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势。在人与物的对峙中，人生因为收藏而美丽，藏品因为藏鉴而闪烁。我们可以从收藏中感悟其承载文化的深意，体味物趣，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从而达到一种品质的提升，创造一种更高的境界；而收藏品则揭示了一个时期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走向，跨越时空，见证着人类的发展。因此，收藏也是一种精神和境界。

我国有不少名人深谙收藏之道，他们涉猎广泛，藏品丰富。收藏因名人而更具活力，名人也因收藏而更显风采。其中以藏书最雅，一些名人甚至将它作为自己毕生的心爱事业。

中国私家藏书绵延至宋，已成为士大夫的普遍时尚。北宋司马光，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曾经做过宰相，还主持编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爱读书，也爱藏书，有“藏书癖”之称。他家建了一座藏书楼，内有各种文史书籍万卷以上；他埋首于这座藏书楼达数十年之久，还给它的所在地取名为独乐园。他很爱惜书本，每次读书前，为免把书弄脏，总要先揩抹桌面，铺上一层毡毯，然后小心地把书平放在毯子上，这才开始。每当他看完一页，总是先用大拇指轻轻托起书页边缘，然后加上食指，小心地翻过，从来不用指甲去刮书页。他轻易不肯捧着书读，更反对人家把书卷起来读或把书页折角。

南宋大诗人陆游，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也是著名藏书家。他一生嗜书，藏书丰富，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居室取名“书巢”，在书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但是长期以来，他作为藏书家的声名却为诗名所掩。

鲁迅先生是尽人皆知的伟大文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一生热爱收藏的收藏家。他把收藏除了作为一种休闲消遣外，还用来增长学识、探究历史。他常常买些自己感兴趣的古器古籍回来，作为研究和探讨之用。鲁迅先生也酷爱藏书，其一生藏书费用约合今日人民币52万元。在他的《鲁迅日记》中记载着明确的书账：购藏9600多册书籍、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计16500件图书。从他开始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到最终在上海病逝，24个年头中，鲁迅收入的平均111%，专门用来藏书购书。

毛泽东既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和诗人。他一生酷爱读书写字，个人藏书达10万余册，有的是买的，大部分是别人赠的。他有一枚藏书章，是1963年请上海博物馆的篆刻家吴朴堂刻的一方“毛氏藏书”印章。他的所有藏书上均盖有这枚藏书印章。书中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三角、叉等符号满目都是。因为收藏、了大量古籍，毛泽东无论是讲话还是写文章都喜欢引经据典，达到了信手拈来、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

我国许多藏书家的乐趣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图书上，他们还喜欢在新获图书上盖一方自己的印章，以表达个性情志。明代藏书家祁承的藏书印章是：“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不仅流露出了爱书之情，而且表达了读书之乐。清人《榆园丛书》作者许益斋，其藏书印文深含哲理：“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益可喜。”其藏书观、珍书情，更显境界高雅。与藏书章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藏书票”。它是一种小小的标志，以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是读书人爱书、藏书的标志，被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魂”、“书海之帆”等。

世界上第一枚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是由德国人设计制作的，迄今已有550年的历史。这枚藏书票的画面是一只嘴里衔着野花的刺猬，上面写着“慎防刺猬一吻”。接着，藏书票传入英国、法国及美洲大陆。17世纪后，收藏和交换藏书票成为一种时尚。随着艺术品收藏的兴起，各国先后成立了藏书票协会。藏书票的产生虽然比邮票早300年左右，但与邮票类似的是，它从出现之日起，就演变为收集和收藏的对象，甚至有时它的收藏功能已经盖过了藏书的标志功能。原因是，藏书票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的特质，它图文并茂，色彩斑斓；小小票面不仅可以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画种和制作方法，变化无穷，趣味无限。

藏书票在20世纪初传入日本,大约20世纪30年代初传入我国。其实，在此之前，一些传教士、西方学者和外交官就已经将藏书票随书籍带到了中国（上海图书馆有收藏证明）。我国现今发现的第一枚藏书票大约出自1914年，它是中国台湾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发现并收藏的。该枚藏书票贴在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上，印有“关祖章藏书”字样，画面是在满壁皆书的书房里，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正在搜索图书，秉烛展卷。在辞典的扉页上，还用钢笔写有如下英文字句：“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号，伦斯勒工艺学校，1914年9月26日。”该枚藏书票用西方引进的木刻技法，构图又完全是中国古典传统风格，极具收藏价值。

因为藏书票不仅具有艺术欣赏功能，更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所以很多藏书家和艺术家都喜欢收藏、制作藏书票。鲁迅先生就很关注藏书票，曾托日本友人从日本购买过，现在，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还珍藏着鲁迅先生收藏的各国和中国早期藏书票。鲁迅先生对藏书票的迅速普及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文学人藏书票“凤凰”便产生于30年代的上海。它是由著名作家叶灵凤，于1933年亲手绘稿刻印的。他思想进步，和诗人郁达夫等人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并开始注意和推介藏书票。亲手制作了这枚书票印出后，他寄赠书票给日本友人太田临一郎。后来李桦、赖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受其影响，也积极制作藏书票。可见这枚书票有史料和艺术双重价值。

由爱书而藏书，由藏书而有藏书票，由藏书票而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并培育出一支收藏爱好者队伍。如今，中国的藏书票已普及全国、走向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余秋雨先生在《收藏昨天》中提到“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

是一种情托起了藏书票，这种情便是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和对书籍的热爱。现实生活中的很多读书人，一不小心便沦为藏书人，虽然他们常常有书不读，却能专注于藏书，所以想要得到好书很难。历史上只藏书不读书的人有不少，登峰造极的莫过于天一阁的主人范氏子孙，他们甚至把藏书作为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钱绣芸，一位为了能到天一阁里看书而不惜嫁给范氏家人的伟大女性，最终只能因为其家族保守先祖遗产的严格条款规定而郁郁终老。1673年，黄宗羲成为范氏家族允许登楼查看其藏书的第一人，此后范氏家族也改变了其规定：只要是具有真正大学问的人便可以入阁观书。

在我们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中，有时候，精神文化是很难得以传承的。精神较于物质让人更难以坚持。书籍，在中华民族有了文明史以来，就成了保存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的工具。它的流传，比人的繁衍有时候还要困难。因为，除了保证不因人为的破坏而中断以外，还需要一种极其坚强的毅力和精神。范钦一家围绕创办天一阁的故事，让我们领悟到，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是人要具有一种文化精神。

精神是构成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没有精神，再多的文化也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存在了，也会消失和毁灭，只有精神才能使它永远存在，并受到它的滋润。

独立自由之思想

◎兴衰荣辱的书院

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

——《千年庭院》

对于学生受教育的地方，我国的最初称谓是校、庠、序、学。《孟子·滕文公》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校之称由此而来。书院，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兴起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为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书院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含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由私人创建，没有政府的认可与资助，与官办高等学府在许多方面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几千年的教育制度，在各代虽略有差异，但其特征却一脉相承，从其组织结构和办学方式来看，主要分为：官学与私学。西周奴隶社会的官学是由国家政权机关主办，高度集中的，“学在官府”是其传统，维护“学术官守”的传统。此时的官学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经济基础上，它的社会阶级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教育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私学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私学是私人根据社会或个人需要而设立的，分散的，特点是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促进了学术的下移。孔子在创办私学方面可以说是留芳千古。孔子重视教育，拥有弟子三千、门生贤人七十二，还在曲阜杏坛讲学，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余秋雨先生曾说“天下最大的学校，一定是孔子创办的那一所。”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打破了文化知识为贵族专属的局面，将文化知识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孔子兴办的私学，可说是书院教育的雏形。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早已是学界定论。在中国历史上，宦海浮沉，升迁不定，进入仕途的文人们常常进退难测，不仅要具备激流勇进的精神，也要有消极恬退的思想准备。当他们失意，或不满时政时，既想坚持“志于道”，又渴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于是儒释道的观念左右他们走进山水，读书著述，随性所致。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逐渐形成习业山林的风气，深山幽谷***现了一些私人隐居、读书治学的地方。从地方志来看，书院最早出现于唐太宗时期，如大将军李靖在山东读书和研习兵法的书院。从官方的文献记载看，则始于中期唐玄宗时代开设的东西二都丽正、集贤书院。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在五代末期，已经形成了具有聚众讲学性质的书院，庐山国学，也称白鹿国庠就是代表，地址在江西庐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当时书院就已有私人办与官方办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