笛声、小贩的叫卖声、喋喋不休的交谈声，以及听不出歌词和曲调的音乐声。吵闹声无比刺耳、低音隆隆，德奥甚至感觉那音乐是在他的胸腔内震动。音乐声是从汽车里和小伙子们肩膀上扛着的收音机中传出的，那些小伙子们胳膊下夹着个篮球，头上歪戴个鸭舌帽，裤子松松垮垮地挂在胯上。他们走路拖着步子，跟屁股受了伤似的。

“天哪！”德奥想，“这些人是怎么了？”

他问穆罕默德一个会说法语的朋友，为什么人们喝的酒是用纸袋包着的。那人告诉他，在美国，公共场合喝酒是违法的，可是在布隆迪，人们都是在公共场所喝酒。在纽约，什么都是反过来的。路边有很多身体臃肿不堪的人闲散地坐在楼前的门廊下，其中有些看上去胖得快走不动道儿了。而在德奥家乡，只有有钱人才会发福，可这儿显然是纽约市的贫困地段。

当然，这里的很多人也有份正经工作，比如美发厅师傅、当铺伙计、小杂货店老板和酒水商人。也有人在街边自己摆个小小的摊位叫卖，卖的都是些磁带、口袋书、手表和衣服等日常杂物。

德奥看到有一群牙买加人在卖一种他之前很喜欢的面包。街边那个最大的服装摊子是一群塞内加尔人的，他们是穆罕默德的朋友，也说法语。这些人住在离德奥的公寓一条街远的地方，那儿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公寓”，但他们把那公寓当成小作坊，有男有女共六个人挤在公寓里用缝纫机做衣服。衣服是用非洲产的布料缝制的，做好了就拿到这个摊位上卖。那个公寓已经很挤了，德奥没法过去住。不过他们告诉德奥，他可以和穆罕默德一样，把行李寄存在他们那儿，使用那里的本地电话，还可以时不时过去洗澡。其中一个人还说：“你也可以学学缝纫。”

德奥明白这完全出于礼貌，不是实实在在的邀请。之前他晕晕乎乎地乘地铁逛了一大圈，那之后好几天，德奥除了干坐着什么也不想干。他就在那些塞内加尔人的公寓下坐着，因为那里看起来还不错。穆罕默德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上班，也只有这些塞内加尔人还勉强算得上是他的朋友。他们的摊子就在附近。

德奥盯着马路看过往的人群，看到的都是黑人，这让他一度觉得自己是到了一个非洲城市。德奥完全沉浸在回忆里，忘了自己是在哪儿，他脑子里的画面走马灯一般转来转去，全是自家的房子、家人，还有那些把他吓得魂不附体的恐怖场面。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昏暗的早晨，站在冒着余烟的小草屋的窗前，凝视着倒在地上的一具具尸体。

这时，两辆警车闪着刺眼的蓝灯开过来，停在德奥坐的门廊前。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大喊着德奥听不懂的语言。德奥觉得自己这是在做梦，但有个警察拿着手枪指着德奥的鼻子，冲他大吼，他一下子吓醒了。这是他在哈林区1看到的第一个白人。

过去的六个月中，德奥每每做梦都会梦见自己想要拼命逃跑，但腿却像被钉住一般，怎么都动弹不得。这梦他总是记得非常清楚，并总会由于猛地蹬腿而把自己惊醒。

现在，德奥就想跑，他想跳起来飞快地跑掉。这时，他听到另一个声音，这声音不大，但是是他能理解的法语：“德奥，你疯了？快举起手来！”这是一个卖衣服的塞内加尔人在压着嗓子冲他喊。德奥的手不由自主地举了起来。

警察给德奥戴上手铐，粗暴地推搡着他，把他的嘴扒开，用手电筒往里照，又查了他的护照和签证——多亏德奥随身带着它们。最后，一个警察凑近，狠狠地说了几句什么，接着就开着巡逻车走了。

塞内加尔人解释说那些警察是来检查毒品的，他们大吼是因为德奥没马上依他们的命令行动。

德奥的手过了好久才止住颤抖，但遭遇警察突袭这段插曲并没打断他的梦魇，那些警察仿佛是从梦魇中跳出来的。德奥又呆呆地坐回门廊下，除此之外他也别无去处。现在，德奥觉得异常疲惫。这是一种在他逃亡过程中都没有体会过的疲惫感，这种感觉让他的感官麻痹，觉得自己仿佛从现实中抽离，无法感知身边发生了什么。如今已经没人拿着大砍刀追自己了，他想，现在终于可以好好休息身体了，可是这回又轮到脑子转个不停。

要是能沉沉睡去该多好啊！以前他也经常睡肮脏的地板、湿冷的树林或是田地，可现在，在穆罕默德帮他整理出的公寓地板上，德奥却怎么也睡不着。深夜，他躺在柔软的毛毯上，脑子里不停地闪现着各种画面，想停也停不下来。

公寓的其他房间也都住满了人，他可以听到周围有小孩在哭，有醉汉在吵架，还有男女***时发出的沉闷的咕哝声，这让他觉得很恶心。不是因为这种性行为恶心，而是因为那是在公共场合。德奥一般只有在快天亮的时候才能睡一小会儿，太阳一出来，他就会立刻醒来，并习惯性地对自己说：“哦，已经是samoya了。”这个词字面意思是“一点钟”。在德奥长大的那坐山上并没有时钟，samoya的意思就是天亮后的第一个钟头。他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自己还是个医学学生，有爱他的家人，家里还有很大一群牛。

然后，他会意识到这轻柔的光线是从公寓支离破碎的窗户中照射进来的，然后便会困惑地想，如今的这个名叫“德奥”的人，到底是谁。

穆罕默德总能让德奥忆起他一个最喜欢的叔叔，那位叔叔话不多，但人相当可靠。在一个周六早晨，穆罕默德给了德奥一张地铁地图，他们坐着地铁在曼哈顿地下转了一天。德奥也看了一天的地图，学着怎么认路。德奥随穆罕默德到了上东区一家名叫格利史蒂斯的商店，在那儿找了一份送货的工作，十五美元一天。他需要一天干十二小时，一周干六天，没有午休。

德奥在商店附近一家书店买了一本口袋法英字典和一个小笔记本，德奥查的第一个词是“慢”，这个词在商店有着实实在在的意思。如果哪个收银员做个苦脸，喊一声“慢”，意思就是没有多少人买东西，然后德奥就会被派去上货，或是去打扫地下室，有时也会被遣到别的商店帮忙，比如a&p或者斯隆，这几家店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a&p商店在城市的另一边，一旦要被派到那儿去，德奥就会坐在货车后车厢，和扫把、抹布什么的一块被运过去。

后车厢里没凳子，德奥第一次坐车的时候曾试图紧靠着车皮保持平衡。可是货车一转弯，他就跌撞在了对面的车皮上，绊得那些工具哗哗作响。前面驾驶室里一个人——一个从非洲来的会说法语的人——往后头喊道：“嘿！小心着点儿里面的工具！”那人又有些担心地问：“我的扫把没掉出去吧？”

“没，只是我在东倒西歪。”德奥在心里偷偷地回答，然后他又笑了笑，接着想，“我都有点希望自己能享受那些破扫把的待遇了。”

以前在家乡，当他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时也是这样做的。

德奥的主要工作还是送货，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七点。他查了那些经常会用到的词，有“服务”、“入口”、“送货”等。他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句子是“便门在哪儿”，因为没人听，德奥就把这当笑话讲给自己听。“送货”，他想，就是他的英文名字。出去推着货车送货的时候，他就会找到写着“便门”的入口或铁门，然后按响门铃。

对话机里就会有人喊：“谁？”

“送货。”

有些送货的活儿会比较轻松。有的只是几步远，有的便门就冲着街道，管理员也很和善，有的地址更好找些——比如派克大街，这条街的路标都清晰地标注在一块板子上。可是，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德奥还是疲惫不堪。他觉得仿佛每笔单子都是送到了十五个街区外的地方，每个送货点仿佛都有一个冰冷的大铁门，上面缠着铁丝网，门铃旁边有个牌子写着“管理员马上过来，请稍等五分钟”，正如派克大街另一边的房子那样。

德奥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他拿出口袋字典，用这五分钟查了查牌子上的词。现在，他只能站着在门口干等，觉得腿疼、浑身疼，一阵阵恶心涌上来，难受得他直想掉眼泪。管理员通常会过好几个“五分钟”才过来，德奥和管理员说一声“嗨”——词典上说这个词是友善的问候——可是那些管理员一般都懒得回答。他们打开锁，却只有少数几个会帮忙把门敞开。于是德奥把货物从货车上搬下来，用脚顶开门，然后顺着那些狭窄而哐哐作响的铁台阶一步步挪下去。接着再用肩膀顶开下一扇门，穿过那些杂乱昏暗、堆满垃圾桶的地下室，乘坐货运电梯。最后再吃力地抱着货物顺着铺着地毯的过道送到各个公寓门前。房门打开时，德奥能看见那些房间布置得就跟他在学校里看到的比利时宫殿的图片似的。大部分开门的人都很客气，但却带着点高傲，更别说友善了。德奥和他们用“嗨”打招呼时，有很多人只是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工作一天往商店返回的时候，德奥有时会停下来盯着看派克大街上的那些罩着天篷、铺着地毯的公寓入口，心里酸涩地想：“虽然我不配从这样的入口进，可是我是来给你们送食物的。你们不需要尊重我，但起码要尊重你们的食物。”

回到格利史蒂斯，他也无法轻松下来。商店的经理是个中年白人，人们叫他“戈斯”，德奥从一开始就看出来戈斯不喜欢他。戈斯在桌边放了一个木杆，他常拿着木杆指着德奥，德奥真想把杆子狠狠折断，但也只得生生挤出个笑容应对。戈斯常用杆子戳德奥，好让他注意，指使他到这儿到那儿，或者有时完全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乐子。

德奥在词典里查“告辞”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他想找个能比“再见”更带点感情的词汇。他学会了“我做完了”和“明天见”，心想如果自己每天用这两个词和戈斯告别的话，戈斯或许会觉得德奥是个不错的员工，就不会炒他鱿鱼了。现在德奥万万不能丢了工作，他也无法接受人们觉得他连送货这活儿都干不好。可是这些告别语其实并没什么作用，如果硬要说有作用的话，那也是让戈斯更加讨厌他。戈斯会大声说些什么，然后那些收银员和别的送货工就会转过头来看着德奥大笑——甚至包括那个来自非洲法语区的送货工男孩，德奥曾经还觉得他能算是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