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构成都并不明确。最经常的被引用的种族数据是根据比利时在其殖民统治即将结束时进行的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而后来的数据都出于意识形态和各种政府利益的考虑而被修改，并不可靠。

约翰·范西纳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对前殖民时期的研究受到广泛称赞。约翰·范西纳认为“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意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可以大致表达“相对类别”，却不能单独依靠这两个词分辨出他们的起源地、氏族或是部落。当然，在欧洲殖民者对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王国进行殖民统治之前，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最客观的区别就已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消失了。胡图族和图西族使用相同的语言，有同样的宗教信仰，甚至对香蕉酒的口味偏好也十分相似，使用同样的俚语，并且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同一片地区。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也相互通婚——至少在卢旺达是如此，而且成为殖民地后，这种现象变得更为普遍。正因如此，尽管有一套惯用的外貌特征区分两者，但是到了德奥幼时年代，就已经很难单凭外貌区分胡图人和图西人了。

但是，在被殖民之前，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存在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区别。主要靠畜牧为生的人被称做图西人，而“胡图人”一词就被用来指以种植为主的农人。但其中也有很多例外情况，而且“胡图族”和“图西族”的说法也并不就意味着他们天生倾向于放牧或倾向于种植。不过，非常笼统地说，特权阶级主要出身于拥有牛群的图西族，而胡图农民往往处于更低的社会地位，或处于附属地位。

范西纳写道，在始于19世纪末期的欧洲殖民统治之前，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划分是“绝对”的。欧洲殖民者来到这片大陆时，在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不仅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痕”，而且“这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敌对也已经公开化了”。

在卢旺达，国王和贵族都是由图西族构成，但布隆迪的社会阶层划分并没有卢旺达一般严格。在布隆迪，权力更多地掌握在贵族和国王后代手中，也就是ganwa手中，而非为国王所有。贵族和国王在种族划分中单列一族，既不属于图西族，也不属于胡图族。各种互相敌对的贵族集团需要寻求尽可能多的支持，不仅是图西族的支持，也要胡图族的支持。有很多重要的职位是由胡图人担任的，特别是在司法体系中。所以，在布隆迪，对胡图族的镇压并不像卢旺达那样复杂，甚至不能完全算得上是图西族针对胡图族的镇压。而且布隆迪种族阶层构成复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种族间紧张的敌对状态。图西族又分为至少两个阶层：图西—希马和图西—班雅拉谷鲁，而两族中的每个人又都分属拥有不同社会地位的某一家族。

“家族联合，”学者勒内·勒马尔尚写道，“可以说调整，甚至扭转了之前种族制度中确立的阶级次序。”

但是欧洲殖民者将布隆迪和卢旺达当做一个整体进行统治，虽然殖民统治在两国的影响并不完全一样，但都同样深远。

勒马尔尚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引用了一位德国公爵的话。在1910年，这位公爵曾如此形容卢旺达—布隆迪的殖民地地形：“这个国家地形多山，人口稠密，景色秀美，拥有十分舒适的气候，清新宜人。土地肥沃，河水四季奔流，对于白人定居者来说，这里有着最好的发展前景。”但是殖民者真正关心的并非是这里的美景，对他们来说，这两个小小的农业国只不过是受到欧洲列强瓜分的非洲版图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要掠取的是这里的劳动力，并在这里传播基督教。

范西纳认为，布隆迪和卢旺达王国虽都曾经历过因抢夺牲畜而发生的争斗和数次小规模的战争，但殖民统治却将暴力升级，并提供了新的暴力工具。西方学者罗杰·博特编纂的编年史中就记载了很多如下这样的事件，这一件便是发生在德国殖民统治时期：

1908年，布隆迪。3月31日至5月18日，格拉韦特向位于东北部的贵族发起了又一次远征。这次远征引起了大饥荒，比之前的几次饥荒更为严重，并很快席卷了整片地区。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当地的大批平民被用步枪或机关枪射死，同时有数不清的牲畜被掠夺，官方记载为4613头牛和3659只其他家畜，这使得这次饥荒的规模极为可怕。

范西纳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有人觉得是欧洲殖民者刻意区分胡图族和图西族，并因此造成两族间的“相互敌视”，但这种看法并不正确。范西纳在谈及卢旺达的形势时写道：“欧洲人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沿袭了当地的做法，采用了当地领导人用的术语。”虽然不是欧洲人发明的这两个术语，但的确是由于他们的一系列行为使得这些术语越发危险。学者马哈穆德·曼达尼认为，对卢旺达的领导人来说，图西领主和胡图属民之间的划分历来就有，事实上，这种划分甚至存在于当地血亲之间，但欧洲殖民者却将这种划分另作他用，最终形成了种族差异。

欧洲殖民者将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说带到了非洲，他们用这个传说来解释在这里发现的很多怪异现象：构成非洲内陆文明一部分的国王、贵族和农民的阶级体系，是一种和欧洲有点相似的先进的社会秩序。很多殖民者认为，图西族是汉姆——《圣经》中被放逐的诺亚之子——的后代，因为长期和低级的当地黑人，也就是胡图人相接触，图西族已然堕落。但在他们黑色皮肤的包裹下，图西族的根系依然是北欧的白人种族，他们很可能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但事情的关键在于，他们是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教化当地人的。

皮埃尔·里克曼斯是一位负责治理布隆迪多年的比利时殖民者，他记录下了1931年时布隆迪的情况（根据基隆迪语中的复数形式，他使用的术语分别是“巴图西人”和“巴胡图人”）：“巴图西人是注定进行统治的，仅从他们的举止就可以看出他们比周围那些低下的民族文明得多……那些巴胡图人就没有那么聪明，他们头脑简单、做事冲动、容易轻信他人，无怪乎他们沦为了奴隶。”这样的想法本身就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殖民者采取了体现这种想法的统治政策，造成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德国统治者还是继任的比利时统治者都未向这块殖民地上派驻大量军队，直到20世纪30年代，驻扎在这里的军队人数还不到一千人。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们实行的是间接统治。从根本上说，在卢旺达，殖民者将权力置于图西贵族手中，在布隆迪则置于王族和图西贵族之手。殖民者保留了以前的王国模式，但是将管理阶层和普通民众进一步分离，而种族则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比利时人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并借此在当地人口中划分了种族，这次普查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结束。从那时起，每一位卢旺达和布隆迪公民都有一个固定的身份，并在身份证上标注了出来。自此，一个人所拥有的机会，更多地取决于身份证上所写的是“胡图”还是“图西”。

但并非所有的图西人都因此受益。历史学家约翰皮埃尔·克雷蒂安写道：“在山区生活的普通巴图西人（至少占巴图西族的90%）是无足轻重的。”——无足轻重，是针对欧洲殖民者而言。大多数图西人依然是饲养牛群，有些人也种些庄稼，而且他们和以前一样，还和胡图人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殖民统治结束前，70%的人信奉了基督教），使用同样的语言，生活在同一片山区，并且也同样遭受着图西领主的剥削和虐待。但作为一个胡图人，希望却更加渺茫。殖民者只提供了极为稀少的教育资源，高等教育这一进入权力和特权阶层的入场券只是留给少数图西人的，而在布隆迪，则是留给贵族和部分图西人；大多数好不容易才能跻身要职的胡图人最后都会被迫下台，而由图西人取而代之；胡图农民会被迫种植某些特定的作物，以满足殖民者的利益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