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依仗一支笔，无论从立意、构图还是题诗、落款都充分表达了他对国破家亡的难言陷痛和悲愤凄凉的心境，同时宣泄著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他曾作《牡丹孔雀图》题有一诗：“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画面为二只丑陋孔雀，尾拖翎毛三条，站于不稳的石土，以讽刺清王朝。另外他的落款也是独具风格，含意深刻，题时将“八”与“大”、“山”与“人”紧联起来，写成“哭之”或“笑之”的形象，寓有哭笑不得之意，表达了他愤世嫉俗，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余秋雨先生曾因此呼吁如今的画家：“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进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

朱耷的书法也是独树一帜，成就极高。山水画大师黄宾虹曾认为朱耷“书法第一，画第二”。朱耷的书法早年学欧阳洵的楷书，行书师黄庭坚、米芾、董其昌，后又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书，晚年善用秃笔，线条粗细均匀，布置大小参差，流畅圆润，刚劲内敛，处处表现出傲岸不驯的笔致情态。他的简笔写意花鸟画，以独特的面貌，开一代新风。他的书法亦与他的绘画风格相似，极为简练，其在许多绘画作品上的款跋，相当精彩奇巧。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会用款书云补其意。八大山人也能诗，所以他的画即使画得不多，题上自己随兴发挥的诗，意境也就充足了。

朱耷的书画对后人影响深远，郑板桥、张大千、齐白石、潘天寿、弘一等均受其熏染。郑板桥曾题过这样的诗句评价朱耷的书画：“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水多”。可见，朱耷的艺术格调已是超越了“崇形”和“求神”，而达到了“追意”的境界了。余秋雨先生在《艺术创造论》中说过“杰出的艺术，必须超越对真实的追索（让科学沉浸在那里吧），也必须超越对善恶的裁定（让伦理学和法学去完成这个任务吧），而达到足以鸟瞰和包容两者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中心命题就是人生的况味”。

朱耷的艺术风格，至今仍是中国画坛上的一个高峰。由于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后人临摹较多，其中以张大千临摹水平最高，许多作品几可乱真，并骗过了不少鉴定家，有的作品至今还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珍藏。

穿过历史的时空隧道，仿佛看见一身道士打扮、脸色清癯的朱耷静坐于团蒲，焚香净气，“图书自仙室，山斗望南都”，“谈吐趣中皆合道，文辞妙处不立禅”。朱耷奇特的人生遭遇和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性灵，是其独特绘画风格形成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是后人仰慕、怀念他的主要原因。

六百年吴韵流长

◎来自苏州的笛声

一个民族艺术精神常常深潜密藏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通向这个的神秘的地下世界需要有一些井口。

——《笛声何处》

音乐是个奇妙的东西，不管你走到哪里，一首你曾经听过的曲子，立刻会把你带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音乐是你记忆的航标，它可以使你直达目的地，不需要过渡，不需要准备，一下子就会唤起你心灵深处的东西。《诗经·国风》载有：“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可见在当时歌曲就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几年前，余秋雨先生曾出过一本书，叫做《笛声何处》。余秋雨先生说，当听说昆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时，“我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来自苏州的笛声”，“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让我们这位文化大师如此激动不已，又是怎样的一段历史，缔造了这传承六百载“来自苏州的笛声”？

发源于江苏昆山，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许多地方的剧种，如晋剧、赣剧、川剧、越剧、粤剧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的哺育和滋养。大型纪录片《昆曲六百年》中说到：“世界上很多伟大的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戏剧。这些雅乐往往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与自信的源泉。而我们民族的雅乐是什么呢？”毋庸置疑，昆曲便是首选。在曾经六个多世纪里，昆曲作为前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既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看如花美眷，度似水流年”的生活方式。

昆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集文学性、艺术性、舞台表演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她的美像是风干的花，精致而又脆弱，脉络完整，却并不鲜活；她像是老宅子里寻出的传家璧玉，蒙着尘埃，清凉温润，却有着彻骨的孤寂。覆盖过大半个中国的昆曲艺术有诸多分支，也有诸多称谓，如昆腔、昆曲、昆剧等，三者虽“形相似，意相近”但并不完全相同。它们代表昆曲艺术形成的三个特定的发展阶段。

宋、元以来，中国戏曲有南、北之分，南曲在不同地方唱法也不一样。早在14世纪中叶的元末明初，昆腔作为南曲声腔的一个流派产生于江苏昆山，此时的昆腔也叫昆山腔。元末，顾坚等人把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南曲原有腔调加以整理和改进，融合浓郁的乡音俗调与高雅的古赋南辞，称之为“昆山腔”，为昆曲之雏形。此时的昆腔一花独放，独领风骚，风靡大江南北，其唱调充满着吴侬软语的韵味，具有鲜明的江南地方特点。

明朝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为了打破昆腔“止行于吴中”的局限，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吸取了海盐腔、弋阳腔等南曲的长处，发挥昆山腔自身流丽悠远的优势，又吸收了北曲结构严谨的特点，运用北曲的演唱方法，以笛、箫、笙、琵琶的伴奏乐器，造就了一种细腻优雅，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水磨调”，通称昆曲，使濒临衰落的昆腔迎来了新生。昆曲以散唱为主，由文人制词，为当时文人所习唱的一种清雅之曲。

到万历（公元1572—1620年）末年，由于昆班的广泛演出活动，昆曲经扬州传入北京、湖南，跃居各腔之首，成为传奇剧本的标准唱腔：“四方歌曲必宗吴门”。明末清初，昆曲又流传到四川、贵州和广东等地，发展成为全国性剧种。和魏良辅同时代的昆山巴城人梁辰鱼将比较单调的唱曲形式发展成生动活泼的演剧形式。他率先编创传奇《浣纱记》，将昆曲运用到戏剧情节的演绎中，创立了各种行当角色，赋予了昆曲演唱以更大的魅力。昆曲的演唱本来是以苏州的吴语语音为载体的，但在传入各地之后，便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衍变出众多的流派，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昆曲腔系，成为了具有全民族代表性的戏曲。

可见，最初的昆腔是顾坚创立的散唱形式，后来的昆曲是魏良辅改良的清唱形式，随后的昆剧是梁辰鱼创用的演唱形式。昆腔的古老、昆曲的新鲜、昆剧的丰满，三者各有具体所指，不能混用。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昆曲取代了昆腔，昆剧又包容了昆曲。三个阶段一脉相承，承继发展，旋律形态从简陋到细腻，歌咏形式从清唱到演唱，构成了昆曲艺术源远流长的历史。

昆曲艺术是一门包括文字﹑语言﹑诗词﹑音乐﹑歌唱﹑舞蹈、美术等诸方面的综合性艺术。听她，仿佛呼吸着古老的空气，微微带有粉尘的味道，却又清澈明丽。看她，仿佛品味着一本纸业发黄的旧书，虽然字迹斑驳，却又美丽动人。她的魅力在于古老，在于传统，在于中华文明在其中的凝聚和闪现。所以我们应该去保护她，拂开尘埃，探寻其远逝的精神。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一个有经典、能成熟地、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民族，是能不断抵御外来侵略，能吸收外来的营养壮大自己的。反之，没有这种自觉的民族虽然也有民族精神，但他很容易被其它民族所吞并、所压迫，直到这个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完全消失。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也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但是，近些年来民族经典艺术在国人心灵上的失落，整个社会对民族经典艺术的冷漠，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余秋雨先生曾与他所敬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对于昆曲之美做过一次长篇对谈。当白先生介绍苏州昆剧团的演员和剧目时，如家人捧持家珍示客，这让余秋雨先生自感惭愧，说道“我们常常与珍宝相邻咫尺而不知相护相守”。

如今的昆曲给人一种“危机四伏”之感，主要来源有二：一是来自于整个社会对昆曲艺术缺乏认识，缺乏给予其应有的礼遇和尊重；二是来自于从业人员内部对这一民族经典艺术在认识上的漠然和敬业精神的削弱。其中，后者对昆曲生存所形成的危机比前者更直接、更致命。

对昆曲艺术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文化传统的保护，是对已经破坏了的文化心理的建设，而不只是对一种技艺的救助。对此，我国戏剧理论家张庚先生曾说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才有这个问题，可以说，它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难题。文化传统越悠久，解决这个课题的难度就越大。而且，对待的态度也大都有一个过程”。

没有一种对文化的生态保护的建设，就不可能真正保护这种文化。特别是经过漫长历史文化的沉积，昆曲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狭隘的地域性格，以它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丰厚的文化含量而成为民族戏曲的典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代表。这种代表性并不会因为它在今天流播地域的收缩而消解和丧失。相反，在这颇显悲怆的文化氛围中，昆曲获得了庄严的生命绵延，它虽然躲在灯火阑珊的角落里而远离了大众，却不能敛止自身魅力像子夜丁香般浓郁发散。

◎昆曲京剧余韵香

中国戏剧文化中不少大气磅礴的忠烈之所以对于历史的前进没有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强烈的反抗力度出自于产生黑暗势力的同一思想源泉。

——《笛声何处》

几乎没有哪个封建王朝能够如昆曲艺术一样，传承六百年，正如《霸王别姬》中所说，不管哪朝哪代，主子都要听戏。这虽是对于京剧来说的，但这有着“百戏之祖”的昆剧，可是对京剧、越剧、黄梅戏等许多剧种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