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维摩诘的修行之室为一石屋，只有一丈平方，但在他讲法时，却能容纳万人，以至无量。玄奘在进入该室前，已决定随后东归大唐，于是欲于其室壁上书写下年月日，以作纪念。他提笔上前，望见墙壁就在不远处，但“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长安。

按《独异志》记载，玄奘西去取经的年岁，唐朝名寺灵严寺的松枝年年指向西边，及至大师返回，松枝才变换方向，皆指东边。虽然在维摩诘方丈室触壁不及，但他也已是震烁东土的大师了。一个把人生中最光彩的年华赋予孤途和信仰的人，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敬畏的。

取经回来的玄奘，讲经译经，佛教更为红火。后来，经武则天推动，到了中唐，再加上禅宗的崛起，佛教进入全盛期。但物极必反，晚唐武宗时，突然来了一轮灭佛运动，下面这则秘密故事从侧面说到这一事件：

扬州栖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阑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独异志》）

公元840年，唐文宗终于幸福地死去。因为对这位被宦官控制的皇帝来说，死是一种解脱。文宗死前，太子本为李成美（文宗的哥哥敬宗皇帝之子）。但专权多年的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为树权威，废黜了成美，而迎接文宗的弟弟颍王李炎为皇太弟。文宗死后，李炎为新帝，改年号会昌，是为武宗。

武宗李炎于人生中最关键的二十七岁即位，是继宪宗后又一个强势皇帝。此人有主见，富于谋略，风格雄俊，脱颖于晚唐诸帝中。他跟中晚唐的大多数皇帝一样，也喜欢游乐于夜宴，但他在“度”上能把握好。换句话说，游乐时他是一个洒脱的玩家，办公时他又是一个严肃的皇帝。

即位后，武宗以李德裕为宰相，从此开始了君臣相得益彰的时代。

李德裕是超一流的政治家，以自己的权谋与兢兢业业，把武宗时代打造得可圈可点，会昌六年间被认为是晚唐鲜见的政治清明与果敢的时代。作为皇帝，武宗虽然是被权宦仇士良拥立的，但即位后却并未受制于仇。后者也意识到，武宗比文宗难对付多了，所以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被迫退休。

整个武宗时代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爆发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行动。

中国历史上有着名的“三武灭佛”，即三个谥号或庙号为“武”的皇帝对佛教进行了大规模禁止行动：一是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二是南北朝时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三即本故事涉及的唐武宗李炎灭佛。

三次灭佛事件中，“会昌法难”规模最大，按当时朝廷的法令，首都长安保留四座寺院：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庄严寺。东都洛阳和其他州郡只象征性地保留两座寺院，其他全部限期拆除，僧尼还俗，否则严惩。当时，帝国境内共拆除寺院44600多座，迫使僧尼26万人还俗，没收寺院田地千万顷。

本故事说的是，扬州大明寺有栖灵塔，为整个唐朝最高的佛塔。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即该寺被拆除前，发生了一件隐秘之事。

当时有词人刘隐之，游于明州即今之浙江宁波，一日晚，在旅舍梦见自己泛海而渡，看到西灵塔漂现海面。恍惚中，又见老朋友扬州僧人怀信站在该塔第三层，凭栏对刘隐之说：“我正送此宝塔渡过东海，过些天再返回扬州。”

刘隐之懵懂问：“送塔过海？”

怀信说：“佛门将有大难，护塔过海，以逃此一劫。”

多天后，刘隐之回扬州，一日闲暇，游于怀信所在的大明寺。

该寺中的栖灵塔是当地名胜，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高九层，其势巍峨，挑破云层，最主要的，据说里面供有佛骨，所以每每吸引香客们前来参观。李白游扬州，曾登此塔，并留下一首《秋日登扬州栖灵塔》：“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鸟拂琼帘度，霞连绣拱张。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露浴梧楸白，霜催橘柚黄。玉毫如可见，于此照迷方。”除李白外，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也曾登此唐朝第一塔，赋诗以赞。

只说刘隐之。正当他在塔下转悠，肩膀被拍了一下，一回头，是怀信，后者说：“还记得我们曾在海上相见吗？”

刘隐之猛地想起他在明州旅舍做的那个奇怪的梦。正在疑惑间，怀信把他拉入禅房，随后进行了一番秘谈。

又过了几天，栖灵塔失火。寺众大惊，只有怀信躲在人群中，露出微笑。

很快，“会昌法难”开始，大明寺也被拆除。显然，在这个故事中，怀信已预测到朝廷将要大规模灭佛毁寺，于是施法术，护送镇寺之塔越海而渡，将其隐藏起来；而在外人看来，该塔像是失火而毁。

当然，这件事除了怀信外，在整个唐朝，只有刘隐之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也记载了一则关于该塔的异象：“陈少游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这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事，难道预示了多年后怀信将该塔渡海转移的秘闻？

武宗死后，宣宗皇帝即位，恢复佛教，栖灵塔再一次屹立于人们面前：它是被人重新修建，还是被神奇的怀信渡海抱回的呢？

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当然与他的个人爱好有关。他是一个虔诚的道教爱好者，宠信道士赵归真，而后者一直以大力抨击佛教为己任。

其次，为的是解决唐朝的财政问题。因寺院僧人众多，又纳奴婢，田产更巨，却不纳税，致使政府的经济出现大缺口。

此外，还有一则传闻：武宗之所以灭佛毁寺，是为了搜捕他的叔叔光王李忱（后来即位的宣宗皇帝）。当时，武宗对这位在史上以大智若愚着称的叔叔心有顾虑，几欲谋害，在其逼迫下，李忱剃度为僧，隐藏于寺院中。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凶煞迷羊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上的党争是经常出现的。其中，绵延时间最长也最为知名的是中晚唐时的“牛李党争”。

牛党领袖是大臣李宗闵，而非后人通常所说的《玄怪录》作者、宰相牛僧孺。李党领袖是李德裕。以前的说法是，牛党代表了新兴的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庶族阶层，李党代表了自东汉以来一直掌握大权的世家贵族（李德裕来自唐朝七大高门之一的赵郡李氏）。

我告诉你，这完全是胡说。因为牛党那边同样有很多具有世族高门背景的人，甚至在数量上不比李党这边少。至于有人认为“李德裕无党”，也是不靠谱的。

“牛李党争”起源于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

在那次考试中，作为应考者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大论朝政，并对当朝的执政者提出批评。这时的宰相是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亲。这事搞得李吉甫很不舒服。更不舒服的是，主考官杨於陵等人认为牛僧孺、李宗闵的文章写得很好。

于是，李吉甫哭诉于宪宗面前，并指责主考官徇私舞弊。宪宗立马将杨於陵等人贬官，作为新科进士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也没被朝廷录用，而到外地做了地方幕僚。后来，有人认为李吉甫做得有点过了，便反诉于宪宗面前，于是没多久，李吉甫也被打发到南方为官了。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这仅仅是个开始。

到十三年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又发生了一起科考案。

这一次，点燃导火索的是《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的父亲段文昌。文昌为朝廷重臣，平素喜欢古董字画，与其交好的杨某就送给段不少字画，为的是自己能金榜题名。当然，段文昌跟杨某平时也是有交情的。段文昌随后找到主考官礼部侍郎钱徽，递过去一个条子，叫他关照一下杨某。这时递条子的还有刚刚写出“锄禾日当午”的大臣李绅。

没想到，钱徽没买段文昌和李绅的账，最后录取了跟自己私交不错的大臣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人。而李、杨刚好是这次考试的副考官。

名单下来后，段文昌暴怒不已。

此时，他正要去蜀地做剑南西川节度使。走之前，他联合了李绅、元稹（皇帝喜欢的诗人兼翰林学士，与李宗闵有过节），以及刚刚步入仕途的李德裕（翰林学士），在皇帝那里告了一状。穆宗也很生气，下诏叫白居易等人复试新科进士。经重新考试，李宗闵的女婿等人全部被刷下。

段文昌带着儿子段成式心满意得地去四川上任了，但朝廷上从此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段文昌队伍中的青年李德裕，很快变成这一派的领袖。念念不忘元和三年事件的德裕，他一出手，就显示出打击政敌时的冷酷无情。事件发生后，李宗闵被贬到外地为官，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牛党得势时，尽驱李党到外地；李党得势时，又会把牛党成员全部扫出朝廷。

到唐文宗大和年间，两党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除白居易（牛党骨干的亲戚，被李德裕视为牛党外围人物，而终生不喜欢白居易）等少数几人外，中晚唐的几乎所有重臣和诗人都卷入了“牛李党争”。

前面说过，虽叫“牛李党争”，但实际上牛党的头号领袖不是牛僧孺，而是李宗闵，所以叫“二李党争”更为适合。关于“二李”的关系，唐人笔记《幽闲鼓吹》曾有一段记载，大意是：

李德裕在扬州为官，李宗闵在湖州为官，两人针锋相对。李宗闵被调往东都洛阳出任新官，李德裕感到不安，修书向李宗闵示好。但后者不接受，在去洛阳的路上，特意绕过必经之地扬州，而不跟李德裕见面。但没多久，李德裕任命为宰相，过洛阳，李宗闵同样感到不安，给李德裕写信，表示想见一面。李德裕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之间，倒也没什么太大的怨恨。不过呢，见面同样也没更充足的理由。”

按另一种传说，李德裕和李宗闵之所以水火不容，跟李宗闵忌惮李德裕的铁腕与能力有关。李宗闵做宰相时，李德裕正担任兵部尚书。有一天，京兆尹杜悰去拜访李宗闵，看到李愁眉不展。

杜悰：“想啥呢？这么专心！”

李宗闵：“你猜。”

杜悰：“又在想李德裕了吧。”

李宗闵：“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不融洽了，实际上就从没有融洽过。”

杜悰：“我有个主意，但你肯定不会采用。那就是，推荐他做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被唐人看重，相当于副宰相。

李宗闵思忖良久，最后答应了。于是，杜悰跑到李德裕那里，把李宗闵打算推荐他做御史大夫的事讲明，李德裕喜不自禁。但后来，牛党要员杨虞卿知道了这件事，断然否决了这个提议。李德裕得知后大怒，从此“二李”老死不相往来。

李德裕跟牛僧孺的关系同样形同水火。

当时，出现了一篇叫《周秦行纪》的志怪，以牛僧孺第一人称自述的口吻，讲述其在德宗贞元年间进士落榜后返回故里途中夜入汉文帝母薄太后庙的离奇遭遇：“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失道不至。更十余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

在庙里，作为死鬼的薄太后又叫来了一批死鬼作陪，其中包括“狭腰长面，多发不妆，衣青衣”的戚夫人﹑“柔肌稳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的王昭君、“纤腰修眸，仪容甚丽，衣黄衣，冠玉冠”的杨贵妃、“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的绿珠等人，甚至还有当朝皇帝的妃子。

宴饮中，薄太后问：“今天子是谁？”

牛僧孺答：“今皇帝为先帝长子（德宗）。”

杨贵妃大笑：“沈婆儿做天子也？大奇！”（德宗的母亲沈后即传说中的江南女子沈珍珠，“安史之乱”中失踪。）

酒酣之后，薄太后问：“牛秀才远道而来，今晚谁人陪寝？”

戚夫人率先起身，说：“家里孩子还小，我可不行。”

绿珠也婉拒。

薄太后看了看杨贵妃，表示贵妃为先帝妃子，陪睡也不合适。最后，盯住王昭君，说：“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累弟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大意是，你王昭君远嫁塞北匈奴，又嫁给两任单于，身份相对寒微，就没推脱的理由了。

王昭君羞愧不已。

就这样，王昭君陪牛僧孺睡了一宿。

据说，这篇志怪是李德裕的一位叫韦瓘的门生写的，用以打击政敌牛僧孺。

有人曾拿着这篇志怪告牛僧孺的状，文宗皇帝看后大笑，说：“牛僧孺安敢称先皇后为沈婆？此定是他人冒名所作，嫁祸于人。”

文宗皇帝还是很明白事理的。

不管这篇志怪是不是出于李德裕的门生，或者说是不是李德裕授意而作，都说明当时牛李两党争斗之激烈。除朋党难，原因之一是满朝重臣，不是牛党就是李党；之二是两党背后都有专权宦官的支持。

虽然李德裕的形象更为正面（较之于牛党成员，在反对藩镇割据、强硬对待回鹘以及反控宦官方面更有力），但实际上他跟宦官也保持着密切来往。当时，有宦官到地方监军的惯例。李德裕跟这些监军宦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那些宦官期满回京后，即可直接向皇帝推荐李德裕。唐武宗时，李德裕被召回长安做宰相，基本上用的就是这个手段。

武宗时代，李德裕备受恩宠，做了六年宰相，把牛党成员全部扫出朝廷，李宗闵最后死在湖南贬所，牛僧孺也被赶到遥远的地方。

李德裕为相的岁月，施政风格刚健有力，满朝清明肃然。但同时，由于出身世家高门，他的贵族做派又非常突出，以奢华为例，按《独异志》记载：“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也就是说，李德裕每喝一杯羹，价值三万钱，而且羹汤是用当时稀有的珠玉、雄黄、朱砂等煎熬，熬到第三次后，这些珍贵的药材就扔到地沟里。可以设想，连李德裕家的地沟也充满了宝物。

李德裕又好收藏古董，最喜怪石奇木，“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他在洛阳郊野修建的别墅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六年海州送到。’……”

但是，武宗一死，李德裕的境遇马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唐宣宗以皇太叔的身份继位，由于深深厌恶前任武宗皇帝（宣宗为亲王时，韬光养晦，装傻充愣。作为侄子的武宗，每每侮辱他。又传，曾一度意图谋害他），把这种厌恶也转到李德裕身上。这只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事必躬亲的宣宗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强势的宰相每天在自己眼前晃悠，代他处理政事。

李德裕太孤傲严肃了，太不怒自威了，这叫宣宗深深地忌惮。每次上朝，看到李德裕，宣宗往往“寒毛倒竖”。这样的君臣关系算是没法处了。宣宗继位没多久，李德裕就被打发到东都洛阳，虽然丢了宰相之位，却还不算被贬官。尽管如此，李德裕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曾向一善于预测的僧人问吉凶之事，僧人指出李近期将有灾难，会被贬到更遥远的南方，且南行之期月内即见分晓。

李德裕郁闷，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相信。

“不相信？那这样，我们做个实验。”僧人说着，一指地下，“此地下埋有一石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