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在欧洲大地上寻找与中华文明的对比点，然后也找出了中华文明的八个弱点，貌似具体却又非常宏观，与他从中东到南亚所寻找到的思维成果相辅相成。我想不出还有别的文化建树比这种实地亲身考察得出来的结论更宏伟、更有价值。

《借我一生》是一部记忆文学。余秋雨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定位为文学，并不是意味着虚构，虚构并不是文学的必要特征。他认为这部作品通过对感觉和印象的精细复活，通达到生命的神秘结构。在这个神秘结构中，最小的空间和最大的空间都曾给了生命以恩惠，因此用这个书名表达感恩之情。感恩的对象，是父母，是遭遇，是上天，鸿蒙而又伟大。

这当然是文学品相。就像他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用近似于散文的笔调进行“宏伟叙事”，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用近似乎日记的形态进行文明思考一样，在《借我一生》中，他用近似于传记片段的形态写出了一部精神史诗。

这是现代文学形态的一种创新。由许多真实片段组合成一个底奥无穷的大结构，由大量具体的感觉凝结成一个有关人生和世界的大疑问。

但是，在这个文学大结构中，又蕴藏着大量的思想矿藏。我粗粗翻阅两遍，至少发现了以下这些极具冲击力的思维：

一，十九世纪之后浙东农村因闯荡上海而改变了社会结构，因此，闯荡者的“回家”也就变成了文化磨合和文化互补；

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变革，更多的不是政治意义而是文化意义；

三，大地的最后荒凉是文化的失落，有时，回春的希望会偶尔地落在一、二个善良的知识少妇身上；

四，作者的叔叔的悲剧证明，任何理想主义的殉道者总是很难找到彼岸的，只有离开了此岸而又找不到彼岸的人才会毫不犹豫地走向壮烈；

五，高层政治权力的斗争并不是像现在宣传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把灾难推向了民间。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通过“大揭发”、“大批判”而释放了世间的恶，并使恶成了万事万物的审判者；

六，民间灾难的最大困境是无处投诉、无处求助，连朋友、亲戚也变得极不可靠，因此，轰轰烈烈的外像中隐藏着大量的中国人彻骨的孤独；

七，伤害过你的人，永远不会放过你，他们会因为过去的伤害而感到永久的不安全，因此不会停手。不断被他们伤害，注定是你的宿命；

八，我们最大的教训之一，是宠坏了本该鄙视的一切；

九，中国文化最大的负面遗产是虚假，而这种虚假又总是以道义面目和学术面目出现。直到现在，谁只要一反虚假，便陷孤立；

十，在社会转型中开始选择一种新的生态的人，总是对其他人的习惯生态构成了否定，因此必然会遭致你死我活的围剿；

十一，一切因历史原因而承袭了诸多邪恶的生命体，都有被原谅的理由，但在原谅他们之前有必要弄清他们的行止，等到终于发现他们的背影，就放过他们；

十二，世间的大道是具体的，其中一项就是在灾难中救助亲人，为此不惜向各方求借，包括向你所不喜欢的群落；

……

这还只是窥豹一斑。这部作品中，有关人生、伦理、社会、政治的思考，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生在现世，我们已经很少看到这么丰厚的作品了。

余秋雨先生的其他作品，即便是像《山居笔记》那样大写灾难，像《千年一叹》那样大写恐怖，也多多少少隐含着一些乐观主义的魂魄，但《借我一生》写自己，在骨子里却是悲观的，尽管书中有大量幽默片段。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是乐观于文明，悲观于生命？还是乐观于遥远，悲观于周际？或是乐观于昨天，悲观于今日？都有待于进一步探寻。

无论如何，他对自己充满重重灾难的人生颇感自豪，对自己接受灾难挑战的勇气相当满意，却对今天身处的文化环境非常失望，甚至，有点愤怒。这是一个很少失望，很少愤怒的人，今天终于选择了失望和愤怒，自有其原因。我想，很多读者能够猜测一些外部原因，而最深层的原因却很难领悟。

从他的文字间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他觉得受到了时间的欺骗。二十几年前觉得灾难终于过去了，但二十几年之后，当年的老人马、老话题、老揭发、老手法全部重现，而且借助于媒体，而媒体已不知历史，把灾难的局部重演当做了“道义”。

顺着这个思维，他选择失望和愤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灾难的重演已不再敏感。因此，对于他人生中刻骨铭心的经历，已经没有合适的对话者。他决定在《借我一生》之后，不再写书。

就他的年龄和笔力，现在作这个决定有“锥心泣血”的意味，但我觉得是他的另一番思想贡献。

他的这个决定表明，他心中的文化创造和精神活动不是单向的，必须实现于接受群体和接受环境。当接受群体和接受环境已经无意于他的核心价值观念，而且事实证明已无法挽回，他就停止创造。

他这样做，是从反面昭示：文化是什么。

◎一种全新的人生哲学

——胡守荣

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遭报刊围攻已超过十年。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多数读者已经看清了事情的本质，也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估计那几个人还会闹下去，但肯定形不成气候了。他们的名字已成为笑话，而余秋雨先生却形象未倒、名声愈彰，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喜爱。他显然胜利了。

回想起来，他几乎没有战斗，甚至也没有怎么反驳。对方人多势众，动用的又是各地发行量很大的报刊。有正义感的人一时不辨形势不便发言，多数文化界的好人都比较胆小，怕惹动了马蜂窝对自己带来不利，都没有吭声。按照余先生的气度，又不会向任何方面求援，因此，他一直是“孤舟蓑笠”，岌岌可危。

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胜利了，真是奇迹。

可以说，十年来中国部分报刊对余先生的围攻程度已经创造了历史纪录，但是，孤身一人的余先生在基本不反击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程度也创造了历史纪录。

仅仅在上个月，我本人就在北京听了他的两次演讲。一次在中华世纪坛，他出任全国大学生辩论赛终决赛的总讲评。这事非同小可，全国那么多大学已经赛了几个月，能到北京参加决赛的都是强队，由各大学领导带领，而决赛评委更是一批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但要选一名最后压阵的，凭威望、凭水平、凭魅力，还是只能选余秋雨先生。果然，余先生那次仍然不负众望，讲评得极其精彩，全国观众都在中央电视台的频道里看到了。

另一次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办事处，讨论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这就更加非同小可了，因为余秋雨先生是唯一的中国报告人。与会者公认，他的报告水平，高于其他报告。

余秋雨先生并不住在北京，我偶然在一个月之内就在北京听到了他这么重要的两次报告，请问，从外部社会评价到他的内在精神状态，倒了没有？我想，那些一直在辱骂他的人，没有一个人辩得过任何一个大学生辩论队里的普通队员，也未必听得懂余先生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学术报告。

我没有看到余先生的其他生活情景，但仅仅凭着两次报告就能断言：十年围攻彻底失败。

那么，余秋雨先生是凭着什么样的人生哲学和智慧方略，达到如此惊人的效果的呢？

此前读过王蒙先生《我的人生哲学》，不错，反映了一种善于学习、拿得起放得下的健康人生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老一辈在逆境中保持平静，获得锻炼，还为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

相比之下，余秋雨先生的人生哲学更贴近当代，更个人化，更不借助外力，因此也更险峻、更刺激，更具有对年轻一代的号召力。我甚至认为“余氏人生哲学”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青年和中国文人的一种生态先导。

我研究了不少时间，认为“余氏人生哲学”至少有下列十二项特征——

第一，立身清朗，不求虚名、虚职、虚衔，不参加各种团体和会议，只过个人化生活，让日常时间完全处于自己可控范围之内；

第二，一生做很多不同的事，由此来享受生命的丰盈。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又知道自己在一个时期只能做成一件事；

第三，每件事都要集中精力做得非常出色，甚至是全国一流，然后干脆离去。由于每次都非常出色，必然会在每地留下一些嫉妒者，以及无意中被比低而存心报复的人，但又由于离去迅速，早已置身于他们的射程之外；

第四，为了锻炼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行动能力，在年轻时做一次单位负责人，并且要做得地道、高效。但做官的时间应该控制在七、八年之内，如果超过十年，有可能成为“职业官僚”。“职业官僚”会失去绝大部分个人自由时间，因生命的不可控而走向虚假。此外，“职业官僚”还是目前中国潜伏着最大危险的工作，需要时时躲闪，不如彻底躲避。在我看来，这才是余秋雨先生那么早就辞去官职的真实原因，极具智慧；

第五，尽快在经济上做到衣食无忧，然后不再为经济问题而耗费生命，更不为积累财富而陷入盲目。不实际操作任何经济行为，因为这是除做官之外另一个让人焦虑而又不安全的所在；

第六，人缘好，朋友不多。只要朋友有背叛友情的事实，不管是背叛自己还是背叛其他朋友，就立即删除；

第七，基本不读报，不上网，只看电视上的国际新闻和体育比赛，绝拒信息裹卷，不怕做一个完全不知道文坛动态、人事纠葛和政治传闻的人；

第八，对于所有的攻击，都看成是对自己成功的赞叹，对自己重要性的确认，因此绝对不生气。大家看到，余秋雨先生承受十年围攻依然生气勃勃、愉悦欢快，足以证明他其实没有承受过痛苦，只承受过正如他在《藤葛飘飘》中说过的一棵被藤蔓盘缠的大树的高贵。绝不像一般中国文人那样为了避祸而向攻击者求和，或为了假装谦虚而肯定攻击文章对自己的进步有帮助。他对那些职业攻击者始终表示蔑视，并使这种蔑视让全社会知道，不给他们一丝安慰；

第九，在关及自身文化人格的大事上绝不向他人（包括朋友）申诉和求助，更不向官方示意，即不通过“外援”来取胜，使事情改变性质。对他的围攻能延绵十年之久，证明围攻者们没有从任何方向得到过阻止的信号；

第十，越是文化环境恶劣越要做几件真正的文化大事，例如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人类文明。偶尔回来，又偏偏做几件被攻击最多的事，例如上电视，而且也要做得精彩；

第十一，永远不给别人以“争论”的机会，不让任何人成为自己的对立辩手，也不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这样的天真谎言。因此，余秋雨先生可以担任国际和全国的辩论赛总讲评，笑视天下全部辩论智慧，而自己却不会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一个辩论者。他一定自信，没有哪个辩论者能够胜过自己，但他更加相信，中国不需要这样的辩论，而需要实践；

第十二，可以历尽磨难，却不可以降低格调，包括思维的格调、行为的格调、谈吐的格调、文字的格调，乃至外部形象的格调。如果格调不能保持，与其降低，不如离开。这也是余秋雨先生受尽百般诽谤而不失一丝尊严的重要秘密。

我可能概括得太多了。因为我听说余秋雨先生一再对青少年听众说，自己终生奉行的人生原则只有六个字：善良、健康、快乐。还说如果还要缩小，可留下两个字：善良。

二十一世纪的生活肯定与二十世纪不同。除人生的大原则例如善良、健康、快乐不应该失去外，新一代的人生遭遇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前辈很难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教育后代，因为有很多已经事过境迁，完全不管用了。

但是，我认为，余秋雨先生的人生哲学却代表了新时代的生存智慧，尽管他年岁已经不轻。

这是因为，时代对他厚爱，让他在新世纪的一开头就领受了最浓烈的新世纪力量，正面力量和负面力量。

例如，报刊繁多，网络繁荣，各种人物都在那里发声，而且声音越刺激越能受到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上一代的敏感、忧郁、愤怒都毫无用处了，连敏感后的心理挣扎也成为多余；

例如，政府行政部门要管的事情很多，越来越不可能来严格清理和管治这种民间言论，因此，上一代习惯的投诉、上访、求助，也都已基本失效；

例如，在言论滔滔的时代，任何辩论也会在顷刻之间卷入滔滔，不见踪影，人们越来越粗心，越来越容易接受信息，又越来越不容易轻信。唯一能让大家记忆的是勇敢而孤独的生态方式，以及长久保持的人格魅力，因此，与其由恒定而涉足纷乱，不如超越纷乱而保持恒定；

例如，上一代的安全由集体性保护给予，但要获得集体性保护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新一代的安全来自于个体的自立和自由，这也要付出代价，但方向正好相反；

例如，“文化界”早已不是一种单独的存在，甚至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文化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在追寻的素质和名号，许多企业家和行政管理者都是层级不低的文化人，相比之下，原先意义上的“文化界”已全方位地落后于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界”的名声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取得全社会的好名声；

例如，随着开放，华文文学已不仅仅集中在中国大陆，一个优秀的华文作家应该进入全球华文读者的日常视野，因此也带来价值标准的一系列转变；

……

这一系列事实，大家都看到了，但余秋雨先生却一一作出了对应。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个文化人像他那样对应得那么全面又那么智慧。

因此，他开启了一种属于新世纪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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