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都在问德奥问题，打听他的经历。有时，这令我很不自在，我觉得我是在把那些折磨他的往事一再重复提起。好几次我提议放弃我的研究，如果可以的话，让他的那些记忆就此消失，我甚至真心希望他接受我的提议。但是德奥一直没有同意，他总是淡淡地回答说：“不用，没关系。”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一起旅行，一起回到过去探究他的回忆，每一步都是那样小心翼翼。我也实在想不出这样的探究能对他有什么帮助，但对我来说，德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和他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

故事先从纽约开始。

一个年轻人，带着仅有的两百美元，只身来到这个大城市。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而且曾经的恐怖记忆如此浸透骨髓，他甚至有时会分不清过去和现在、回忆与现实。当德奥第一次告诉我他刚来到纽约的那段日子时，我心里就想：“换做是我，恐怕熬不下来。”然而两年后，他被一所常春藤盟校录取。事情竟然会有如此大的转变！他那瘦弱的身体到底蕴涵了多大的力量？又是如何获得了那么多素昧平生之人的帮助？他当时是什么感觉？于是我让德奥带着我看看“他的纽约”。

我们先到了哈林区，德奥已经有五年没去过那儿了。走在麦尔坎x大道上，两边是一排排整修过的公寓，有的公寓还正在翻修，墙外还搭着脚手架，还有成片新开的连锁店和银行。德奥不禁惊叹道：“看看这些楼！以前这里的窗户还是木头的，太不可思议了！这里曾经是整个纽约最差劲的地方，有人在这儿随地大小便、吵架斗殴。天啊，这座楼是刚盖的！”德奥想知道他的那些老邻居都怎么样了，他说：“对穷人来说，这并不是件好事。”

以前在哈林区，德奥从没见过有这里的居民在街边慢跑，更别提白人在这儿跑步了。事实上，他住在这里时，见到的白人都是警察。他们都很暴躁，德奥总结说，这是因为他们也害怕。付费电话——那时他唯一能与布隆迪联系的方式，现在也不见了。

我们走到第124大街时，德奥惊叫了一声，不是因为看到了环境的变化，而是看见了熟悉的东西：“哦，上帝！看！我和穆罕默德住过的公寓！”这座废弃建筑的门窗都已经用砖头堵死了，但是那在墙上的涂鸦还能看到。“以前门就在这儿。那时这儿有很多入口，而且很多人都在那些紧急出口附近晃悠。”

公寓门口有一块弯折的铁皮遮雨篷，上面写着：“健康美味小馅儿饼、纯天然果汁、报纸、杂志、日用百货”。这个遮雨篷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应该是商店关门后留下来的，但是德奥说他根本没印象。

“你知道，有很多东西我看也不看，也就没记住。”他在这儿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关于那段时间，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的心理状态。他刚刚逃脱生命危险，但在这里却一直遭受着记忆的折磨。

德奥看着周围，一会儿明朗地笑，一会儿又看起来很忧伤。我想，面对这个他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和困惑的地方，他或许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怀念。在第125大街，德奥指着通往地铁站的台阶说：“我就在这儿和别人讲价，想买到便宜一点的车票。”

“哦，你买车票还讲价？”我说，“那你肯定没成功。”

“对。”

我笑了：“你真的买车票还讲价？”

“对。”他别开了头，口气有点不自然。

话一出口我便意识到，取笑德奥十年前做的傻事可能会让他感到不舒服。于是我急忙同他说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有一次她坐公共汽车，但是给司机付的是邮票，希望以此能让他觉得我是在笑别的事情。德奥礼貌地笑了两声，我感觉到，在他看来我奶奶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下去进了地铁站。很多年前，德奥第一次自己坐地铁时就是从这个站台出发，在迷宫一样的地铁里坐了一整天。我们乘地铁到了最北边的布朗克斯区终点站，然后又坐回来到了西南端的布鲁克林区。这一圈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而十二年前第一次自己坐地铁时，德奥就这么坐着转了好多圈。我们在地铁时，德奥回忆说，当时他的惊恐压倒了自尊，于是用法语向别的乘客求助。

“有的人转身走开，有的人会骂我几句。”德奥放弃了问路，就孤单地坐着，感受着车厢里人来人往的变化。地铁经过市中心时——后来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那是市中心——德奥惊奇地发现很多白人乘客上了地铁。他们行色匆匆，穿着光鲜，女人们身上散发着香水味。他们陆续下车后，车厢里又变成了完全是另一幅光景。德奥转了几圈后告诉我，他当时就总结出来：“越往上城走黑人越多，人越穷；而越往下城走，情况也是一样。我呢，我觉得我哪边都不适合。”

我想我能想象出德奥当时的样子：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黑人小子，神色慌张，一脸绝望。这绝望后来慢慢变成疲惫不堪，最后他干脆放弃了从地铁出去的希望。德奥还记得他在刺耳嘈杂的地铁中睡着时，心里对自己说：“没有人能掌握自己的人生。”我们回到地上时，有好一会儿我无法把想象中德奥和眼前的他联系起来。

每当想到德奥来到了纽约的soho公寓，我脑海里就浮现出这样两个场景。第一个是十二年前莎伦第一次带他来时的样子，当时莎伦可能还牵着德奥的手，一起走出王子大街的地铁站，穿过连锁店、艺术廊和时尚专卖店明亮的窗口，到了沃尔夫夫妇的公寓。在第二个场景里，这所公寓就已经成了德奥的家。我想象着德奥窝在沙发中，听查理讲起以前他们在饭桌上争论的那些美国习语，而德奥边听边哈哈笑着。而这两个场景中暗含了一种非凡的内在含义：一对理智清醒的白人夫妇，却收留了一个身在困境中的陌生人，这个人不仅来自非洲，甚至还不会讲他们的语言。这个人完全无依无靠，甚至可能会成为他们后半辈子的负担。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南希和查理是怎样的人？

我单独去拜访他们。就像德奥和莎伦第一次到沃尔夫夫妇家吃晚饭时一样，我也乘着那架狭小的老式电梯升到他们的公寓。电梯是铁门结构，四周的墙壁是未经粉刷的木头，在楼下按一下门铃，南希和查理就会把电梯放下去。来接我的是查理，我说起电梯看着很有年头了，查理就开始给我介绍这片区域的历史。他的声音深沉，语速疾缓有度，没有刻意拖着长腔，稍带点南方口音，听起来像是在低声吟着一首老歌。

“这条街上所有的豪沃特大楼1里都安装了这种老式客乘电梯。电梯是一个叫伊利萨·奥狄斯的老人在1857年发明的。没有电梯的话，高层建筑也不可能得以实现。电梯、钢筋结构和锻铁，这些都是老一代的建筑技术成就……”

电梯直接到达公寓的起居室，起居室正好对着厨房。室内的家具很简单，厨房十分整洁，但里面的厨具看起来像是用了很多年了。在厨房里，我也没看到什么现代的烹饪设备，客厅里也没有电视机，墙上大部分都是书。我还看到几件非洲小物件——雕刻、碗等，分放在一个架子和一张桌子上。最吸引我注意力的是临街的那面墙，那面墙上的窗户都是老式双悬大窗，窗外的街景像是一幅宏大而多彩的拼贴画：各式各样的屋顶、圆式木制水塔，还有修复的仿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如果是在夏天，从这扇窗户望出去，很可能让人产生自己是到了水城威尼斯的遐想。

公寓的最深处是南希的画室，画室的地面是未经打磨的木地板。画架上和墙上是几幅尚未完成的画作，画幅巨大，笔触细腻，让我想起一个个记忆犹新的梦境——人们在高耸的建筑面前越来越渺小，或者被困在了老旧废弃的房屋中。当然，我又想到了德奥那破旧的公寓。

德奥的卧室——被他称为“黑洞”的房间，在起居区和画室之间，里面还是保持德奥生活过的样子，好像在等着德奥回来。沃尔夫一家确实在等他。书桌上依然挂着德奥叔叔的照片，那封自称是胡图人民解放党成员发来的恐吓信也还高高地贴在墙上。

南希和查理是在20世纪70年代搬到这所公寓的。当时，楼下还有一座散发着浓烈油墨气味的印刷厂，soho社区里也都是些废弃的建筑和机械商店。沃尔夫夫妇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这对夫妇的公寓从来都没变过，这一点跟周围的邻居十分不同。

“这里就是个时间的密室，时间好像凝固了，是70年代中期soho艺术家的密室。”

这对夫妇并没有什么怪异或突出的地方，但当看到他们二人穿着便装走在街上时，我还是感觉到，他们自身也像是一间密室：南希皮肤白皙，有着美丽的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双腿修长，穿着还是像个艺术学生一般——拖鞋、灯芯绒衣裤，彰显个性的耳环（上面有俄罗斯风格的结构主义图案），头上是一顶松软的文艺复兴风格的贝雷帽。而查理胡须修剪得很整齐，灰白的头发上是一顶普通的巴黎贝雷帽。孩子当然是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对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不要孩子本身就是一项很不传统的举动，同时这也让他们有了更多空间做其他更不传统的事情。在德奥加入到这个家庭之前，他们的生活确实是不同寻常，是充满冒险的。

德奥曾经告诉我，查理对自己的成就都看得很淡。

“如果你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就会告诉你，‘我也想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查理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布朗大学、达尔豪西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卡尔顿学院、纽约理工大学，以及他的母校——位于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他还曾经担任过多个社会学协会的主席，组织或是重组过多个协会。他的专业领域被称做“社会影响评价”，主要研究环境影响评估，特别是技术对人类的影响。从以下列举的查理的几项工作就可以看出他的专业成就：他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成员之一，曾参与联合国、美国工程兵、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以及密西西比州和华盛顿州项目的主持研究或提供项目咨询，甚至还曾经参与过总统任命的特别委员会，调查三里岛核泄漏事故1。

现在，查理主要是做咨询顾问，也经常为非洲国家提供咨询。查理说自己是个“革新派学者”。德奥为了让我更好地了解他的养父，曾经给了我查理很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关于俄亥俄州的雅典县，查理曾在那儿参加过一个名为“工程和社会”的会议。查理发现雅典县正在进行河水改道，认为当地的情况非常有意思，便试着让与会者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效果并不大。查理却也没有因此气馁，他自己进行了一项社会学调查，查阅了大量资料，采访了很多官员和居民。最后，他在文章结尾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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