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于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1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禺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

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人地狱耶！”

也就在3月17日这一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底细。

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敏锐，判断是那样准确，而他发出的“预警”讯号又是那么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二十九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十五岁时便加入了国民党，十九岁人烟台海军军官学校。1921年底，二十四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25年10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1926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国，由他担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公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

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3月18日

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即黄埔军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

接到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为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蒋介石与孙中山共度患难亦在此舰。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中山舰。

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起锚驶向黄埔。

19日清晨6时，宝璧舰在一片朦胧之中抵达黄埔。一个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

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当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

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3月18日下午4时，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话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一艘，也被误听为派舰二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欧阳钟的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到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

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

正在此时，李之龙又接到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时攻占冬官的五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十余人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使团于1926年2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中山舰是国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

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

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

1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

他接李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埔？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三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日去不去黄埔？

蒋介石又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怀疑中共、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5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4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

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

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4时“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报告：“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

3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出席第十三次中央常委会。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

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曾问过李之龙，李之龙答复他：“这是校长的命令。”

19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又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则从上海回到广州。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

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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