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社区劳动在前殖民时期已经存在，现在更是变本加厉——所有的图西人都可免于做工，但胡图人则必须义务为比利时殖民者或是图西首领的工程做工，有时甚至每六天要做三天义务工，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奴隶。比利时殖民者给予了贵族和图西首领很大的自治权，他们被赋予权力可以强制百姓做工，可以对农民课税（常常伴有鞭抽棒打等刑罚），很多首领也大肆乱用职权。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周期性的饥荒，而胡图人的强烈憎恨和不满便是另一个更加可怖的结果，至少在卢旺达是这种情况。

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往往都是虚构出来的，但一旦了解了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殖民史，就很容易让人思考这种历史会带来的结果。

根据《布隆迪历史字典》，比利时殖民者艾伯特·茅斯的反图西人情结据说是“达到了病态的程度”。据记载，1961年，当得知鲁加索尔王子率领的政党获得了布隆迪独立时，茅斯绝望地自杀。

鲁加索尔娶了一位胡图族妻子，而且他的政党也是由多民族构成的。鲁加索尔要求立刻实现布隆迪独立，所以遭到比利时统治者的极度不满。据《布隆迪历史字典》称，有证据显示，在布隆迪的比利时常驻代表曾经唆使鲁加索尔的政敌刺杀他：“鲁加索尔必须得死。”据说比利时常驻代表曾如此直白地表述道：“这事一旦做成了，风波很快就会起来了。”

1993年，布隆迪总统恩达达雅被刺杀，对于随之发生的暴力事件，特别是在多个地方发生的针对图西人的屠杀事件的性质，还存在着广泛争论。有些人坚持这些事件都是“自发”的，而其他人则认为事件背后预谋的成分很大：胡图族极端主义者抓住这次机会实施了他们蓄谋已久的消灭图西人的计划。

1994年6月，来自各国的多名人权专家针对刺杀后果发表了一份报告（《布隆迪1993年10月21日后人权暴力事件国际委托调查——最终报告》，人权观察组织及其他组织，1994年6月）。尽管这份报告对大屠杀的描述并不完整，但是其观点公正，它指责“布隆迪军队中的重要官员，包括其总指挥”应对谋杀负责。这些官员都是图西人，他们一定能够预想到这次谋杀会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暴力冲突。报告还批判了逃离了布隆迪的胡图政府领导人以及“省和地方胡图族官员”，并指责他们利用卢旺达的无线广播“呼吁抵抗”。报告声称：“这些呼吁抵抗的部长原本可以利用同样的通信方法呼吁结束杀戮。”

报告最后如此总结道：

在那些图西人遭到大量屠杀的地区，都有一小撮当地重要的政府官员参与了开展杀戮或煽动民众的行动。这些集团先是将图西人关在公共建筑内作为人质，后来又发展为杀戮。而图西族的政府官员也利用他们的职务和权力之便发起针对胡图人的杀戮。根据这些发现，认为这次暴力事件是自发、临时性事件的观点并不可靠，至少不能整体地用于解释这些杀戮行为。

事实上，图西军队的反应一般非常迟钝，但是1993年，差不多在德奥穿越边界逃往卢旺达的同时，军队却采用了十分强硬的行动方式：

军队和警察过度使用了不必要的武力，甚至对一些只是为了逃命自保的平民动用了145毫米和20毫米孔径的重型机关枪、装甲车和直升飞机。军队和警察对拘禁或屠杀过图西人的区域进行攻击，但他们同时也介入了本没有发生杀戮的地区，结果造成各地方发生暴力冲突，而军队和警察又进一步镇压。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军队和警察屠杀了胡图平民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针对图西人的报复性行动。

1994年8月，大约在恩达达雅被刺杀六个月后，卢旺达总统乘坐的飞机遭到攻击，总统遇难，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爆发。布隆迪总统——恩达达雅的指定继承人——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现在，关于究竟是谁攻击了那架飞机的争论依然没有结果，而对后来为期四个月的屠杀中死亡人数的讨论也没有停止。遇难者多为图西人，但很多胡图人也因为在种族大屠杀前反对胡图族专制、被怀疑同情图西人，或是因为拒绝参加杀戮等原因而遭到杀害，也许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试图帮助图西人而被杀。不仅如此，有些胡图人甚至杀害其他胡图人以来谋得对方的土地和财产，而许多胡图人因为被误作为图西人而丧命。

有言论称，卢旺达一小部分胡图族政治领导人早在1992年左右就计划了消灭图西人和胡图族政敌的行动，那是在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乌干达入侵卢旺达的两年后。卢旺达爱国阵线是一支主要由流亡的图西人组成的武装力量，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卢旺达爱国阵线在种族大屠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将这个事件上升到了武装冲突的程度。但是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早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前，卢旺达就已经充斥着暴力事件和武装威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毫无疑问都是一场政府主导的杀戮行为。政府中的部分当权者认为，由于胡图人的不满和愤怒、经济下滑造成时局动荡，以及国际施压要求卢旺达政府转变为多党制政府等事端，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而这种国际压力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后不断受到强化。

1993年8月，卢旺达总统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卢旺达将终止现存的独裁统治。统治集团对这份协议恨之入骨，菲利普·古雷维奇在一本关于这次种族大屠杀的著作中写道，对大屠杀的准备工作正是在这项和平协议签订后得到了充分发动——“正当胡图政权遭到和平威胁时”。

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入侵加剧了卢旺达的经济问题。马哈穆德·曼达尼和其他学者共同撰写的一本书中提到，这次入侵以及由此带来的暴力冲突和国内大量难民的产生，或许对当时的政府有一定好处，因为它使得政府的暴力行动显得更为合法，并且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次入侵也为极端主义者提供了条件，借此开展他们精心设计的反图西人的恶毒宣传。1993年，布隆迪总统恩达达雅遇刺，加之成千上万的布隆迪胡图难民涌入卢旺达，为反图西族的宣传者提供了大量宣传素材，用于“kangura”（《觉醒》）报纸和卢旺达广播节目中，以煽动仇恨情绪。此外，据说很多布隆迪的胡图族难民加入到了屠杀卢旺达图西人的行动中。

很多关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著作探讨了这次暴力事件的原因，有些作者着重讨论某一种原因，有些作者则提出了一连串的原因。其中有些是首要原因，有些则是次要的：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特别是宣扬图西族是外来的高等民族这一思想）；历史上的和正在发生的暴力冲突加深了种族偏见，为将来的暴力冲突埋下了祸根；政治投机主义者利用了民众大多数未受过教育而习惯盲从这一特点引发惯性冲突；人口过剩、环境退化、经济危机等加剧了对日益减少的资源的争夺；法国政府在其中煽风点火，联合国、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对种族屠杀的预兆及屠杀发生时反应冷淡、未尽到责任等。

在我读过的作品中，彼得·尤万在列举各种可能的原因并对它们进行区别这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还驳斥了许多被广泛溯及的原因。比如说，有人认为卢旺达农民参与大规模暴力活动是因为他们文化中有盲目顺从的成分，而彼得·尤万则驳斥道：“也正是同样的一批民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耗损了巨大的精力拒不服从政府的命令。”

尤万也广泛探讨了国际开发援助扮演的角色，而且他本人也曾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参与过国际援助工作。和布隆迪一样，卢旺达的经济和政治也都和外国援助密切交织，且依赖于这些援助。而关于掌控这些援助，尤万写道：“变成了一种特权，并演化为一小群领导人扩大自己特权的工具”。尤万将其称做“开发计划”的援助活动，非但没有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反而加剧了不平等，并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造成了“偏见、羞辱和稚化”。若将尤万的观点总结说来就是：国际援助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造成了“结构性暴力”，而结构性暴力正是1994年席卷卢旺达全国的严重暴力冲突中的关键因素。不可否认，沉积已深，并被人们当做习以为常的偏见，就是在结构性暴力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如果意识到结构性暴力这一因素就可以明白，始终存在的暴力就像一个连续体，而强烈的种族偏见和爆发的毁灭性暴力冲突都是这个连续体上的一部分。在这个连续体中，每一分暴力都招致了进一步的暴力，受害者一晃又成了行凶者，然后再次沦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