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些文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在上海《收获》杂志连载了。如果要问，这十七、八年间在文化思维上对中国大陆广大读者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人？我想，只要不存在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余秋雨先生一定名列前茅。

当然，思想深刻的学者不止他一个人，但只有他找到了具有社会渗透力的文学语言；反之，广受读者喜欢的时尚作品也不少，但那些作品大多缺少文化思维的深度。

正是在精英文化难于普及、时尚作品缺乏深度的双重必然中，余秋雨先生就显得特别难得、又特别珍贵。谁不想自己的作品既广受欢迎又不失深度呢？全国那么多人在努力，但只有他充分地做到了，而且一直领先十七、八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可笑的是，一些社会上最浅薄的文人经常会把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说成是“媚俗”。这种颠倒说法由于迎合了中国文化界历来宣扬的所谓“深刻的东西不会产生广泛影响”的观点，也让不少人糊里糊涂地相信了。其实，仅仅看《文化苦旅》，就会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且看下面这些例子——

第一，对于一个文明古国的文物，究竟应该看作全人类的遗产，还是看作一个民族的珍宝？《文化苦旅》第一篇就表现了“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的“两难”结构。这个结构，到现在，到今后，都是艰深和苦涩的。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广大普通中国读者接受这个悖论，具有可想而知的障碍，但是，通过余秋雨先生的笔力，大家大致接受了。从此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文化界很少再有人简单化地把斯坦因等人说成是“帝国主义强盗”了；

第二，历史上，最高的政治评价来自于战功，还是来自于利民？《都江堰》开宗明义提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个论断直到今天还是冒险而备受争议的，但余秋雨先生作了雄辩的论述；

第三，中国的文化灵魂，应该集中居住在城市里，还是应该散落在大地间？《江南小镇》提出了一种既古典、又超前的构想。余秋雨先生主张文化智者应该拔离集中而逼仄的倾轧，以充分的自立和孤独走向真正的安宁；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什么样的艰难方式获得民间保存的？这种方式各有什么利弊？文化和生命的关系如何？《风雨天一阁》提出的是这么一系列艰深的课题；

第五，作为中国近代特殊成果的上海文明应该如何评价？被全国人民所诟病的上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落？他们在集体文化心理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这一系列问题非常复杂，社会上争议重重，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由历史到文化，由宏观到微观，论述精辟，几乎一锤定音，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第六，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根本差距是怎么造成的？《夜航船》一文比较了中国明代的张岱和几乎与他同时代的法国的狄德罗，指出中国文人喜欢炫示文物典章的恶习与欧洲百科全书派立足开拓创新的区别；

第七，如何来看待废墟？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早早地提出，反对把所有的废墟刷新、修缮和重建。他说，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但是，“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

请注意，这一切都写于十七八年前，也就是说，写于文革灾难刚刚离去，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人们的思想禁锢尚未解除，文化思维还很僵化的时代。这些观点中的一部分，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时候已有涉及，但“文化热”终究集中在部分文人学者间，而且涉及方式更多的是直接搬用外国的观念和方法。余秋雨先生所做的不仅仅是通俗化，而是通过自己的体验调动一般读者的体验，因此实现了真正的文学化、生命化和普及化。

事实已经证明，“文化热”中的那些介绍文章功不可没，但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们再也不会去翻看，而唯一能长时间留下去的，也只有余先生的文章。它们验证了一个道理：任何一时的热潮如果真正上升到了文学，就能延续久远。

《山居笔记》在写法上与《文化苦旅》完全不同。《文化苦旅》由一个个废墟来带出文化感悟，对地点的依附性比较大，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因景抒情”的传统散文；《山居笔记》虽然也有空间引发因素，但却以一个个重要的文化课堂为构建之本，充满了学理思辩却又不是学术论文，近似学者随笔却又比同类文章长得多。在理性和感性的巧妙组合上，这肯定是余秋雨先生独创的文体。自《山居笔记》篇篇轰动后，文坛间追随、摹仿者很多，有的近于文学，有的近于史学，但几乎没有谁能在文学等级和历史气韵的浑然天成上赶得上《山居笔记》。

更重要的，是《山居笔记》在连载时出现的许多杂志竞相转载、每期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烈话题的景象。就广度而言，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山居笔记》把一个个极为前沿的文化难题端到了广大民众眼前。

第一篇《一个王朝的背影》，恰恰是从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灾难开始的。一般中国人从历史教科书里接受的“民族气节”和“攘夷情结”，最集中地表现为明末清初对满清王朝的强烈对抗。余秋雨先生勇敢地从自己出发，检讨了这种思维惯性和情感惯性，然后从人格意义上正面推崇了康熙皇帝，并对比了明代的皇帝，得出了有力突破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现代结论。文章最后，又以汉族大学者王国维在清亡后的自沉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文化挣扎。这篇文章一度在社会上产生的震撼程度，十分巨大。此文还产生了一大串副产品，即触发了近十年来“清宫电视剧”的热潮。如果不是余秋雨先生对康熙皇帝的论述广泛深入人心，这种热潮不可能产生，尽管这种热潮的方向与余先生的本意并不相同。

从这篇文章开始，《山居笔记》的每一个主题都是极尖锐、极迫切的。按照余秋雨先生自己在《借我一生》中简约的概括，全部主题具有严整的连贯性：

“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这是指《流放者的土地》；

“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这是指《脆弱的都城》。这篇文章，还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城市文明的遗憾，因此也指出了文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

“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这是指《苏东坡突围》。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广大读者喜爱，各行各业的读者至今能熟背文中关于“成熟”的那段论述；

“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这是指《千年庭院》。这篇文章表现了一部以“文治教化”来对抗社会灾难的千年史诗；

“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这就是名篇《抱愧山西》。这篇文章也首次以震撼性的叙述结构向全国读者描述了中国自发的商业文明曾经有过的气魄，以及它的寂寞和脆弱。这对于十几年前市场经济开始萌动的中国大地带来何种历史性的启示，不言而喻。这篇文章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中国读者对于山西历史的看法，据说至今仍受到广大山西民众的感激。

——以上这些文章，被余秋雨先生本人概括为一个总题目：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迄今仅有的研究灾难与文化的宏伟巨制。

《山居笔记》后半部分的文章，余秋雨先生确定的总题目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

这个题目的展现也很壮观。余先生说：“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这很明白，指的是《乡关何处》和《天涯故事》。

后面一组对比就气魄雄伟了：“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这确实触及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归宿的核心部位，在余秋雨先生之前没有人作过这么深入的对比。令人惊奇的是，余秋雨先生不仅仅是借科举和魏晋来说精神家园，而且在对科举和魏晋的研究和描述上，也精彩备至、独树一帜，即使在这方面的专家，也难于望其项背。就我个人而言，则把《遥远的绝响》看作平生读过的文章中极少数最精彩的篇目之一。

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雨先生以对“小人”的研究，来统括以上两大题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缺少精神归宿，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灾难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余秋雨先生对“小人”的研究，也是历史上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入的一篇。在他之后，坊间出过不少与“小人”有关的书，几乎都要在扉页引述他的话。我个人认为，余秋雨先生对“小人”的研究，最后是以他本人遭受一些“小人”围攻的实践经历来延续的。他的经历可能会使他的研究增加一条结论：世上有不少人宁肯被人说成“坏人”也不愿意被人说成“小人”，谁说了，他们怎么也放不过你。但最后毕竟会证明，他们的全部手法进一步证明了“小人”是什么，因此也从反面证明了“君子”是什么。

综上所述，《山居笔记》不仅仅是散文。它是表现一个民族思想觉醒的重大文学成果，其思想意义不低于文学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它居然快速地成为了广大民众共同接受的精神财产，这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不能不说成是一种罕见的思想奇迹和文学奇迹。

我相信，要回顾文革灾难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史，一定避不开《山居笔记》。

特别需要提一笔的是，无论是《文化苦旅》还是《山居笔记》，都在台湾和海外华文读书界获得巨大影响，并先后获得了台湾最高文学奖“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广大台湾读者和海外读者从这两本书，既感性又理性地感受了中国文化的精粹，也感受了余秋雨先生所说的他对这种文化的“恭敬和忧伤”。

事实上，它们已成为十几年来全球华文读书界的重大文化现象。

余秋雨先生在完成《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后，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又写了一本谈人生况味的书《霜冷长河》，然后跨出了牵动亿万民众眼光的精神步伐——以生命历险的方式考察人类各大古文明遗迹。

如果不计他在学术领域里的累累成果，仅就《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所建立的文化功勋和思想功勋而言，本已是全民族精神领域的顶尖人物之一，应该备受敬重。这样一个人物决定去作生命历险了，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成为一个重大新闻；当他历险回来，必然会受到热烈欢迎。这一点，连日本媒体都意识到了，《朝日新闻》派出部长级官员到印度迎候余秋雨先生，而且选他成为“全球十人谈新世纪”的十人之一。但奇怪的是，中国大陆文化界对这么一个重要人物的重要行为置若罔闻，迎接他的是一堆空穴来风的大批判。这真是让人既气愤又沮丧。

余秋雨先生是作为香港凤凰卫视的“特邀嘉宾”投入对埃及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文明、恒河文明以及全部欧洲文明的实地考察的。他自己的考察意图，与凤凰卫视有所区别，也就是说，他要从一系列已经死亡的古文明废墟间找寻中华文明存活至今的原因，又要从欧洲文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各种弱点。他直接去面对各种古老的异态文明，但他的研究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文明。这么大规模的对比性研究，他也是古往今来第一人，而且研究成果同样深入人心，《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仍然获惊人畅销。

对于这个以生命换来的豪迈壮举，我看到网路上已有不少网友称他为“民族英雄”，但中国大陆文化界则假装没有看见。我认为，他们是不敢正视，因此只能转移视线，在所谓“历史问题”和“文史错误”上挖小洞，挖不出小洞也故意把凿子敲得震耳欲聋。

然而，事实上，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名震全国的文化智者一寸寸、一里里地走完了烽火遍地、危机四伏的北非、中东、中亚、南亚和整个欧洲大地！

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么一位著名教授，不仅每天要向全球直播自己面对每一块陌生地的现场谈话，而且还要每天写一篇不短的文章和一段语录，立即发送到世界各地华文报纸。须知，他们每天的主要时间是在危险地带冒险、避祸、寻路、投宿、觅食，他是凭着什么本事一天不拉地在极小缝隙间完成那么多劳作的呢？他每天一篇的文章，当时天天在全球各华文报纸上连载，后来才收集成《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的，可说是一种众目睽睽下的即兴写作，每天能写作的时间极其短促，既不可能查阅任何资料，又不可能修改文句，这实在只能归功于一种旁人难以企及的心理能力、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了。

余秋雨先生在这种延绵数万公里的直感中，永远没有离开过最艰深的学术思考，例如，他一路概括了中华文明何以避开了其他文明灭亡的陷阱而存活至今的八、九个原因，都是从切实的对比中得来，又依仗着他极深厚的学术功底，实在是文化研究上的极大成果。历史必将以浓重的笔墨记载他的这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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