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9日上午，一架“波鹰”（今译“波音”）飞机从陕西中部的洛川县起飞。在那时，黄土地上空难得见到飞机的影子。

飞机钻入云霄，不知去向。

飞机的驾驶员，竟是三十五岁的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多才多艺，会开汽车、摩托车，还会开飞机。

1934年，张学良乘车去鄂东麻城视察。当地的“父母官”闻张将军至，率部下出廓三十里迎接。等了许久，等不到张学良。后来才知道，公路上曾驶过一辆汽车，那司机便是张学良！当地的“父母官”见到那辆车，以为是“开道车”，张将军的专车必定在后边哩！

又有一回，张学良在天津，因急事要赶回北平。他竞驾着一辆摩托车，独自疾驶，只花了两个多小时，便回到了北平！

他购买了一架“波鹰”飞机，作为自己的专机。他喜欢飞来飞去，因为飞机快捷，办事效率高。

这一回，他亲自驾机飞行，却为的是高度保密。飞机上的三位乘客，是经他严格挑选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机要随从参谋孙铭九，还有一位神秘的人物。

飞机起飞后，绕了一个圈子，然后才朝北飞行。直至机翼下出现蜿蜒的黄浊的延河，还有那小山顶上的宝塔，张学良才降低飞机的高度，稳稳地降落在一片河滩上。那里便是肤施，即延安。

孙铭九记得，一行四人下了飞机，朝城里步行，没多久，来到肤施城东北军驻地休息，等待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此人来自“红区”，现已在肤施城东川口，准备天黑时分进城。

张学良知道这位要人的到来，是因为他在三日前——4月6日，接到毛泽东、彭德怀从瓦窑堡发给张学良、王以哲的电报：

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商谈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原来，那位要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一行五人，副手为李克农。李克农，安徽巢县人氏，1926年加人中共，1928年起便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三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乃中共党员，同时供出了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的地址。那从武汉发往南京的电报被钱壮飞知悉，火速转告李克农，李克农迅即安排周恩来及中共巾央在上海的机关转移……李克农参加了长征，抵达陕北后出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张学良便是他的联络对象之一。

夜幕低垂，周恩来一行五人秘密地来到肤施城内的天主教堂，张学良早已在那里恭候。这是周、张平生头一回见面。周恩来留着浓黑的胡子，张学良称之“美髯公”。张学良与“美髯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五十多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回忆初识周恩来，便作出十二字评价：“反应敏锐，言谈出众，学识渊博。”

张学良介绍了与他同机而来的神秘人物，说是他的秘书。周恩来一见这位张学良的秘书，不禁大笑起来，与他热烈握手。听张学良介绍说“这是贵党的刘鼎先生”，周恩来也就顺口称那人为“刘先生”，说道：“刘先生好！”那人也连声说：“周先生好！周先生好！”

其实，这位“刘先生”，是周恩来的老部下，三十三岁，四川南溪人氏，真名阚尊民，化名刘鼎，后来竟以化名传世。1930年，当刘鼎从苏联留学回来，到了上海，便是向周恩来报到的。刘鼎和他的妻子吴先清，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工作人员。刘鼎精明能干，颇得周恩来赏识。吴先清也是一员强悍的女将。1933年，吴先清调离中共中央特科，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担任谍报组组长，她居然就住在上海市警察局局长闵鸿恩的隔壁！

至于刘鼎怎么会变成张学良的秘书，倒也颇为曲折：

1935年5月，上海曾发生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新生》是一家周刊，在第2卷第15期发表了署名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文中写道：“目下的日本……舍不得丢弃‘天皇’这一个古董，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在现今的皇帝中，最可怜的，恐怕还要数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了……”此文发表之后，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居然以妨害“邦交”为由，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判处《新生》发行人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县人，与张学良私交颇深。1935年11月下旬，张学良由南京来沪时，看望了正在狱中的杜重远。杜重远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张学良的心：“不联共抗日，就是空谈抗日！”

张学良听进了杜重远的话。二十多天后，他在沪秘密会晤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是辽宁义县人，年长张学良二十多岁，曾在奉军任职，担任过长春戒严司令、东北陆军第十五师师长，授陆军中将衔，“九一八事变”后，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揭起抗日大旗。他曾于1933年8月上了庐山，面谒蒋介石，提出组织东北义勇军四条政见，被蒋介石所拒绝。张学良在上海见到了老部下李杜，颇为欣喜。言谈之中，李杜的意思与杜重远完全一致：“联共抗日！”张学良知道李杜虽不是中共党员，但与中共有联系。张学良以为中共中央在上海，便托李杜与中共联系能否与中共领导人商谈联合抗日之事。

李杜果真有办法。1936年3月初，李杜从上海给张学良发来电报：“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张学良当即派了高级参谋赵毅前往上海，把李杜所介绍的“朋友”接往西安。3月11日，张学良跟这位“朋友”首次见面。这位“朋友”便是刘鼎！刘鼎作为中共代表，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而对外则称是“秘书”。

除了张学良主动找巾共联系之外，中共也主动找张学良。张学良部将高福源，于1935年10月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所俘，之后进入中共所办“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经过学习，高福源转换了思想。1936年1月，高福源携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件抵达洛川，第一次沟通了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联系。此后，高福源经常往返于洛川和瓦窑堡之间。

由于高福源的奔走，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出面了。在高福源的陪同下，1936年2月25日李克农冒着鹅毛大雪，在洛川与王以哲见面、会谈。

接着，3月3日，张学良又亲自驾机从西安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密谈。张学良向李克农提出，希望晤面毛泽东或周恩来……

经过高福源、李克农、刘鼎秘密地穿针引线，终于促成了肤施教堂里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彻夜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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